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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夏传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每一代的学人都在推动学术的进步和创新。
本书本来是邹其昌博士的学位论文。他在答辩之前曾将打印稿寄给我看，我立即被他的选题和创新精神所吸引，对其给予了好评。答辩通过后，他将原稿修订付梓，来函嘱我作序，我当然乐于执笔。
朱熹是八百年来对中国文化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他的《诗集传》是《诗经》诠释史上里程碑式的名著，元、明、清三个朝代读书人必读的权威性读本。在20世纪一百年之中，研究朱子学和研究《诗集传》的论著难以数计，各有学术上的贡献。然而，对朱子美学思想及其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定位，学术界的关注还不够。据统计，20世纪(诗经)研究文献5600余目，其中研究朱熹诗经诠释美学的极少。还有的学者认为，朱熹学说的理论基础是理学，违背自然人性，从根本上是反美学的，所以《诗集传》的美学研究一直相当薄弱。其实，朱熹的《诗集传》、《楚辞集注》、《周易本义》等诠释著作及一些言论，都表现了丰富的美学思想，并在几百年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需要进行细致深入的系统研究和科学的总结。邹其昌博士的这本书，以《诗集传》的诠释美学为基点切入朱熹美学理念的探讨，并进而考察其历史影响，这个选题还没有人做过，所以很值得朱子学和诗经学的学者注意。
《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有着重要的审美价值。孔子总结《诗》的功用的“兴、观、群、怨”说，以及他的“美、善、文、质”理论，是对他以前艺术功用的概括，为中国古典美学观念、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朱熹的经典诠释则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他立足于《诗经》本身所具有的审美意蕴和孔子的美学理念，努力适应他的时代儒、释、道审美精神的合一趋势，将中国传统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邹其昌博士具体地论证了朱熹的诗经诠释美学的“以《诗》说《诗》”、“感物道情”、“讽诵涵泳”以及“性情中和”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本书对朱熹美学思想的内涵及其在美学史上的定位，都有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表现出可喜的学术创新精神，值得一读。
本书是研究朱熹美学思想的一个良好的起点，由于著者是从朱熹的《诗经》诠释切入本题的，所以还留给我们继续研究的广大空间。我们一方面可以对朱子全部经典诠释(如《楚辞集注》、《周易本义》、《四书章句集注》)及有关论说再作进一步研究；一方面还可以研究朱子美学思想对后世美学理论以及明清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这样，我们对朱子美学思想及其历史作用会有更全面的、充实的认识。当然，这两个方面的全部深入的研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许多人的努力，不应该对限时的学位论文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过，从本书的论证逻辑和创造性思维来看，邹其昌博士是有这个能力的，希望他继续研究，就这个课题再写出第二本书、第三本书……。
在现代诗经学领域，这是比较系统地研究《诗集传》美学的第一部专著，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诗经》美学的研究。据我所知，有些博士学位论文已经有这样的选题，如《毛诗正义美学研究》等等，都在开拓新的研究项目，同样表现出可贵的创新和探索精神。在《诗经》美学这个领域，我们的新一代学者是大有可为的。
八旬老叟，眼花手颤，甫自境外归来，尊嘱作序如上，愿以寥寥文字，为年轻一代学者当拉拉队员，呼喊“加油”，祝他们勇者胜，前程似锦!
2003年12月于思无邪斋
序二
陈望衡
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一般来说，研究者比较注意到他的理学，而对于他的美学思想不太重视，甚至因为他提出“文从道出”，而对他的美学思想评价不高。其实，朱熹的美学思想相当丰富，而且相当深刻。他一方面全面地继承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吸收道家的美学思想，熔铸于一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相当可贵的美学思想，将中国古典美学推进了一步。
邹其昌博士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原本想系统地全面地梳理朱熹的美学思想，后来发现，这个工程过于浩大，转而集中研究朱熹的《诗经》诠释学，试图从这个角度去开掘朱熹的美学思想，这个做法是妥当的，也果然取得了成功。
众所周知，《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相当显赫。它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美学与中国诗学的重要源头，由于孔子参与了这部诗集的整理工作，并且发表了一些重要言论，引起了汉儒的特别重视，对它的研究，遂成为一门重要的显学。由于统治阶级的特别重视，《诗经》晋升“五经”之阶，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这样，一部文学作品遂成为全民思想教育的教材，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跻身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诗经》的这种现象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重要特征，那就是官方主流，政教首位，道德核心。这种特征也影响到了文学艺术，进而影响到美学。实际上，中国古典美学尽管有属于美学学科本身的特质，但并没有摆脱这种官方主流、政教首位、道德核心的状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一直认为，中国古典美学有两条线：一条主要以儒家思想为基础，重政教伦理；一条以道家思想为基础，重自然情性。前者为骨，后者为肉，合而为一，形成中国古典美学的生命。
朱熹作为中国古典文化高峰——理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合一、儒为骨干、道为血肉的特点。他对《诗经》的诠释所突出表现出的美学思想同样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诗经》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以《序》说《诗》与以《诗》说《诗》，是中国美学内部上面所说的两条线的交锋，具体地说，是将《诗经》(在未成为“经”前是一部诗歌集)看成是治国教民的教材，还是将它看成是一部审美抒情的文学作品?邹其昌的这部著作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梳理了这样一种斗争的过程，展现了中国古典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这种矛盾及其统一。
所谓以《序》说《诗》，是说以《毛诗序》所奠定的以政教伦理说诗的路子去认识《诗经》。这种体系，不只是为《诗经》作序的毛亨一人完成的，据说，毛亨作传、毛亨与子夏共同作序(亦说是卫宏作序)、郑玄作笺、孔颖达作疏，最后成就了《毛诗正义》。这种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以政教伦理为读诗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具体来说，一是以论说《诗》，即将诗中所体现的思想情感归到政治伦理上，一是以史说《诗》，将诗中所说的故事一一从历史上找根据，印证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重要事件。所谓以《诗》说《诗》，就是还诗原本为民歌的本来面目，其主要功能是反映当时人们的生活面貌与思想情感，满足审美的需要。
在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朱熹主要持以《诗》说《诗》的态度。这是有根据的。首先，朱熹的确表露过对以《序》说《诗》的不满，他说：“某自二十岁进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时，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其次，朱熹明确说过要“以诗说诗”。而且，在对《诗经》的具体解释上，他的确有不少突破以《序》说《诗》的地方。这些在邹其昌的这部著作中有充分的展示，邹所强调的也是这一方面的意义。我完全赞同这些论述。我要补充的是，朱熹并不彻底否定“以序说诗”，虽然他对“以序说诗”有过批评，但是在实际的说《诗》中，他试图将“以序说诗”与“以诗说诗”统一起来。朱熹的这种想法集中体现在他的《诗集传序》之中。朱熹说：
或有问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不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作也。”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以形有是非。唯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言皆足以为教。其所感之杂，而所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
朱熹的思想很清楚，他从人性出发来谈诗的本质与功能：人性本为“静”，动则为“欲”。有“欲”就有“思”，有“思”就有“言”，言之不足，就发于“咨嗟咏叹”之类的情感，既有情感，就必有“自然之音响”来表达，于是产生诗。朱熹强调“言”与“自然之音响”的区别。这是颇有创意的。诗其实也用语言表达，但诗的语言从本质上属于“自然之音响”，是抒情的。而言，从本质上看是人造的符号，是说理的。将诗的本质定位于用“自然之音响”来表达情感，说明朱熹深深认识到诗的审美本质，这是难能可贵的。
此为一方面，另一方面，朱熹又“心之所感有邪正”，“有是非”，得出诗仍然有正邪是非问题，关涉到政治伦理，不只是抒情而已，于是就提出“教”。诗教当然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须“圣”人或“上之人”方行。朱熹认为《诗经》有一部分诗明显地具有“教”的功能，并且指出，孔子“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就是为了“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为恶者戒焉”。
朱熹还进一步举《诗经》中的主体部分“风”诗为例，他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风”分两部分，一部分为《周南》、《召南》，这部分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所以称之为“正经”。而此外的“风”则“邪正是非之不齐”，“先王之风于此焉变矣，”称之为“变风”。除“风”有“变”外，“雅”也有“变”，称之为“变雅”。对于这部分诗歌，朱熹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
这样说来，诗有“教”的功能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并不是强加给诗的。朱熹虽然没有明确将诗的抒情功能与政教功能的地位做一个哲理上的区分，但是，从他的行文中，还是可以看出，诗的抒情功能是本，政教功能是从这个本上派生出来的功能。也许在现实生活中，诗的政教功能有时大于它的抒情功能，但并不能改变诗的本质是抒情的。凡诗都是抒情的，但不是所有的诗都具有政教的功能。《诗经》足以说明这一点。
朱熹持论是平允的，他的学识、他的修养，使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取中庸之道。他对《诗经》的诠释足以证明这一点。中国古典美学鲜有走极端者，对于文学艺术，纯审美与纯教化的观点都不可能存在，只是偏重、强调有所不同而已。
朱熹的美学于中国古典美学具有典范的意义。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欣赏赞成邹其昌博士的研究，并对他所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的肯定。邹作为我的学生，我不便对他的著作中的成就做过多的评价，只是借这篇序申述我对朱熹美学的一点理解，就教于方家。
是为序。
2003年11月于武汉大学珞珈山天籁书屋
序三
谌兆麟
邹君寄来其博士学位论文《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并附信告知已列入商务印书馆出版计划，嘱我为序。
我见此书名，心想邹君或因曾攻读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硕士学位于朱熹当年讲学之所岳麓书院之侧，对朱熹素存景仰之情，故转而研究其著述。又忆邹君所著硕士学位论文《王阳明美学思想初探》，于答辩之时，因其能张皇幽眇，自出机杼，勇于开拓创新，曾博得与会评委的一致赞许。今续而为朱熹美学思想研究，知其锐意于美学界少有人涉足的宋明理学家美学思想研究领域，有所建树，可谓“能自树立、不因循者”。
朱熹著述宏富，卷帙浩繁，不仅建构了庞大的理学体系，同时也包蕴了丰富的美学思想。加之朱熹又不但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还是一位诗人，并于诗学方面颇多建树。邹君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精心择取朱熹对《诗经》的诠释为切入点，发掘其美学思想，并将其美学思想置于其整个理学体系中加以探讨，以务实求创新，这是颇值得当今学者取法的。“论如析薪，贵能破理”。邹君精研朱熹对《诗经》的诠释，加以笼圈条贯，分别从“以诗说诗”、“感物道情”、“讽诵涵泳”、“性情中和”诸方面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探赜钩深，详加辨析，揭橥朱熹关于诗经诠释学的审美方法论、审美创造论、审美鉴赏论、审美目的论，深得朱熹诗学和美学思想精髓，而在论析过程中，又可谓“师心独见，锋颖精密”，堪称论之英也。
当我观览邹君博士论文之际，又承惠赠新著《中国美学与艺术学探微》，可见其著述之勤。所谓“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以邹君之勤奋与锐思，自当精进于学术之林而多所建树。
是以为序。
2003年12月29日书于岳麓山居
夏传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每一代的学人都在推动学术的进步和创新。
本书本来是邹其昌博士的学位论文。他在答辩之前曾将打印稿寄给我看，我立即被他的选题和创新精神所吸引，对其给予了好评。答辩通过后，他将原稿修订付梓，来函嘱我作序，我当然乐于执笔。
朱熹是八百年来对中国文化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他的《诗集传》是《诗经》诠释史上里程碑式的名著，元、明、清三个朝代读书人必读的权威性读本。在20世纪一百年之中，研究朱子学和研究《诗集传》的论著难以数计，各有学术上的贡献。然而，对朱子美学思想及其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定位，学术界的关注还不够。据统计，20世纪(诗经)研究文献5600余目，其中研究朱熹诗经诠释美学的极少。还有的学者认为，朱熹学说的理论基础是理学，违背自然人性，从根本上是反美学的，所以《诗集传》的美学研究一直相当薄弱。其实，朱熹的《诗集传》、《楚辞集注》、《周易本义》等诠释著作及一些言论，都表现了丰富的美学思想，并在几百年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需要进行细致深入的系统研究和科学的总结。邹其昌博士的这本书，以《诗集传》的诠释美学为基点切入朱熹美学理念的探讨，并进而考察其历史影响，这个选题还没有人做过，所以很值得朱子学和诗经学的学者注意。
《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有着重要的审美价值。孔子总结《诗》的功用的“兴、观、群、怨”说，以及他的“美、善、文、质”理论，是对他以前艺术功用的概括，为中国古典美学观念、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朱熹的经典诠释则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他立足于《诗经》本身所具有的审美意蕴和孔子的美学理念，努力适应他的时代儒、释、道审美精神的合一趋势，将中国传统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邹其昌博士具体地论证了朱熹的诗经诠释美学的“以《诗》说《诗》”、“感物道情”、“讽诵涵泳”以及“性情中和”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本书对朱熹美学思想的内涵及其在美学史上的定位，都有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表现出可喜的学术创新精神，值得一读。
本书是研究朱熹美学思想的一个良好的起点，由于著者是从朱熹的《诗经》诠释切入本题的，所以还留给我们继续研究的广大空间。我们一方面可以对朱子全部经典诠释(如《楚辞集注》、《周易本义》、《四书章句集注》)及有关论说再作进一步研究；一方面还可以研究朱子美学思想对后世美学理论以及明清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这样，我们对朱子美学思想及其历史作用会有更全面的、充实的认识。当然，这两个方面的全部深入的研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许多人的努力，不应该对限时的学位论文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过，从本书的论证逻辑和创造性思维来看，邹其昌博士是有这个能力的，希望他继续研究，就这个课题再写出第二本书、第三本书……。
在现代诗经学领域，这是比较系统地研究《诗集传》美学的第一部专著，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诗经》美学的研究。据我所知，有些博士学位论文已经有这样的选题，如《毛诗正义美学研究》等等，都在开拓新的研究项目，同样表现出可贵的创新和探索精神。在《诗经》美学这个领域，我们的新一代学者是大有可为的。
八旬老叟，眼花手颤，甫自境外归来，尊嘱作序如上，愿以寥寥文字，为年轻一代学者当拉拉队员，呼喊“加油”，祝他们勇者胜，前程似锦!
2003年12月于思无邪斋
序二
陈望衡
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一般来说，研究者比较注意到他的理学，而对于他的美学思想不太重视，甚至因为他提出“文从道出”，而对他的美学思想评价不高。其实，朱熹的美学思想相当丰富，而且相当深刻。他一方面全面地继承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吸收道家的美学思想，熔铸于一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相当可贵的美学思想，将中国古典美学推进了一步。
邹其昌博士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原本想系统地全面地梳理朱熹的美学思想，后来发现，这个工程过于浩大，转而集中研究朱熹的《诗经》诠释学，试图从这个角度去开掘朱熹的美学思想，这个做法是妥当的，也果然取得了成功。
众所周知，《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相当显赫。它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美学与中国诗学的重要源头，由于孔子参与了这部诗集的整理工作，并且发表了一些重要言论，引起了汉儒的特别重视，对它的研究，遂成为一门重要的显学。由于统治阶级的特别重视，《诗经》晋升“五经”之阶，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这样，一部文学作品遂成为全民思想教育的教材，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跻身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诗经》的这种现象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重要特征，那就是官方主流，政教首位，道德核心。这种特征也影响到了文学艺术，进而影响到美学。实际上，中国古典美学尽管有属于美学学科本身的特质，但并没有摆脱这种官方主流、政教首位、道德核心的状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一直认为，中国古典美学有两条线：一条主要以儒家思想为基础，重政教伦理；一条以道家思想为基础，重自然情性。前者为骨，后者为肉，合而为一，形成中国古典美学的生命。
朱熹作为中国古典文化高峰——理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合一、儒为骨干、道为血肉的特点。他对《诗经》的诠释所突出表现出的美学思想同样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诗经》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以《序》说《诗》与以《诗》说《诗》，是中国美学内部上面所说的两条线的交锋，具体地说，是将《诗经》(在未成为“经”前是一部诗歌集)看成是治国教民的教材，还是将它看成是一部审美抒情的文学作品?邹其昌的这部著作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梳理了这样一种斗争的过程，展现了中国古典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这种矛盾及其统一。
所谓以《序》说《诗》，是说以《毛诗序》所奠定的以政教伦理说诗的路子去认识《诗经》。这种体系，不只是为《诗经》作序的毛亨一人完成的，据说，毛亨作传、毛亨与子夏共同作序(亦说是卫宏作序)、郑玄作笺、孔颖达作疏，最后成就了《毛诗正义》。这种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以政教伦理为读诗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具体来说，一是以论说《诗》，即将诗中所体现的思想情感归到政治伦理上，一是以史说《诗》，将诗中所说的故事一一从历史上找根据，印证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重要事件。所谓以《诗》说《诗》，就是还诗原本为民歌的本来面目，其主要功能是反映当时人们的生活面貌与思想情感，满足审美的需要。
在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朱熹主要持以《诗》说《诗》的态度。这是有根据的。首先，朱熹的确表露过对以《序》说《诗》的不满，他说：“某自二十岁进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时，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其次，朱熹明确说过要“以诗说诗”。而且，在对《诗经》的具体解释上，他的确有不少突破以《序》说《诗》的地方。这些在邹其昌的这部著作中有充分的展示，邹所强调的也是这一方面的意义。我完全赞同这些论述。我要补充的是，朱熹并不彻底否定“以序说诗”，虽然他对“以序说诗”有过批评，但是在实际的说《诗》中，他试图将“以序说诗”与“以诗说诗”统一起来。朱熹的这种想法集中体现在他的《诗集传序》之中。朱熹说：
或有问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不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作也。”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以形有是非。唯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言皆足以为教。其所感之杂，而所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
朱熹的思想很清楚，他从人性出发来谈诗的本质与功能：人性本为“静”，动则为“欲”。有“欲”就有“思”，有“思”就有“言”，言之不足，就发于“咨嗟咏叹”之类的情感，既有情感，就必有“自然之音响”来表达，于是产生诗。朱熹强调“言”与“自然之音响”的区别。这是颇有创意的。诗其实也用语言表达，但诗的语言从本质上属于“自然之音响”，是抒情的。而言，从本质上看是人造的符号，是说理的。将诗的本质定位于用“自然之音响”来表达情感，说明朱熹深深认识到诗的审美本质，这是难能可贵的。
此为一方面，另一方面，朱熹又“心之所感有邪正”，“有是非”，得出诗仍然有正邪是非问题，关涉到政治伦理，不只是抒情而已，于是就提出“教”。诗教当然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须“圣”人或“上之人”方行。朱熹认为《诗经》有一部分诗明显地具有“教”的功能，并且指出，孔子“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就是为了“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为恶者戒焉”。
朱熹还进一步举《诗经》中的主体部分“风”诗为例，他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风”分两部分，一部分为《周南》、《召南》，这部分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所以称之为“正经”。而此外的“风”则“邪正是非之不齐”，“先王之风于此焉变矣，”称之为“变风”。除“风”有“变”外，“雅”也有“变”，称之为“变雅”。对于这部分诗歌，朱熹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
这样说来，诗有“教”的功能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并不是强加给诗的。朱熹虽然没有明确将诗的抒情功能与政教功能的地位做一个哲理上的区分，但是，从他的行文中，还是可以看出，诗的抒情功能是本，政教功能是从这个本上派生出来的功能。也许在现实生活中，诗的政教功能有时大于它的抒情功能，但并不能改变诗的本质是抒情的。凡诗都是抒情的，但不是所有的诗都具有政教的功能。《诗经》足以说明这一点。
朱熹持论是平允的，他的学识、他的修养，使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取中庸之道。他对《诗经》的诠释足以证明这一点。中国古典美学鲜有走极端者，对于文学艺术，纯审美与纯教化的观点都不可能存在，只是偏重、强调有所不同而已。
朱熹的美学于中国古典美学具有典范的意义。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欣赏赞成邹其昌博士的研究，并对他所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的肯定。邹作为我的学生，我不便对他的著作中的成就做过多的评价，只是借这篇序申述我对朱熹美学的一点理解，就教于方家。
是为序。
2003年11月于武汉大学珞珈山天籁书屋
序三
谌兆麟
邹君寄来其博士学位论文《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并附信告知已列入商务印书馆出版计划，嘱我为序。
我见此书名，心想邹君或因曾攻读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硕士学位于朱熹当年讲学之所岳麓书院之侧，对朱熹素存景仰之情，故转而研究其著述。又忆邹君所著硕士学位论文《王阳明美学思想初探》，于答辩之时，因其能张皇幽眇，自出机杼，勇于开拓创新，曾博得与会评委的一致赞许。今续而为朱熹美学思想研究，知其锐意于美学界少有人涉足的宋明理学家美学思想研究领域，有所建树，可谓“能自树立、不因循者”。
朱熹著述宏富，卷帙浩繁，不仅建构了庞大的理学体系，同时也包蕴了丰富的美学思想。加之朱熹又不但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还是一位诗人，并于诗学方面颇多建树。邹君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精心择取朱熹对《诗经》的诠释为切入点，发掘其美学思想，并将其美学思想置于其整个理学体系中加以探讨，以务实求创新，这是颇值得当今学者取法的。“论如析薪，贵能破理”。邹君精研朱熹对《诗经》的诠释，加以笼圈条贯，分别从“以诗说诗”、“感物道情”、“讽诵涵泳”、“性情中和”诸方面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探赜钩深，详加辨析，揭橥朱熹关于诗经诠释学的审美方法论、审美创造论、审美鉴赏论、审美目的论，深得朱熹诗学和美学思想精髓，而在论析过程中，又可谓“师心独见，锋颖精密”，堪称论之英也。
当我观览邹君博士论文之际，又承惠赠新著《中国美学与艺术学探微》，可见其著述之勤。所谓“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以邹君之勤奋与锐思，自当精进于学术之林而多所建树。
是以为序。
2003年12月29日书于岳麓山居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