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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一书自产生后不久，就引起了广大士人的推崇。在隋代，萧统之从侄萧该，就曾撰《文选音义》。稍后的曹宪活到唐初。《旧唐书•儒林》本传说他“所撰《文选音》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大兴于代。”此时上距萧统之卒，尚不足百年。入唐，《文选》学尤盛，李善《上<文选注>表》说：“后进英髦，咸资准的。”张鷟《朝野佥载》还说到当时乡学中亦讲授《文选》。《文选》学之盛，一直延续至宋代，直到科举考试的改变，才一度中衰。但到了清朝，由于考证之学的兴起，《文选》及李善注又重新成为学者重视的宝典。所以，过去不少人认为，《文选》和群经、诸子、四史同为治文史之学必读的书。
然而唐宋以前人读《文选》，多半是从中学习诗赋骈文的写作技巧；清人治《文选》学似更着重在训诂、辑佚方面。至于有关《文选》一书的成书情况及其体例，则较少有人谈到。这也难怪，由于历来的战乱，典籍散佚，使后人难于发现和提出这类问题。同时，有些珍贵的写本、刻本及史料，都有一部分残存域外，使有些外国学者有某些问题上着我先鞭，不免令人遗憾。所幸的是近年来各门学术都有蓬勃发展，流失国外的珍本，亦多有影印之本，给我们提供了极大方便。因此，当前正是研究者大展身手的极好时机。
在这方面，王立群先生正是一位具有突出成就的学者。他潜心《文选》之学多年，曾撰著《现代<文选>学史》，深得学林的好评。他还亲自指导他的研究生，对清代朱珔、张云璈、胡克家等人的著作，一部部地细读，指出其各自特点及成就。这些学生中有些人业已崭露头角。王先生对前人成果不但能细心勘研，且能表彰幽微。例如近人周贞亮的《文选学》一书，过去知者甚少，正是王先生在《文学遗产》上撰文介绍，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王先生的《现代<文选>学史》，收罗材料宏富，而选择精审，实为力作。我国幅员辽阔，刊物众多，散见各地的文章，数量甚大，质量却未必都精，撰写这样的史书，必须披沙拣金，用力甚劬，而给后来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
王先生的第二部力作《<文选>成书研究》更显示了他功力之深厚，眼光之敏锐。此书主要围绕《文选》一书的编者、成书年代、编纂方法及体例以及《文选》之文体分类与《文选》和《文章流别集》等前代总集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探讨。例如：关于《文选》是从前人选本中二次编选之说，在国内学者中是王先生首发此论。他细读了《文选》李善注及当时出版不久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发现李善和陆善经二人的注释往往征引原作者本集，而其文字与《文选》颇多出入。这说明萧统编《文选》多采自晋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和宋刘义庆《集林》等书。他撰写此文后，曾以打印稿相示，我读后深感钦佩。此时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的论著虽已出版，但孤陋如我，尚未得知，且不识日文，未能拜读。后来在镇江《文选》学会上，始知冈村先生宏论，中外学者，异地同符，可谓美谈!
王先生不但证明了萧统编《文选》取材于前人总集，并据此解释《文选》中有些卷关于作家次序的排列时有混乱、颠倒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过去也多次谈过，但未能究其原因。现在王先生对《文选》中出现这种现象的诸卷一一进行统计和研究，指出其原因在于萧统所据之本，有的依作者卒年排列，有的依作者地位尊卑排列。“萧统的责任在于他依据前贤总集编纂《文选》时，未能在成书后统一全书的体例。”王先生之说显然是有道理的，对解决这问题较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不过，我觉得官爵尊卑为序，涉及各代官制，且有时两个官职同属一个品级，其先后就不好判断。一般习惯常依生卒年为准。例如左思生年早于陆机而卒年晚于陆机。《文选》中有时左居陆前，有时又居陆后，大约就是王先生谈到的原因。但像潘岳，生卒年均早于陆，而《文选》卷十六和二十四却是陆在潘前，不知何故?我想，不论挚虞、李充或萧统都可能对同时代两位作家的先后问题不太经心，认为无关大局。这猜想未知可通否，乞王先生指正。
关于《文选》成书时间，王先生认为是普通三年至七年间，并认为《文选》的断限基本上为天监末。此说极为有见地。我过去和亡友沈玉成先生也猜想其断限当在梁武帝天监中，只是由于《文选》中有刘峻、陆徐悱的六篇作品，而不敢自信，未能进一步深究。现在看来，这六篇恐是特例，或可另作探讨。
王先生本书探讨的问题很多，且都很深入。例如关于《文选》分体问题，他把《文选》和《文心雕龙》、《文章缘起》，以至《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文苑英华》等一一作了对比，其学风之谨严笃实，立论之精，使我十分钦佩。
王先生的大著完成后，决定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嘱我为序。我自惟于《文选》学所知甚少，但作为王先生的老朋友，自无推辞之理。谨献芜辞，不妥之处请王先生和大家批评。
二○○四年六月，
曹道衡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时年七十有六。
王立群先生的《<文选>成书研究》是近年来《文选》研究方面的一部有系统的著作。全书共分八章，前五章以《文选》成书过程、《文选》所选文章先后安排次序的原则、参与《文选》编纂的文人学士、《文选》成书时间等问题进行探讨。后三章又分别对《文选》多录常用文体与历代名作的状况、《文选》与南朝其他总集、诗文评著作的关系等进行论述。
立群先生在论述各种问题时，大抵能注意收集、整理丰富翔实的材料，进行细致深入的考察分析，视野开阔，态度客观，因而所作出的论断，往往比较合理而具有说服力。关于《文选》成书过程、参与《文选》编纂人员、《文选》成书时间等问题，前人早有一些说法与推测，前几年学界对这些问题讨论颇为热烈，推动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但在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貌似新颖，实际陷于主观片面的言论。本书在开头着重指出研究中的一些失误后，力图以大量事实为依据，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分析，因而论断往往较为客观合理。如本书第二章第三节的《<文选>据前贤总集再选编之内证》，归纳《文选》李善注所提供的许多材料，说明《文选》所选不少篇章，均与李善所见各家别集不同，而是据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等总集选录，证据确凿，很有说服力，令人首肯。其他文章往往显示出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全面地论述的科学精神。
中国古代史籍，大抵对政治、军事、典章制度等记载详细，对学术文化记载简略。唐宋以前更是如此。《文选》的成书情况，也属于这一类。由于记载简略，语焉不详，某些现象易引起后人的疑问与猜测，《文选》的成书过程、参与编纂的人员等问题就是如此。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今天进行探讨，必须尽可能地占有有关材料，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在提出较充分证据的基础上作出论断；证据不足时则宜审慎地进行推论，不宜轻率地下结论。学术研究固然贵在有新见，贵在创新，但创新应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进行，才具有科学性，否则将成为主观臆断，是经不起考验的。立群先生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值得称道。
立群先生对《文选》的研究已有多年，去年他出版了《现代<文选>学史》一书，系统梳理、介绍了现代《文选》学研究的状况与成果，内容详瞻，显示出他对过去百多年来《文选》研究具有全面深入的了解。现在的这本《<文选>成书研究》是《文选》研究领域中的一部专题研究，因为他对过去的《文选》研究了解得全面深入，所以这本专题研究新著显得基础扎实，对过去的成果能适当地加以取舍，并提出自己的比较客观合理的看法。立群先生的这两部著作，无疑是近年来《文选》和《文选》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标志着《文选》和《文选》学研究正在进一步迈向深入。作为《文选》的爱好者，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并期望他今后在这一领域继续探讨，写出新的有分量的著作。
王运熙
<STRONG><FONT size=3> 自 序</FONT>
</STRONG>
本书主要探讨四大问题：第一，《文选》成书研究中的非逻辑因素(第一章)；第二，《文选》是据前贤总集二次选编的再选本(第二、第三章)；第三，对《文选》成书研究中的两大成说——“昭明太子十学士”说与“不录存者”说——的考辨(第四、第五章)；第四，《文选》成书的继承与创新(第六、第七章)。本书所论，是《文选》成书研究中较有争议的几个问题，并非《文选》成书研究的全部课题，如《文选》产生的背景，因学林未有较多争议，本书不论。
《文选》成书研究中存在的逻辑误区，主要表现为依据他人、他书的成书过程推测《文选》的成书过程和编纂者。《文选》成书研究本应当依据《文选》自身的情况展开，虽然这种研究有一定难度，但并非不可操作。现代《文选》学研究者或据魏晋南北朝典籍编纂的状况推论《文选》的成书，或据萧统编纂的其他选集推论《文选》的编纂。反对这种推论的研究者则依据当代或后代大型典籍的编纂状况进行反驳，但反驳者的逻辑推理与主张者的逻辑推理都混淆了必然性因果关系与或然性因果关系的界限。本书第一章《<文选>成书研究中的逻辑误区》即为此而撰。只有廓清这些非逻辑因素的干扰，《文选》成书研究才能真正建立在理性科学的基础之上。
依据魏晋南北朝文章总集、选集的编纂规律，特别是根据现存于《文选》中的大量内证，可以确定《文选》并非先成长编而后删节成书，而是依据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刘义庆《集林》等前贤总集进行二次选编的再选本。确定这一成书过程至关重要，一切有关《文选》编纂者的研究如果不能与《文选》成书过程联系起来，都将难以成立。确立了《文选》是再选本，则《文选》的编纂者研究、《文选》成书时间研究都将会重新得到阐释。本书第二章专论《文选》据前贤总集二次成书的过程，第三章则通过对《文选》次文类编序的研究进一步考证《文选》的成书过程，并做为第二章的重要补充，力求证成《文选》为二次选编的再选本。
《文选》成书研究中成说颇多。在编纂者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昭明太子十学士”编纂说。此说延续数百年，并为众多现代《文选》研究者所信奉。在成书时间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窦常的“不录存者”说，此说几乎得到现代《文选》研究界大多数研究者的信从。本书对这两种成说进行了认真的梳理。
尽管“昭明太子十学士”成书说和刘孝绰实操编务书说是《文选》编纂者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两说，但是，比较而言，“昭明太子十学士”成书说影响更为巨大。多数研究者都默认《文选》为初选本，既然《文选》是一初选本，那么选编从先秦至齐梁三十九种文体一百三十多位作家七百多篇作品的巨大工作量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工作量如此之大，昭明太子诸学士承担《文选》编纂自在情理之中。如果本书的《文选》是据前贤总集进行再选编的二次选编说可以成立，那么现代《文选》学研究者认定的《文选》编纂的巨大工作量实际上并不存在。笔者为研究“昭明太子十学土”成书说，专门撰写了《先唐学士考》一文作为背景论文，本书选择此文与《文选》成书关系密切的相关部分写成第四章《“昭明太子十学士”与<文选>编纂》。
《文选》成书研究中另一重要成说是中唐窦常的《文选》编辑“不录存者”说。本书第五章《<文选>成书时间研究》是对这一问题的专论。窦常说的初衷是为解释何逊未被《文选》采录的问题，但是，窦常说并不能为何逊未入选《文选》作解，同时，与何逊情况类似的柳恽、吴均、王僧孺何以不能入选《文选》的问题亦不能用窦常说得到合理解释。因此，这一流传数百年的成说其实并不能成立。廓清了“昭明太子十学士”编纂说和窦常说的影响，《文选》成书时间将会重新得到界定。
现代《文选》学中《文选》成书研究的另一重大课题是《文选》成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这一课题包含了两个子课题，一是《文选》所选文体、所选作家作品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传统的关系；二是《文选》成书与《文心雕龙》、《文章流别集》、《翰林》、《集林》、江淹《杂体诗》、《诗品》、《宋书•谢灵运传论》、《文章缘起》诸书的相互关系。
本书第六章《<文选>多录常用文体、历代名作说》是对第一个子课题的专论，第七章是对第二个子课题的专论。《文选》作为一部据前贤总集二次选编的再选本，较之先成长编再筛选成书的初选本，工作量要小得多。但是，这部并未特别费时费力的选本，却取得了骄人的成功。这得力于《文选》所选文体是通行常用文体，也得力于《文选》所选作品是历代传诵的名作，即使编纂者自选的齐梁之作，也是已有世评的佳构。
《文选》成书研究中最有争议的问题是作者研究、成书时间研究和《文选》成书与《文心雕龙》诸书的关系研究三大课题。其中，又以《文选》成书与《文心雕龙》诸书的相互关系最为纷繁，而且这一研究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在《文选》成书研究中最早为人们关注的是《文选》和《文心雕龙》的相互关系，进而是《文选》和《诗品》、《文选》和《宋书•谢灵运传论》、《文选》和江淹《杂体诗》、《文选》和《文章缘起》的相互关系，最后进入这一专题的是《文选》和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与刘义庆《集林》的相互关系。这一专题的核心是《文选》编纂的创新和继承问题。《文选》的编纂离不开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亦离不开自身的创新，《文选》选择常用文体、选录历代名作，均是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同时，《文选》亦表达了编纂者个人独到的见解。《文选》是继承性与独创性相互统一的产物。
第八章《<文选>出现的理论意义》是全书的附论。《文选》摒弃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中的文体论内容只选文学作品，意味着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界限已为文坛所关注，这是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双重进步。
王立群
二○○四年四月
于河南大学
然而唐宋以前人读《文选》，多半是从中学习诗赋骈文的写作技巧；清人治《文选》学似更着重在训诂、辑佚方面。至于有关《文选》一书的成书情况及其体例，则较少有人谈到。这也难怪，由于历来的战乱，典籍散佚，使后人难于发现和提出这类问题。同时，有些珍贵的写本、刻本及史料，都有一部分残存域外，使有些外国学者有某些问题上着我先鞭，不免令人遗憾。所幸的是近年来各门学术都有蓬勃发展，流失国外的珍本，亦多有影印之本，给我们提供了极大方便。因此，当前正是研究者大展身手的极好时机。
在这方面，王立群先生正是一位具有突出成就的学者。他潜心《文选》之学多年，曾撰著《现代<文选>学史》，深得学林的好评。他还亲自指导他的研究生，对清代朱珔、张云璈、胡克家等人的著作，一部部地细读，指出其各自特点及成就。这些学生中有些人业已崭露头角。王先生对前人成果不但能细心勘研，且能表彰幽微。例如近人周贞亮的《文选学》一书，过去知者甚少，正是王先生在《文学遗产》上撰文介绍，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王先生的《现代<文选>学史》，收罗材料宏富，而选择精审，实为力作。我国幅员辽阔，刊物众多，散见各地的文章，数量甚大，质量却未必都精，撰写这样的史书，必须披沙拣金，用力甚劬，而给后来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
王先生的第二部力作《<文选>成书研究》更显示了他功力之深厚，眼光之敏锐。此书主要围绕《文选》一书的编者、成书年代、编纂方法及体例以及《文选》之文体分类与《文选》和《文章流别集》等前代总集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探讨。例如：关于《文选》是从前人选本中二次编选之说，在国内学者中是王先生首发此论。他细读了《文选》李善注及当时出版不久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发现李善和陆善经二人的注释往往征引原作者本集，而其文字与《文选》颇多出入。这说明萧统编《文选》多采自晋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和宋刘义庆《集林》等书。他撰写此文后，曾以打印稿相示，我读后深感钦佩。此时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的论著虽已出版，但孤陋如我，尚未得知，且不识日文，未能拜读。后来在镇江《文选》学会上，始知冈村先生宏论，中外学者，异地同符，可谓美谈!
王先生不但证明了萧统编《文选》取材于前人总集，并据此解释《文选》中有些卷关于作家次序的排列时有混乱、颠倒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过去也多次谈过，但未能究其原因。现在王先生对《文选》中出现这种现象的诸卷一一进行统计和研究，指出其原因在于萧统所据之本，有的依作者卒年排列，有的依作者地位尊卑排列。“萧统的责任在于他依据前贤总集编纂《文选》时，未能在成书后统一全书的体例。”王先生之说显然是有道理的，对解决这问题较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不过，我觉得官爵尊卑为序，涉及各代官制，且有时两个官职同属一个品级，其先后就不好判断。一般习惯常依生卒年为准。例如左思生年早于陆机而卒年晚于陆机。《文选》中有时左居陆前，有时又居陆后，大约就是王先生谈到的原因。但像潘岳，生卒年均早于陆，而《文选》卷十六和二十四却是陆在潘前，不知何故?我想，不论挚虞、李充或萧统都可能对同时代两位作家的先后问题不太经心，认为无关大局。这猜想未知可通否，乞王先生指正。
关于《文选》成书时间，王先生认为是普通三年至七年间，并认为《文选》的断限基本上为天监末。此说极为有见地。我过去和亡友沈玉成先生也猜想其断限当在梁武帝天监中，只是由于《文选》中有刘峻、陆徐悱的六篇作品，而不敢自信，未能进一步深究。现在看来，这六篇恐是特例，或可另作探讨。
王先生本书探讨的问题很多，且都很深入。例如关于《文选》分体问题，他把《文选》和《文心雕龙》、《文章缘起》，以至《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文苑英华》等一一作了对比，其学风之谨严笃实，立论之精，使我十分钦佩。
王先生的大著完成后，决定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嘱我为序。我自惟于《文选》学所知甚少，但作为王先生的老朋友，自无推辞之理。谨献芜辞，不妥之处请王先生和大家批评。
二○○四年六月，
曹道衡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时年七十有六。
王立群先生的《<文选>成书研究》是近年来《文选》研究方面的一部有系统的著作。全书共分八章，前五章以《文选》成书过程、《文选》所选文章先后安排次序的原则、参与《文选》编纂的文人学士、《文选》成书时间等问题进行探讨。后三章又分别对《文选》多录常用文体与历代名作的状况、《文选》与南朝其他总集、诗文评著作的关系等进行论述。
立群先生在论述各种问题时，大抵能注意收集、整理丰富翔实的材料，进行细致深入的考察分析，视野开阔，态度客观，因而所作出的论断，往往比较合理而具有说服力。关于《文选》成书过程、参与《文选》编纂人员、《文选》成书时间等问题，前人早有一些说法与推测，前几年学界对这些问题讨论颇为热烈，推动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但在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貌似新颖，实际陷于主观片面的言论。本书在开头着重指出研究中的一些失误后，力图以大量事实为依据，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分析，因而论断往往较为客观合理。如本书第二章第三节的《<文选>据前贤总集再选编之内证》，归纳《文选》李善注所提供的许多材料，说明《文选》所选不少篇章，均与李善所见各家别集不同，而是据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等总集选录，证据确凿，很有说服力，令人首肯。其他文章往往显示出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全面地论述的科学精神。
中国古代史籍，大抵对政治、军事、典章制度等记载详细，对学术文化记载简略。唐宋以前更是如此。《文选》的成书情况，也属于这一类。由于记载简略，语焉不详，某些现象易引起后人的疑问与猜测，《文选》的成书过程、参与编纂的人员等问题就是如此。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今天进行探讨，必须尽可能地占有有关材料，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在提出较充分证据的基础上作出论断；证据不足时则宜审慎地进行推论，不宜轻率地下结论。学术研究固然贵在有新见，贵在创新，但创新应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进行，才具有科学性，否则将成为主观臆断，是经不起考验的。立群先生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值得称道。
立群先生对《文选》的研究已有多年，去年他出版了《现代<文选>学史》一书，系统梳理、介绍了现代《文选》学研究的状况与成果，内容详瞻，显示出他对过去百多年来《文选》研究具有全面深入的了解。现在的这本《<文选>成书研究》是《文选》研究领域中的一部专题研究，因为他对过去的《文选》研究了解得全面深入，所以这本专题研究新著显得基础扎实，对过去的成果能适当地加以取舍，并提出自己的比较客观合理的看法。立群先生的这两部著作，无疑是近年来《文选》和《文选》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标志着《文选》和《文选》学研究正在进一步迈向深入。作为《文选》的爱好者，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并期望他今后在这一领域继续探讨，写出新的有分量的著作。
王运熙
<STRONG><FONT size=3> 自 序</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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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探讨四大问题：第一，《文选》成书研究中的非逻辑因素(第一章)；第二，《文选》是据前贤总集二次选编的再选本(第二、第三章)；第三，对《文选》成书研究中的两大成说——“昭明太子十学士”说与“不录存者”说——的考辨(第四、第五章)；第四，《文选》成书的继承与创新(第六、第七章)。本书所论，是《文选》成书研究中较有争议的几个问题，并非《文选》成书研究的全部课题，如《文选》产生的背景，因学林未有较多争议，本书不论。
《文选》成书研究中存在的逻辑误区，主要表现为依据他人、他书的成书过程推测《文选》的成书过程和编纂者。《文选》成书研究本应当依据《文选》自身的情况展开，虽然这种研究有一定难度，但并非不可操作。现代《文选》学研究者或据魏晋南北朝典籍编纂的状况推论《文选》的成书，或据萧统编纂的其他选集推论《文选》的编纂。反对这种推论的研究者则依据当代或后代大型典籍的编纂状况进行反驳，但反驳者的逻辑推理与主张者的逻辑推理都混淆了必然性因果关系与或然性因果关系的界限。本书第一章《<文选>成书研究中的逻辑误区》即为此而撰。只有廓清这些非逻辑因素的干扰，《文选》成书研究才能真正建立在理性科学的基础之上。
依据魏晋南北朝文章总集、选集的编纂规律，特别是根据现存于《文选》中的大量内证，可以确定《文选》并非先成长编而后删节成书，而是依据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刘义庆《集林》等前贤总集进行二次选编的再选本。确定这一成书过程至关重要，一切有关《文选》编纂者的研究如果不能与《文选》成书过程联系起来，都将难以成立。确立了《文选》是再选本，则《文选》的编纂者研究、《文选》成书时间研究都将会重新得到阐释。本书第二章专论《文选》据前贤总集二次成书的过程，第三章则通过对《文选》次文类编序的研究进一步考证《文选》的成书过程，并做为第二章的重要补充，力求证成《文选》为二次选编的再选本。
《文选》成书研究中成说颇多。在编纂者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昭明太子十学士”编纂说。此说延续数百年，并为众多现代《文选》研究者所信奉。在成书时间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窦常的“不录存者”说，此说几乎得到现代《文选》研究界大多数研究者的信从。本书对这两种成说进行了认真的梳理。
尽管“昭明太子十学士”成书说和刘孝绰实操编务书说是《文选》编纂者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两说，但是，比较而言，“昭明太子十学士”成书说影响更为巨大。多数研究者都默认《文选》为初选本，既然《文选》是一初选本，那么选编从先秦至齐梁三十九种文体一百三十多位作家七百多篇作品的巨大工作量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工作量如此之大，昭明太子诸学士承担《文选》编纂自在情理之中。如果本书的《文选》是据前贤总集进行再选编的二次选编说可以成立，那么现代《文选》学研究者认定的《文选》编纂的巨大工作量实际上并不存在。笔者为研究“昭明太子十学土”成书说，专门撰写了《先唐学士考》一文作为背景论文，本书选择此文与《文选》成书关系密切的相关部分写成第四章《“昭明太子十学士”与<文选>编纂》。
《文选》成书研究中另一重要成说是中唐窦常的《文选》编辑“不录存者”说。本书第五章《<文选>成书时间研究》是对这一问题的专论。窦常说的初衷是为解释何逊未被《文选》采录的问题，但是，窦常说并不能为何逊未入选《文选》作解，同时，与何逊情况类似的柳恽、吴均、王僧孺何以不能入选《文选》的问题亦不能用窦常说得到合理解释。因此，这一流传数百年的成说其实并不能成立。廓清了“昭明太子十学士”编纂说和窦常说的影响，《文选》成书时间将会重新得到界定。
现代《文选》学中《文选》成书研究的另一重大课题是《文选》成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这一课题包含了两个子课题，一是《文选》所选文体、所选作家作品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传统的关系；二是《文选》成书与《文心雕龙》、《文章流别集》、《翰林》、《集林》、江淹《杂体诗》、《诗品》、《宋书•谢灵运传论》、《文章缘起》诸书的相互关系。
本书第六章《<文选>多录常用文体、历代名作说》是对第一个子课题的专论，第七章是对第二个子课题的专论。《文选》作为一部据前贤总集二次选编的再选本，较之先成长编再筛选成书的初选本，工作量要小得多。但是，这部并未特别费时费力的选本，却取得了骄人的成功。这得力于《文选》所选文体是通行常用文体，也得力于《文选》所选作品是历代传诵的名作，即使编纂者自选的齐梁之作，也是已有世评的佳构。
《文选》成书研究中最有争议的问题是作者研究、成书时间研究和《文选》成书与《文心雕龙》诸书的关系研究三大课题。其中，又以《文选》成书与《文心雕龙》诸书的相互关系最为纷繁，而且这一研究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在《文选》成书研究中最早为人们关注的是《文选》和《文心雕龙》的相互关系，进而是《文选》和《诗品》、《文选》和《宋书•谢灵运传论》、《文选》和江淹《杂体诗》、《文选》和《文章缘起》的相互关系，最后进入这一专题的是《文选》和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与刘义庆《集林》的相互关系。这一专题的核心是《文选》编纂的创新和继承问题。《文选》的编纂离不开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亦离不开自身的创新，《文选》选择常用文体、选录历代名作，均是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同时，《文选》亦表达了编纂者个人独到的见解。《文选》是继承性与独创性相互统一的产物。
第八章《<文选>出现的理论意义》是全书的附论。《文选》摒弃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中的文体论内容只选文学作品，意味着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界限已为文坛所关注，这是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双重进步。
王立群
二○○四年四月
于河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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