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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自觉：关于深入拓展中国古代制度
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代前言)
包伟民
一
现代史学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经过近百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的学科体系，关于这个学科各方面都已有了数量可观的论著，成绩显著。值此新世纪之初，如何深入开拓中同史学研究，使之进一步深入，无疑是每一个史学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2000年8月，国内几家宋史研究单位商定，在近年召开一系列小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研究解决宋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动其得到实质性的提高。这一动议得到了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黄宽重所长的支持。当时各方面商定，首先要为研讨会提出几个有深度的、对宋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论题，并接受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的建议，认为首先应该对前一个世纪的学术史作一个回顾与反思，以便在此基础之上展望新世纪学术发展的思路，故确定将“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作为第一次小型研讨会的主题。为了使讨论深入，同时考虑到制度史研究内容较为丰富，又将回顾与展望的侧重面确定在制度史研究方面。此外，有关方面还就研讨会的组织形式提出了几条原则性意见：一是要坚持研讨会围绕议题展开，突出中心；二是要展开思想的交锋，将研讨会办成一个理性学术批评的典范；三是突出研讨会的小型化与年轻化，尤其欢迎研究生参加讨论；四是强调要举办一个自助式的、纯学术性的研讨会，摆脱一切繁文缛节，纠正传统学术研讨会大而无当的弊病。浙江大学作为国内宋代史研究的一个学术中心，承办第一次研讨会，以后几年内每年举办一次这样的研讨会，由国内几家宋史研究中心轮流主办。
2001年11月3日至6日，研讨会如期在风景如画的杭州青山湖畔召开。与会正式代表21名，研究生10余名，分别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及日本与韩国，共提交了高质量论文17篇。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这一次研讨会形式新颖，讨论深入，触及了史学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不仅对宋代历史研究，而且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其他方面都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下文略作归纳，以求教于学界同行。
归纳与会代表所提交论文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宋代制度史研究几个具体侧面的回顾与反思，如行政制度(朱瑞熙)、法律制度(戴建国)、军事制度(曾瑞龙、赵雨乐、汤开建)、科举制度(张希清)、人口制度(吴松弟)、地方行政(苗书梅)、土地制度(林文勋)，财政制度(包伟民)、中枢制度(杨果)、修史制度(刘连开)、递铺制度(曹家启)、胥吏制度(祖慧)及制度改革(李华瑞)等。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宋代的例子，来讨论关于制度史研究的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下文主要从这一方面来阐述。
二
“丛脞纷纭”的制度史研究如何才能深入，并真正地贴近历史的实际，是本次研讨会各位代表提出来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经过近百年的积累，关于宋代制度史研究的论著数量确已十分可观，在各主要方面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学科体系，尤其是近年来论著增长速度更快。但是，正如多数代表所指出的，学术的这种“欣欣向荣”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表现为描述性论著数量的增长，制度阐释的表层的平推与扩展。新的论著所“填补”的“空白”，往往只是人们所熟知的解释模式在另一具体制度侧面的重复。学界的这种现状意味着两方面的困境。其一，平面增长须以充足的史料为基础，当经过近百年的积累，平面增长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的时候，研究者就开始感到论题枯竭的压力了。有一些论题，虽有相当丰富的史料记载，却不易解读，如古代的礼乐制度等，也无法吸引大量研究者。尤其对于新近进入制度史研究领域的学者来说，想要找到一个前人论著不多的“阵地”，已颇感为难。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学术领域的实质性的进展，并不仅仅在于研究成果数量的多寡，而在于我们“对于结构性的体制，对于产生一系列制度的时代之深入理解”。换言之，在于学术认识的创新。“如果我们批评宋代的政策政风，还只痛愤于其因循保守；批评宋代的官僚制度，还只斥责其冗滥与叠床架屋；这与宋代士大夫们的认识相比，究竟有多少提高?相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这实际上是思维方式的倒退。”(邓小南)
问题是：制度史研究如何深入，如何创新?
三
自我质疑、破除陈说或者可为第一步。
这又可以表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首先是在相对宏观的理论层面。人的思维是有惰性的，在目前的史学领域，经过多年的积淀，有着太多的看似不言而喻的推论前提，研究者信手拈来，无需作过多的思考，学术研究本身则变成了证明这些业已成立的“原理”的工具，成为传统的注经式的学究工作。研究者满足于表面符合某些“原理”，而失去深入探究的动力。令人尴尬的是，根据流行的历史哲学体系机械地推论而来的一些结论，常常与历史实际有相当距离。目前以断代史为中心的学科分类，又误导着学者，使得学者们不断地满足于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包伟民举了一个例子：长期以来，研究者根据阶级立场的原则，断言历代专制政府的赋役剥削是不断加重的。存世文献中所见当时文人的一些议论，似乎也支持着这种推断。但如果将关于每一个王朝的这种推论贯穿起来考察，使人看到的是近两千年赋投征发率持续上升的现象，令人很难相信其现实可能性，却又很少有人就此作一认真思考。“或者这就是因为它的‘不言而喻’，使得研究者的思索在这道门槛之前习惯性地停止了。”在赋役制度之外，其他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
第二，在具体制度史研究领域——史学其他领域也一样——有着一些常常被视作其他研究前提的“范式”，其实是需要进一步验证的。邓小南与李立不约而同地举了宋代“祖宗家法”的例子。所谓“祖宗家法”，指宋初赵匡胤等人“惩唐季五代之弊”，形成了诸如“以文制武”、“重文轻武”、“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等国策，将其贯彻到国家制度的各个方面。所谓“祖宗创业垂统，为万世法”。不少学者将其视作不证自明的前提加以运用，在自己的论著中，机械地照搬，“所有史实皆围绕它展开，至于大量相反事实的存在，或是视而不见，或是解释以臆测之语等等。解来解去，不是把历史事实剪裁到自己的框架之中，就是充分发挥历史的‘想象’，弥补观点与事实间的鸿沟，结果矛盾百出，既不自知，又难自拔”(李立)。其实，尽管新王朝的建立为制度更革提供了契机，却并不意味着全新制度的开始。只要我们将考察的目光稍放得长一点，就可以发现以上说法与史实的差距。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基朗、梁太济在研究唐末五代枢密院的渊源及其演变之基础上，先后指出“所谓相权之分割更应是削枢密之权，以实中书之任。换言之，这毋宁是重建中书宰相制度的开始，而非其分割与削弱的肇端”；“(宋初中枢设置)从制度设施来看，是分割宰相军政权的结果；而从枢密院的渊源及其演变来看，实际上又是限制枢密使完全侵夺宰相事权的结果”。遗憾的是，这种自较长时段着眼、切实而非浮泛的考察及其所得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却并未能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宋初设枢密以分宰相之权，仍是关于祖宗家法的“规范认识”。这既让我们看到了陈说的顽固，更使我们认识到破除陈说的必要性。
四
研究方法的改进，往往会给学术研究带来质的进步。制度史的研究也一样。
相对而言，李立的论文更多地倾向于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批判。除前面已经提到的“祖宗之法”(李立将其命名为“观念展现的制度史”)外，他又归纳出了“史料排比法”与“剪贴史学”两种现象。前者指“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采取了类似《通考》或正史志书的叙事手法，往往将性质相同的史料按照时间顺序放在一起排比，有时由于史料本身的不完整性，只要性质相同，就可以混合运用后期的材料说明前代的问题”。他认为这样做的缺点是往往混淆了史料作为证据的两个方面，即可信度与证明力，其结果“仿佛是一座用不同时期的材料构筑而成的奇特建筑物，流于形式又缺乏典型性”。后者指研究者依据古人的观点立论的现象，为古人的观点注疏，将史料重新剪裁组合、证明发挥，所不同的只是这一切都在现代学术规范的论文体的包装中隐藏了起来。他借用柯林武德的话，称这是“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
其他代表的论文大多涉及方法创新的问题，但也各有一些特色。
日本学者平田茂树介绍了近年来日本学术界对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一些新动向，指出日本学术界近年来注重从空间、集团、过程等许多角度来研究政治史，其中他着重推介了以寺地遵教授为代表的“政治过程论”。所谓“政治过程论”，就是站在微观的角度确定政治现象是由什么样的人(主体)，基于什么样的力量源泉，并通过何种过程而发生，针对政治活动中力量的输入和输出进行的动态研究，关于产生政治权力、精英以及领导者的政治过程的研究，特定的政策的形成、决定、实施的过程等研究。总之，是出现了脱离传统的宏观政治学方法，和转向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政治学方法的学术倾向。
其他学者关于改进研究方法改进的论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强调从以往宏观的、静态的、文本主义的、总之是脱离历史实际的制度史，转向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或曰要研究“活的制度”，强调作为“关系”与“过程”的制度(邓小南)；或曰要加强“动态”的制度的研究(杨果、戴建国)；或曰要认识制度的复杂性，认识它的“变迁”、“地方化过程”，认识制度背后的种种关系，要跳出制度阐释的“藩篱”(包伟民)。总之，是转向更贴近历史实际的制度史研究。由此可见，以上学者们的这些建议，若从其强调更细致、更具体的研究取向看，与前述日本学界的学术潮流具有一致性。
在讨论中，还有学者提出，与其强调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还不如关注如何提出问题更来得重要。这就是所谓“问题意识”，即如何提出具有实质意义的、对研究全局具有“牵动”作用的问题。正如李立所指出的：“如果不批判地审查自己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转变观察问题的视角，只是局限在发掘新问题上面，结果很可能是旧瓶装新酒，新问题依然以旧的模式、方法去研究，或是将传统方法略加变化，思路方法的总体趋向没有本质的改变，那么研究难有实质进步”。
五
与会代表还讨论了其他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关于学术规范。与会代表都同意，学术规范是促进学术进步的必不可少的保证，和“推进学术发展的必要手段”。具体而言，所谓学术规范，首先是对学术史的态度问题。包伟民、吴松弟都认为，近年来学术研究低水平重复甚多，“其中原因之一，在于学界未能充分认识到学术史的重要性。学术的组织既未能确立促使学术步步深入的导向，个体研究更少学术史的意识，以致新瓶装旧酒式的‘研究’泛滥”。因为只有确立了明晰的学术史的意识，学界才有可能形成一种“在客观归纳学术发展史的基础之上、不断深入探究的学术风气”，才能激励学者的思索。因此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规范绝不是仅仅是为了确保竞争的公平的“游戏规则”，它更“是一种学术意识，学术境界。它有助于我们寻找本领域的学术前沿，寻找自己的学术起点。它应该充分体现认识演进的过程，反映既有的研究、个人的贡献——包括提出的问题、采用的材料、立论的依据与阐发的方法”(邓小南)。不少代表还指出，建立学术规范不仅仅要依靠研究者的道德自律，更需要在教育、出版、学术机构等各方面建立一整套相应的制度，以实现制度的他律。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与会代表都从具体论题的不同侧面，论述了如何重视史料搜集与正确解读史料的问题，如汉文资料与西夏文资料的整合与对比之于西夏军事史，政府法令、户口籍帐之于人口史，《庆元条法事类》与《吏部条法》之于法律史等等，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更有意义的是，不少论文中还体现出了学者们在处理史料过程中的一种新的思考：如何依凭对当时社会深刻的了解来更准确地解读史料。如曾瑞龙、赵雨乐在分析军事史研究的个案时所说的，今人对宋代佣兵制的批判，很可能受到了文献记载的误导：“一个社会对国防力量的评估通常受到军事信念(military doctrine)的过滤，而这种过滤可能在史料的文本形成时已经发生。儒家的民本论认为一个政权只要得到人民的拥护，便很容易把这种优势转化为军事胜利，这种信念会否成为宋代士大夫对‘寓兵于农’抱有较大期望的文化根源?宋代士大夫对募兵的批评当然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但观乎‘浮浪’、‘游手’之类字眼常被加诸构成士兵的社会成员身上，是否可能同样反映了农业社会对新兴城市人口的偏见?在研究宋代的个案时似乎也要充分预计到这些问题。”此外他们还指出：史家本身所生活的时代，对他们的学术研究也不免有种种影响，“清末民初军阀的军队良莠不齐，品流复杂，会否成为近代史家对募兵制度的负面印象得以进一步加强的背景因素”?诸如此类的思考，的确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此外，代表们讨论了关于学术交流与学术批评的重要性，以及利用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促进学术交流的现实可行性等问题。
2001年杭州宋史专题研讨会的代表们所达到的共识是：史学研究必须从目前相当程度存在的“自主”状态，走向对方法论、论题意义、学术规范有意识的“自觉”。其实，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正是新一代宋代史研究者的一种集体自觉的表现。相信在这次讨论会中体现的这种自觉，必将促使中国历史的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和取得更丰硕的果实。
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代前言)
包伟民
一
现代史学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经过近百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的学科体系，关于这个学科各方面都已有了数量可观的论著，成绩显著。值此新世纪之初，如何深入开拓中同史学研究，使之进一步深入，无疑是每一个史学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2000年8月，国内几家宋史研究单位商定，在近年召开一系列小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研究解决宋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动其得到实质性的提高。这一动议得到了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黄宽重所长的支持。当时各方面商定，首先要为研讨会提出几个有深度的、对宋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论题，并接受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的建议，认为首先应该对前一个世纪的学术史作一个回顾与反思，以便在此基础之上展望新世纪学术发展的思路，故确定将“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作为第一次小型研讨会的主题。为了使讨论深入，同时考虑到制度史研究内容较为丰富，又将回顾与展望的侧重面确定在制度史研究方面。此外，有关方面还就研讨会的组织形式提出了几条原则性意见：一是要坚持研讨会围绕议题展开，突出中心；二是要展开思想的交锋，将研讨会办成一个理性学术批评的典范；三是突出研讨会的小型化与年轻化，尤其欢迎研究生参加讨论；四是强调要举办一个自助式的、纯学术性的研讨会，摆脱一切繁文缛节，纠正传统学术研讨会大而无当的弊病。浙江大学作为国内宋代史研究的一个学术中心，承办第一次研讨会，以后几年内每年举办一次这样的研讨会，由国内几家宋史研究中心轮流主办。
2001年11月3日至6日，研讨会如期在风景如画的杭州青山湖畔召开。与会正式代表21名，研究生10余名，分别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及日本与韩国，共提交了高质量论文17篇。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这一次研讨会形式新颖，讨论深入，触及了史学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不仅对宋代历史研究，而且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其他方面都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下文略作归纳，以求教于学界同行。
归纳与会代表所提交论文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宋代制度史研究几个具体侧面的回顾与反思，如行政制度(朱瑞熙)、法律制度(戴建国)、军事制度(曾瑞龙、赵雨乐、汤开建)、科举制度(张希清)、人口制度(吴松弟)、地方行政(苗书梅)、土地制度(林文勋)，财政制度(包伟民)、中枢制度(杨果)、修史制度(刘连开)、递铺制度(曹家启)、胥吏制度(祖慧)及制度改革(李华瑞)等。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宋代的例子，来讨论关于制度史研究的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下文主要从这一方面来阐述。
二
“丛脞纷纭”的制度史研究如何才能深入，并真正地贴近历史的实际，是本次研讨会各位代表提出来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经过近百年的积累，关于宋代制度史研究的论著数量确已十分可观，在各主要方面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学科体系，尤其是近年来论著增长速度更快。但是，正如多数代表所指出的，学术的这种“欣欣向荣”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表现为描述性论著数量的增长，制度阐释的表层的平推与扩展。新的论著所“填补”的“空白”，往往只是人们所熟知的解释模式在另一具体制度侧面的重复。学界的这种现状意味着两方面的困境。其一，平面增长须以充足的史料为基础，当经过近百年的积累，平面增长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的时候，研究者就开始感到论题枯竭的压力了。有一些论题，虽有相当丰富的史料记载，却不易解读，如古代的礼乐制度等，也无法吸引大量研究者。尤其对于新近进入制度史研究领域的学者来说，想要找到一个前人论著不多的“阵地”，已颇感为难。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学术领域的实质性的进展，并不仅仅在于研究成果数量的多寡，而在于我们“对于结构性的体制，对于产生一系列制度的时代之深入理解”。换言之，在于学术认识的创新。“如果我们批评宋代的政策政风，还只痛愤于其因循保守；批评宋代的官僚制度，还只斥责其冗滥与叠床架屋；这与宋代士大夫们的认识相比，究竟有多少提高?相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这实际上是思维方式的倒退。”(邓小南)
问题是：制度史研究如何深入，如何创新?
三
自我质疑、破除陈说或者可为第一步。
这又可以表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首先是在相对宏观的理论层面。人的思维是有惰性的，在目前的史学领域，经过多年的积淀，有着太多的看似不言而喻的推论前提，研究者信手拈来，无需作过多的思考，学术研究本身则变成了证明这些业已成立的“原理”的工具，成为传统的注经式的学究工作。研究者满足于表面符合某些“原理”，而失去深入探究的动力。令人尴尬的是，根据流行的历史哲学体系机械地推论而来的一些结论，常常与历史实际有相当距离。目前以断代史为中心的学科分类，又误导着学者，使得学者们不断地满足于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包伟民举了一个例子：长期以来，研究者根据阶级立场的原则，断言历代专制政府的赋役剥削是不断加重的。存世文献中所见当时文人的一些议论，似乎也支持着这种推断。但如果将关于每一个王朝的这种推论贯穿起来考察，使人看到的是近两千年赋投征发率持续上升的现象，令人很难相信其现实可能性，却又很少有人就此作一认真思考。“或者这就是因为它的‘不言而喻’，使得研究者的思索在这道门槛之前习惯性地停止了。”在赋役制度之外，其他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
第二，在具体制度史研究领域——史学其他领域也一样——有着一些常常被视作其他研究前提的“范式”，其实是需要进一步验证的。邓小南与李立不约而同地举了宋代“祖宗家法”的例子。所谓“祖宗家法”，指宋初赵匡胤等人“惩唐季五代之弊”，形成了诸如“以文制武”、“重文轻武”、“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等国策，将其贯彻到国家制度的各个方面。所谓“祖宗创业垂统，为万世法”。不少学者将其视作不证自明的前提加以运用，在自己的论著中，机械地照搬，“所有史实皆围绕它展开，至于大量相反事实的存在，或是视而不见，或是解释以臆测之语等等。解来解去，不是把历史事实剪裁到自己的框架之中，就是充分发挥历史的‘想象’，弥补观点与事实间的鸿沟，结果矛盾百出，既不自知，又难自拔”(李立)。其实，尽管新王朝的建立为制度更革提供了契机，却并不意味着全新制度的开始。只要我们将考察的目光稍放得长一点，就可以发现以上说法与史实的差距。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基朗、梁太济在研究唐末五代枢密院的渊源及其演变之基础上，先后指出“所谓相权之分割更应是削枢密之权，以实中书之任。换言之，这毋宁是重建中书宰相制度的开始，而非其分割与削弱的肇端”；“(宋初中枢设置)从制度设施来看，是分割宰相军政权的结果；而从枢密院的渊源及其演变来看，实际上又是限制枢密使完全侵夺宰相事权的结果”。遗憾的是，这种自较长时段着眼、切实而非浮泛的考察及其所得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却并未能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宋初设枢密以分宰相之权，仍是关于祖宗家法的“规范认识”。这既让我们看到了陈说的顽固，更使我们认识到破除陈说的必要性。
四
研究方法的改进，往往会给学术研究带来质的进步。制度史的研究也一样。
相对而言，李立的论文更多地倾向于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批判。除前面已经提到的“祖宗之法”(李立将其命名为“观念展现的制度史”)外，他又归纳出了“史料排比法”与“剪贴史学”两种现象。前者指“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采取了类似《通考》或正史志书的叙事手法，往往将性质相同的史料按照时间顺序放在一起排比，有时由于史料本身的不完整性，只要性质相同，就可以混合运用后期的材料说明前代的问题”。他认为这样做的缺点是往往混淆了史料作为证据的两个方面，即可信度与证明力，其结果“仿佛是一座用不同时期的材料构筑而成的奇特建筑物，流于形式又缺乏典型性”。后者指研究者依据古人的观点立论的现象，为古人的观点注疏，将史料重新剪裁组合、证明发挥，所不同的只是这一切都在现代学术规范的论文体的包装中隐藏了起来。他借用柯林武德的话，称这是“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
其他代表的论文大多涉及方法创新的问题，但也各有一些特色。
日本学者平田茂树介绍了近年来日本学术界对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一些新动向，指出日本学术界近年来注重从空间、集团、过程等许多角度来研究政治史，其中他着重推介了以寺地遵教授为代表的“政治过程论”。所谓“政治过程论”，就是站在微观的角度确定政治现象是由什么样的人(主体)，基于什么样的力量源泉，并通过何种过程而发生，针对政治活动中力量的输入和输出进行的动态研究，关于产生政治权力、精英以及领导者的政治过程的研究，特定的政策的形成、决定、实施的过程等研究。总之，是出现了脱离传统的宏观政治学方法，和转向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政治学方法的学术倾向。
其他学者关于改进研究方法改进的论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强调从以往宏观的、静态的、文本主义的、总之是脱离历史实际的制度史，转向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或曰要研究“活的制度”，强调作为“关系”与“过程”的制度(邓小南)；或曰要加强“动态”的制度的研究(杨果、戴建国)；或曰要认识制度的复杂性，认识它的“变迁”、“地方化过程”，认识制度背后的种种关系，要跳出制度阐释的“藩篱”(包伟民)。总之，是转向更贴近历史实际的制度史研究。由此可见，以上学者们的这些建议，若从其强调更细致、更具体的研究取向看，与前述日本学界的学术潮流具有一致性。
在讨论中，还有学者提出，与其强调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还不如关注如何提出问题更来得重要。这就是所谓“问题意识”，即如何提出具有实质意义的、对研究全局具有“牵动”作用的问题。正如李立所指出的：“如果不批判地审查自己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转变观察问题的视角，只是局限在发掘新问题上面，结果很可能是旧瓶装新酒，新问题依然以旧的模式、方法去研究，或是将传统方法略加变化，思路方法的总体趋向没有本质的改变，那么研究难有实质进步”。
五
与会代表还讨论了其他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关于学术规范。与会代表都同意，学术规范是促进学术进步的必不可少的保证，和“推进学术发展的必要手段”。具体而言，所谓学术规范，首先是对学术史的态度问题。包伟民、吴松弟都认为，近年来学术研究低水平重复甚多，“其中原因之一，在于学界未能充分认识到学术史的重要性。学术的组织既未能确立促使学术步步深入的导向，个体研究更少学术史的意识，以致新瓶装旧酒式的‘研究’泛滥”。因为只有确立了明晰的学术史的意识，学界才有可能形成一种“在客观归纳学术发展史的基础之上、不断深入探究的学术风气”，才能激励学者的思索。因此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规范绝不是仅仅是为了确保竞争的公平的“游戏规则”，它更“是一种学术意识，学术境界。它有助于我们寻找本领域的学术前沿，寻找自己的学术起点。它应该充分体现认识演进的过程，反映既有的研究、个人的贡献——包括提出的问题、采用的材料、立论的依据与阐发的方法”(邓小南)。不少代表还指出，建立学术规范不仅仅要依靠研究者的道德自律，更需要在教育、出版、学术机构等各方面建立一整套相应的制度，以实现制度的他律。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与会代表都从具体论题的不同侧面，论述了如何重视史料搜集与正确解读史料的问题，如汉文资料与西夏文资料的整合与对比之于西夏军事史，政府法令、户口籍帐之于人口史，《庆元条法事类》与《吏部条法》之于法律史等等，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更有意义的是，不少论文中还体现出了学者们在处理史料过程中的一种新的思考：如何依凭对当时社会深刻的了解来更准确地解读史料。如曾瑞龙、赵雨乐在分析军事史研究的个案时所说的，今人对宋代佣兵制的批判，很可能受到了文献记载的误导：“一个社会对国防力量的评估通常受到军事信念(military doctrine)的过滤，而这种过滤可能在史料的文本形成时已经发生。儒家的民本论认为一个政权只要得到人民的拥护，便很容易把这种优势转化为军事胜利，这种信念会否成为宋代士大夫对‘寓兵于农’抱有较大期望的文化根源?宋代士大夫对募兵的批评当然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但观乎‘浮浪’、‘游手’之类字眼常被加诸构成士兵的社会成员身上，是否可能同样反映了农业社会对新兴城市人口的偏见?在研究宋代的个案时似乎也要充分预计到这些问题。”此外他们还指出：史家本身所生活的时代，对他们的学术研究也不免有种种影响，“清末民初军阀的军队良莠不齐，品流复杂，会否成为近代史家对募兵制度的负面印象得以进一步加强的背景因素”?诸如此类的思考，的确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此外，代表们讨论了关于学术交流与学术批评的重要性，以及利用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促进学术交流的现实可行性等问题。
2001年杭州宋史专题研讨会的代表们所达到的共识是：史学研究必须从目前相当程度存在的“自主”状态，走向对方法论、论题意义、学术规范有意识的“自觉”。其实，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正是新一代宋代史研究者的一种集体自觉的表现。相信在这次讨论会中体现的这种自觉，必将促使中国历史的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和取得更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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