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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丛书》总序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在程应鏐、张家驹、魏建猷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引导下，半个世纪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形成了求实、创新的风格，一方面着意培养扎实的史学功底，另一方面注意增强创新意识，扬长避短，占领学术前沿。目前历史系已拥有二个博士点和一个博士后流动站。
1982年，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4年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所。2000年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2001年在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并于同年被评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为唐力行教授。目前学科分为三个方向：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下层社会和帮会研究。各方向带头人分别是唐力行、苏智良、周育民。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以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为中心，形成了以下四个特点：
一、整体中国与区域社会研究相结合。区域史研究是国际史学界的新趋向。我们重点研究的江南区域(含上海、徽州)是社会转型颇具特色的地区。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而且下层民众是生活在一个个具体的区域社会中的，我们要眼光向下，关注历史上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组织结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以及他们与社会大变动的关系等等，重建社会生活的实态，都离不开区域史的研究。例如《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旧上海黑社会研究》等区域性研究所构筑的社会实态，都有助于加深对整体中国的认识。我们在进行整体中国研究时，也注意充分利用区域资料，力图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例如《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中国帮会史》、《中国会道门》等。
二、长时段与短时段相结合。我们认为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开始。无论是区域社会的研究、秘密社会的研究还是近现代社会问题或知识分子的研究，都不能局限于1840年后社会急剧变迁的一百年，而应该把社会急剧变迁的短时段放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较长时段中去加以考察，才能克服传统研究局限于一个较短时段的缺陷，使研究更具深度和力度。因此，我们突破了仅仅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变迁来考察转型期的社会，而是提出了明清以来中国近世社会的概念，跳出近代史，又回归近代史。如《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又如，对中国近代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其视野展拓到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了鸦片战争以来江南地区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延续性和阶段性；再如中国近代下层社会的研究，从清初以来游民社会的形成人手，并进而研究鸦片战争以后游民社会组织的变化；至于民间会道门的研究，则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段。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研究也是如此，关于毒品问题的研究一直追溯到鸦片流入中国之初始。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则下延至当今。即便就一个较短的特定时段而进行的具体研究，如《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捻军起义史》等，也是把它们放在历史流变的大框架中，在具体而细微的研究中为其作历史定位。
三、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研究相结合。传统史学的研究局限于社会上层，而将社会下层排斥于研究的范畴之外。社会下层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下层民众在历史长时段的基本状况与社会大变动时的实态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与社会发生相互作用的?这些研究对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关于下层民众，诸如农民、市民、游民等阶层，家庭、宗族、帮会、土匪、教门等下层社会组织乃至毒品、卖淫等社会问题，都与下层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知识分子、商人等群体既与社会下层有联系，又频繁地在社会上层活动或直接居于社会上层，通过对于上述各个社会群体的研究，可以比较全面地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全貌，展现转型期社会各类社会群体的分化、重组及其心态。
四、注意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转型时期的社会研究，是一个具有跨学科特征的综合研究课题，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尝试引进新的理论与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研究推向深入。如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不是就经济史谈经济史，而是以商人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切人点，从家族制度、商人组织、商业精神等方面探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使经济活动变成活生生的人的活动。对于游民帮会的研究，我们也不是简单地罗列帮会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活动，而是既考虑到游民帮会的共性，又充分考虑到区域社会的特点对于各地帮会的特殊风貌的深刻影响。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在把握近代思想发展的总脉络的同时，更加注意知识分子的个性特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原则下，我们充分吸收并运用区域研究方法、社会学、政治学、谱牒学、心理学等等研究方法，使研究路子越走越宽，不断创新。
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基础上，我们不仅注意史学方法的继承和创新，而且注意培养严谨扎实的学风，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做起。以商人作为切人点的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以游民帮会、会道门作为切人点的下层社会研究以及毒品、卖淫等近代社会问题、知识分子的研究，都没有现成的系统整理的史料，大量的工作都带有原创性，需要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做起。我们曾经编纂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等。每个专业方向的形成，几乎都经历了十几年的积累，有的甚至是二、三代人的积累。我们的不少学术成果，已经为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并受到欢迎。
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的同仁们辛勤耕耘，成果迭出，正在发扬并发展多年来我们形成的研究特色。为加强与国内外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我们在上海市教委和商务印书馆的鼎力支持下，拟出版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丛书，陆续推出同仁之研究成果。希望我们的成果能为史学园地添加几分春色。
唐力行
2003年12月
本 书 序
我与徐茂明先生相识、相知已有十年了。1994年我调至苏州大学工作，与茂明共事于地方史志研究室。当时他硕士毕业才数年，风华正茂，却不为世风所动，心无旁骛，潜心向学，广泛阅读了江南方志、文集等地方史料，积极参与《吴县志》、《梅村志》等志书的撰稿、《康熙昆山县志稿》的点校以及近20部地方志的审读工作，为进一步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学术旨趣相投，于是就进而有了师生之缘。
本书论题的选择，是与作者的学术背景相关的。茂明硕士阶段学的是古代官制，毕业论文写的是唐宋时期的翰林学士，此后又对六朝时期的江南士族作了深入研究，研究对象集中于上层士人。现在他把视野下移到在野知识分子——士绅，从研究范畴上来说是一脉相承的。实现这个下移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家庭、宗族为本位的国家，又是一个以官僚为本位的专制集权国家。儒家文化以孝和忠将这两个本位合成一个整体，由孝及忠、由家及国，从而构成为一个所谓的家国同构体。仔细考察二千余年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到这个家国同构体的官制经历了由血统选士到科举选士两个阶段。在商周宗法制度下，家国同构体是地缘的国家与血缘的宗族相结合的有序结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裂土封侯，形成一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宗法多元网络，实现对社会的层层控制。但是，这种多元政治下，一旦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社会就会出现动乱。所以，秦灭六国，改革旧制，要以中央集权的一元政治取代宗法制下的多元政治，对血缘势力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加以打击与限制。秦朝短促亡国，足见旧势力之强大。西汉的六国贵族、东汉的豪强地主、魏晋至隋唐的门阀士族等血缘势力，具有极大的离心力，对中央政权的稳固构成威胁。于是有隋唐科举取士的制度创新。自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这是中国官僚选拔制度的一次大转变，新旧制度的交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六朝至唐宋正是血统选士的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转捩期，同时也是由贵族控制地方社会向在野知识分子控制地方社会的过渡期。茂明对这个时段有深入研究，深知官制转变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把研究目光锁定在知识分子乃是扬其所长。
论题选择的过程也是我们讨论、切磋、磨合的过程。我的研究方向是近代区域社会经济史，这就要求研究不能局限于官制，而要放眼于广阔的、活生生的社会经济生活。研究时段也要以近代为主，而且还要把研究对象放到特定的区域中去考察。为此，我们经过多次讨论取得了共识：秦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郡县以下不设治，县即为最低层次的基层政权。县以下是广大的农村和分散的农民。在中国自古就没有一个社会的层面，个人是从属于父权家长制的家庭和宗族的。那么，县一级的基层政权是怎样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的?换言之，也就是国家是怎样实现对农村的控制的?隋唐之前，由于血缘势力之强大，中央政权在限制其恶性膨胀的同时，在县以下设乡官以制约强宗豪族之势力，执行税收、徭役、捕盗等政府行政职能，同时主持行政之外的乡里的社会自治职能，如劝农、教化、互济、公益建设等，形成县—乡官—家庭、宗族的控制体系。但是乡官难与士族抗衡，农村仍是世家大族的势力范围。隋唐创立的科举制，割断了士族与国家政权的天然联系，士族势力日渐衰弱，专制集权进一步强化，地方乡官制也开始向职役制转变，中唐以后乡长已是名存实亡，里正也只负责税收、徭役、捕盗等职能，社会地位不断下降，地方自治的功能逐渐丧失。到了宋代，乡官制彻底转变为职役制。元代设里社，由社来行乡官的地方自治职能。元短促亡国，这一变革便由明王朝来实现。明乡村组织集赋役与社会自治职能于一身。明代中叶，商品经济繁兴，社会变迁加深，政府取消民间祭祖只限三代之限制，宗族组织重又发展，同时乡居士绅势力也强大起来。清代联宗扩大血缘圈的现象进一步发展，并延续到清末。县的基层政权与农民家庭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中介层次——缙绅和宗族。基层政权下伸，由里甲(或保甲)管理赋役，而缙绅与宗族则担纲起社会自治的功能。中国地域辽阔，各区域基层政权与宗族、家庭之联系情况多有不同。明清江南的科举，在全国是独占鳌头的，士绅势力最为强大；江南又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也是统治者控制最为严密的地区；江南还是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社会分化剧烈，只有士绅与富商才有可能与宗族势力结合；更为重要的是江南是社会变迁最为领先的地区，在全国往往得风气之先。在这样一个地区，国家与士绅的关系如何?士绅与基层社会控制的关系如何?居于国家、民众之间的士绅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又是如何?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及其转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知识分子研究也是一个极好的关注点。茂明经过深入的思考，遂将论题确定为：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
通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茂明的学术风格具有质朴、凝重、简练的阳刚之美。他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不盲从前人观点，重视实证研究，注重资料搜集，实事求是，论从史出，将结论建立在丰富的资料分析基础之上。其对士绅概念的辨析、对江南区域范围的确立等，都显示了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考证工夫。
所谓“士绅”，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士绅”是深入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转型的重要切入点。因此，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美、日等国学者都曾对士绅阶层作过大量积极而有价值的研究。著名学者根岸佶、奥崎裕司、张仲礼、何炳棣、兰钦、吴晗、费孝通、王先明等人都有专著问世。作者尊重前贤的成果，对国内外士绅研究的学术史作了认真、细致的回顾和评论，这是学术创新的必要前提。前贤的研究各有特色，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研究偏重于士绅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角色、特权、功能、阶层结构、阶层流动等等，而对于士绅在文化方面的角色与功能注意不够。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时代的官僚体制所贯穿的是一种家族伦理型的礼治精神，因而整个国家的政治统治最终体现为文化的统治，政治秩序的建立表现为文化秩序的确立。在这个政治与文化一而二、二而一的社会结构中，垄断着儒家伦理文化传承与解释大权的士绅阶层，既是文化权力的占有者，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权力的拥有者。“士绅”正是通过对知识的占有以及与政治特权的结合，形成为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在明清两代充当着社会权威、文化规范的角色，对传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一角度出发，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文化权力”的分析框架，从而开辟了士绅阶层研究的新视角、新路径。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区域研究的视角转换。士绅研究经历了由全国性的鸟瞰向区域性的深入探析的发展路向。早期的士绅研究，大多是举例式的宏观说明，尽管这些例子大多集中于江南地区，但却力图说明全国性的问题，因而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弊端。80年代以来，随着区域史研究的兴起，士绅研究也逐步向区域发展，如王笛对长江上游、林济对长江中游、日本学者对长江下游、贺跃夫对广东、美国杜赞奇对华北、兰钦对江浙、我国台湾学者王树槐对江苏、李国祁对闽浙台地区的研究。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茂明所选择的江南，无疑是士绅研究最具典型性的区域，对这一区域的深入研究，必将把士绅研究大大推进一步。
二、明清以来的前后贯通。我以为治近代史不能将视野局限于1840年以后社会急剧变迁的一百年，而应该把社会急剧变迁的中时段放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较长时段中去加以考察，使研究更具历史的深度和张力。美国学者柯文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传统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研究模式提出质疑，他引用美国史学家史华慈的话，认为“中国的‘过去’和‘近代’，未必就作为互不渗透的整体彼此对抗”，它们是“两种流动不居、互相渗透的状态，传统社会中包含近代的潜势，近代社会中又体现了传统的特点”。此言甚为得之。以往学术界对士绅的研究偏重于中短时段，而忽视于长时段的整体考察。把研究的眼光仅仅局限于1840年以后的中时段，就容易把传统与近代分隔开来。因此，我提倡并要求学生用“明清以来”的时间概念从事近代区域史的研究。从学术界已有的士绅研究成果看，无论是论文还是专著，大多集中于明代中后期和晚清的中时段或短时段。诚然，这两个阶段社会变化剧烈，士绅阶层发展迅速，历史记载的文献也比较丰富，自然就成为学者们的首选研究对象。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动态的变迁与静态的承继同样是历史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对于士绅这一与传统社会共存亡、具有保守精神的特殊群体，只注意它在中短时段的某些变化，而不留意其长时段中延续不变的传统，是无法全面正确把握士绅阶层的历史性格以窥其全貌的。因而将长、中、短时段结合起来，才是积极可取的方法。本书在研究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时，将明清以来500余年(1368—1911年)的长时段与中时段(1840—1911年)、短时段(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明清以来江南区域内的士绅阶层进行多层次的考察，使我们得以了解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相互作用的全过程。
三、上下结合的整体史观。传统史学的研究局限于社会上层，而将社会下层排斥于研究的范畴之外。社会下层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居于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士绅，虽是属于社会上层，但在野知识分子的身份，又决定了他们与社会下层有密切的联系。所谓乡绅的文化权力正是体现在他们对基层社会生活的参与和控制上。江南士绅是怎样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的?本书认为主要是通过操纵基层社会组织来实现的，并指出江南社会基层组织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即官方基层组织，半官方基层组织和民间基层组织。每种基层组织之下又各有其子系统。江南基层组织三大系统，在时间上大致有一个前后相因、层层推进的发展过程，其功能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社会控制的网络。士绅通过对三大系统的控制实现其对下层民众的控制。除了从宏观上的考察，作者还选取光绪二年(1876年)江南剪辫系列谣言案作为个案加以深入研究，解析江南民众、士绅、官府和西方势力在面对社会突发危机时的不同反应，以及彼此间的冲突、协调、合作，从而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江南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历史实态。
四、贵于创新的理论探索。茂明的优点在于，不仅在史料上严谨扎实肯下苦功夫，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也善于学习，善于探索。作者不满足于照搬现成的理论与方法，而是结合自己的研究实际，有机地融合各种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从广义文化的概念出发，提出了新的“文化权力”的概念。此前，“文化权力”的概念已有诸多学者加以运用。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第2卷(2000年12月出版)中分析宋代士大夫群体时也曾使用，但他是从“道统”与“政统”分离的角度来谈的，将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相提并论，因而其文化权力的内涵较为狭窄。美国学者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其“文化，是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杜赞奇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突破以前“乡绅社会”的理论模式，建立自己的“经纪模型”理论，去研究国家权力如何渗透到乡村社会中去。而《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中的“文化权力”概念，是从广义文化的概念出发，立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江南士绅群体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社会角色。在明清时期，用吴晗的话说，皇帝与士绅的关系是主奴关系，皇帝越威风，士大夫越下贱。就地位而言，随着明清专制皇权的加强，士绅确实越来越下贱，但同时，他们与专制皇权的利益也越来越一致，关系越来越密切，科举制将二者紧紧地联系在一体。所以，江南士绅的文化权力不仅包含着传统士大夫对“道统”的维护和争夺，同时，也涵盖了封建朝廷赋予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士绅阶层对现存社会文化秩序的解释权和维护权。本书从广义“文化权力”的视野，对明清江南士绅这一在野知识群体的社会角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构筑起士绅研究的新框架。通览全书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权力”的概念是其主线和灵魂：全书共五章，第一章从纵向研究了士绅与国家的关系；第二章从横向揭示了士绅与民众(基层社会组织)的关系。这二章为士绅阶层在传统社会的坐标上，正确地标示了位置。第三章是核心，论证了士绅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位置的理由，或者说他们在基层社会取得文化权力的途径——一方面他们的作用主要在社会保障中发挥；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社会稳定的过程中取得支配地方社会的权力。第四章进一步从横向深入探讨了士绅在区域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在文化互动上所起的特殊作用，这是本书的闪光点，也是其他同类著作所没有的。第五章在横向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作纵向研究，探讨士绅与社会变迁，尤其是江南近代化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全书形成纵、横、核心、横、纵的结构，以纵开始，以纵结束，“文化权力”这一主导线索贯穿始终，层层推进，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呈现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变迁动态的过程，使研究具有整体性和历史的厚重感。
这里特别要一提的是第四章所运用的区域比较研究方法。区域史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的主潮流，但区域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对中国整体史的新的认识，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其必经之路是对各个区域进行比较研究，因此可以说，区域比较研究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区域研究的新的热点。茂明曾随我去徽州考察，并对徽州区域社会研究有着深厚的兴趣。以潘世恩为代表的苏州望族潘氏，来自徽州歙县大阜。我们曾在肃穆的大阜潘氏祠堂，细辨其与苏州钮家巷潘氏祖宅建筑风格的异同，讨论同属江南的这两个区域的士绅在基层社会的不同作用。苏州是国家的财赋之地，也是国家严加控制的地区，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受到国家的制约。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严重，宗族离散，只有士绅巨贾才有可能保持宗族组织。因此，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靠士绅与里甲两条线联结。形成县—士绅(大家族)—农民及县—里甲—农民的双重体制。基层政权通过里甲控制农村，士绅则争取农村的自治权。徽州是相对封闭、资源匮乏的山区，徽州人外出经商，却把利润输回家乡，加固宗族制度。宗族血缘圈覆盖所有农民小家庭。宗族不仅担当教化、教育、互济、公益建设等自治职能，而且担当起治安、司法、赋役等基层政权的管理职能。士绅与宗族是合而为一的，士绅通过对宗族的控制来实现对农民的控制，从而形成县—士绅(宗族)—小家庭的格局。徽州形态是家国同构体从组织上(宗族)到思想上(理学)最为完备的典型，也是中国专制制度对农村控制最为严密的类型。而在商品经济的直接冲击下，苏州基层政权与广大农村之间的双重体制却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随着清政权的衰败，尤其是太平天国反抗运动后，士绅势力大为增强，农村自治日益发展。士绅政治上的代表督抚，也相应加强了江苏，尤其是苏南的地方自治。这是有利于社会近代化的变迁的。本章以潘氏家族的迁徙与文化互动为例，分析了苏州与徽州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文化互动，同时也论述了士人与商人之间价值取向的异同和相互影响，这在区域史的研究中已经进入了学术界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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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在程应鏐、张家驹、魏建猷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引导下，半个世纪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形成了求实、创新的风格，一方面着意培养扎实的史学功底，另一方面注意增强创新意识，扬长避短，占领学术前沿。目前历史系已拥有二个博士点和一个博士后流动站。
1982年，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4年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所。2000年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2001年在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并于同年被评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为唐力行教授。目前学科分为三个方向：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下层社会和帮会研究。各方向带头人分别是唐力行、苏智良、周育民。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以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为中心，形成了以下四个特点：
一、整体中国与区域社会研究相结合。区域史研究是国际史学界的新趋向。我们重点研究的江南区域(含上海、徽州)是社会转型颇具特色的地区。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而且下层民众是生活在一个个具体的区域社会中的，我们要眼光向下，关注历史上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组织结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以及他们与社会大变动的关系等等，重建社会生活的实态，都离不开区域史的研究。例如《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旧上海黑社会研究》等区域性研究所构筑的社会实态，都有助于加深对整体中国的认识。我们在进行整体中国研究时，也注意充分利用区域资料，力图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例如《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中国帮会史》、《中国会道门》等。
二、长时段与短时段相结合。我们认为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开始。无论是区域社会的研究、秘密社会的研究还是近现代社会问题或知识分子的研究，都不能局限于1840年后社会急剧变迁的一百年，而应该把社会急剧变迁的短时段放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较长时段中去加以考察，才能克服传统研究局限于一个较短时段的缺陷，使研究更具深度和力度。因此，我们突破了仅仅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变迁来考察转型期的社会，而是提出了明清以来中国近世社会的概念，跳出近代史，又回归近代史。如《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又如，对中国近代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其视野展拓到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了鸦片战争以来江南地区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延续性和阶段性；再如中国近代下层社会的研究，从清初以来游民社会的形成人手，并进而研究鸦片战争以后游民社会组织的变化；至于民间会道门的研究，则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段。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研究也是如此，关于毒品问题的研究一直追溯到鸦片流入中国之初始。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则下延至当今。即便就一个较短的特定时段而进行的具体研究，如《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捻军起义史》等，也是把它们放在历史流变的大框架中，在具体而细微的研究中为其作历史定位。
三、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研究相结合。传统史学的研究局限于社会上层，而将社会下层排斥于研究的范畴之外。社会下层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下层民众在历史长时段的基本状况与社会大变动时的实态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与社会发生相互作用的?这些研究对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关于下层民众，诸如农民、市民、游民等阶层，家庭、宗族、帮会、土匪、教门等下层社会组织乃至毒品、卖淫等社会问题，都与下层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知识分子、商人等群体既与社会下层有联系，又频繁地在社会上层活动或直接居于社会上层，通过对于上述各个社会群体的研究，可以比较全面地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全貌，展现转型期社会各类社会群体的分化、重组及其心态。
四、注意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转型时期的社会研究，是一个具有跨学科特征的综合研究课题，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尝试引进新的理论与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研究推向深入。如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不是就经济史谈经济史，而是以商人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切人点，从家族制度、商人组织、商业精神等方面探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使经济活动变成活生生的人的活动。对于游民帮会的研究，我们也不是简单地罗列帮会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活动，而是既考虑到游民帮会的共性，又充分考虑到区域社会的特点对于各地帮会的特殊风貌的深刻影响。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在把握近代思想发展的总脉络的同时，更加注意知识分子的个性特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原则下，我们充分吸收并运用区域研究方法、社会学、政治学、谱牒学、心理学等等研究方法，使研究路子越走越宽，不断创新。
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基础上，我们不仅注意史学方法的继承和创新，而且注意培养严谨扎实的学风，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做起。以商人作为切人点的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以游民帮会、会道门作为切人点的下层社会研究以及毒品、卖淫等近代社会问题、知识分子的研究，都没有现成的系统整理的史料，大量的工作都带有原创性，需要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做起。我们曾经编纂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等。每个专业方向的形成，几乎都经历了十几年的积累，有的甚至是二、三代人的积累。我们的不少学术成果，已经为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并受到欢迎。
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的同仁们辛勤耕耘，成果迭出，正在发扬并发展多年来我们形成的研究特色。为加强与国内外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我们在上海市教委和商务印书馆的鼎力支持下，拟出版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丛书，陆续推出同仁之研究成果。希望我们的成果能为史学园地添加几分春色。
唐力行
2003年12月
本 书 序
我与徐茂明先生相识、相知已有十年了。1994年我调至苏州大学工作，与茂明共事于地方史志研究室。当时他硕士毕业才数年，风华正茂，却不为世风所动，心无旁骛，潜心向学，广泛阅读了江南方志、文集等地方史料，积极参与《吴县志》、《梅村志》等志书的撰稿、《康熙昆山县志稿》的点校以及近20部地方志的审读工作，为进一步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学术旨趣相投，于是就进而有了师生之缘。
本书论题的选择，是与作者的学术背景相关的。茂明硕士阶段学的是古代官制，毕业论文写的是唐宋时期的翰林学士，此后又对六朝时期的江南士族作了深入研究，研究对象集中于上层士人。现在他把视野下移到在野知识分子——士绅，从研究范畴上来说是一脉相承的。实现这个下移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家庭、宗族为本位的国家，又是一个以官僚为本位的专制集权国家。儒家文化以孝和忠将这两个本位合成一个整体，由孝及忠、由家及国，从而构成为一个所谓的家国同构体。仔细考察二千余年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到这个家国同构体的官制经历了由血统选士到科举选士两个阶段。在商周宗法制度下，家国同构体是地缘的国家与血缘的宗族相结合的有序结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裂土封侯，形成一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宗法多元网络，实现对社会的层层控制。但是，这种多元政治下，一旦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社会就会出现动乱。所以，秦灭六国，改革旧制，要以中央集权的一元政治取代宗法制下的多元政治，对血缘势力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加以打击与限制。秦朝短促亡国，足见旧势力之强大。西汉的六国贵族、东汉的豪强地主、魏晋至隋唐的门阀士族等血缘势力，具有极大的离心力，对中央政权的稳固构成威胁。于是有隋唐科举取士的制度创新。自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这是中国官僚选拔制度的一次大转变，新旧制度的交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六朝至唐宋正是血统选士的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转捩期，同时也是由贵族控制地方社会向在野知识分子控制地方社会的过渡期。茂明对这个时段有深入研究，深知官制转变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把研究目光锁定在知识分子乃是扬其所长。
论题选择的过程也是我们讨论、切磋、磨合的过程。我的研究方向是近代区域社会经济史，这就要求研究不能局限于官制，而要放眼于广阔的、活生生的社会经济生活。研究时段也要以近代为主，而且还要把研究对象放到特定的区域中去考察。为此，我们经过多次讨论取得了共识：秦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郡县以下不设治，县即为最低层次的基层政权。县以下是广大的农村和分散的农民。在中国自古就没有一个社会的层面，个人是从属于父权家长制的家庭和宗族的。那么，县一级的基层政权是怎样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的?换言之，也就是国家是怎样实现对农村的控制的?隋唐之前，由于血缘势力之强大，中央政权在限制其恶性膨胀的同时，在县以下设乡官以制约强宗豪族之势力，执行税收、徭役、捕盗等政府行政职能，同时主持行政之外的乡里的社会自治职能，如劝农、教化、互济、公益建设等，形成县—乡官—家庭、宗族的控制体系。但是乡官难与士族抗衡，农村仍是世家大族的势力范围。隋唐创立的科举制，割断了士族与国家政权的天然联系，士族势力日渐衰弱，专制集权进一步强化，地方乡官制也开始向职役制转变，中唐以后乡长已是名存实亡，里正也只负责税收、徭役、捕盗等职能，社会地位不断下降，地方自治的功能逐渐丧失。到了宋代，乡官制彻底转变为职役制。元代设里社，由社来行乡官的地方自治职能。元短促亡国，这一变革便由明王朝来实现。明乡村组织集赋役与社会自治职能于一身。明代中叶，商品经济繁兴，社会变迁加深，政府取消民间祭祖只限三代之限制，宗族组织重又发展，同时乡居士绅势力也强大起来。清代联宗扩大血缘圈的现象进一步发展，并延续到清末。县的基层政权与农民家庭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中介层次——缙绅和宗族。基层政权下伸，由里甲(或保甲)管理赋役，而缙绅与宗族则担纲起社会自治的功能。中国地域辽阔，各区域基层政权与宗族、家庭之联系情况多有不同。明清江南的科举，在全国是独占鳌头的，士绅势力最为强大；江南又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也是统治者控制最为严密的地区；江南还是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社会分化剧烈，只有士绅与富商才有可能与宗族势力结合；更为重要的是江南是社会变迁最为领先的地区，在全国往往得风气之先。在这样一个地区，国家与士绅的关系如何?士绅与基层社会控制的关系如何?居于国家、民众之间的士绅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又是如何?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及其转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知识分子研究也是一个极好的关注点。茂明经过深入的思考，遂将论题确定为：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
通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茂明的学术风格具有质朴、凝重、简练的阳刚之美。他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不盲从前人观点，重视实证研究，注重资料搜集，实事求是，论从史出，将结论建立在丰富的资料分析基础之上。其对士绅概念的辨析、对江南区域范围的确立等，都显示了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考证工夫。
所谓“士绅”，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士绅”是深入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转型的重要切入点。因此，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美、日等国学者都曾对士绅阶层作过大量积极而有价值的研究。著名学者根岸佶、奥崎裕司、张仲礼、何炳棣、兰钦、吴晗、费孝通、王先明等人都有专著问世。作者尊重前贤的成果，对国内外士绅研究的学术史作了认真、细致的回顾和评论，这是学术创新的必要前提。前贤的研究各有特色，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研究偏重于士绅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角色、特权、功能、阶层结构、阶层流动等等，而对于士绅在文化方面的角色与功能注意不够。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时代的官僚体制所贯穿的是一种家族伦理型的礼治精神，因而整个国家的政治统治最终体现为文化的统治，政治秩序的建立表现为文化秩序的确立。在这个政治与文化一而二、二而一的社会结构中，垄断着儒家伦理文化传承与解释大权的士绅阶层，既是文化权力的占有者，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权力的拥有者。“士绅”正是通过对知识的占有以及与政治特权的结合，形成为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在明清两代充当着社会权威、文化规范的角色，对传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一角度出发，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文化权力”的分析框架，从而开辟了士绅阶层研究的新视角、新路径。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区域研究的视角转换。士绅研究经历了由全国性的鸟瞰向区域性的深入探析的发展路向。早期的士绅研究，大多是举例式的宏观说明，尽管这些例子大多集中于江南地区，但却力图说明全国性的问题，因而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弊端。80年代以来，随着区域史研究的兴起，士绅研究也逐步向区域发展，如王笛对长江上游、林济对长江中游、日本学者对长江下游、贺跃夫对广东、美国杜赞奇对华北、兰钦对江浙、我国台湾学者王树槐对江苏、李国祁对闽浙台地区的研究。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茂明所选择的江南，无疑是士绅研究最具典型性的区域，对这一区域的深入研究，必将把士绅研究大大推进一步。
二、明清以来的前后贯通。我以为治近代史不能将视野局限于1840年以后社会急剧变迁的一百年，而应该把社会急剧变迁的中时段放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较长时段中去加以考察，使研究更具历史的深度和张力。美国学者柯文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传统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研究模式提出质疑，他引用美国史学家史华慈的话，认为“中国的‘过去’和‘近代’，未必就作为互不渗透的整体彼此对抗”，它们是“两种流动不居、互相渗透的状态，传统社会中包含近代的潜势，近代社会中又体现了传统的特点”。此言甚为得之。以往学术界对士绅的研究偏重于中短时段，而忽视于长时段的整体考察。把研究的眼光仅仅局限于1840年以后的中时段，就容易把传统与近代分隔开来。因此，我提倡并要求学生用“明清以来”的时间概念从事近代区域史的研究。从学术界已有的士绅研究成果看，无论是论文还是专著，大多集中于明代中后期和晚清的中时段或短时段。诚然，这两个阶段社会变化剧烈，士绅阶层发展迅速，历史记载的文献也比较丰富，自然就成为学者们的首选研究对象。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动态的变迁与静态的承继同样是历史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对于士绅这一与传统社会共存亡、具有保守精神的特殊群体，只注意它在中短时段的某些变化，而不留意其长时段中延续不变的传统，是无法全面正确把握士绅阶层的历史性格以窥其全貌的。因而将长、中、短时段结合起来，才是积极可取的方法。本书在研究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时，将明清以来500余年(1368—1911年)的长时段与中时段(1840—1911年)、短时段(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明清以来江南区域内的士绅阶层进行多层次的考察，使我们得以了解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相互作用的全过程。
三、上下结合的整体史观。传统史学的研究局限于社会上层，而将社会下层排斥于研究的范畴之外。社会下层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居于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士绅，虽是属于社会上层，但在野知识分子的身份，又决定了他们与社会下层有密切的联系。所谓乡绅的文化权力正是体现在他们对基层社会生活的参与和控制上。江南士绅是怎样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的?本书认为主要是通过操纵基层社会组织来实现的，并指出江南社会基层组织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即官方基层组织，半官方基层组织和民间基层组织。每种基层组织之下又各有其子系统。江南基层组织三大系统，在时间上大致有一个前后相因、层层推进的发展过程，其功能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社会控制的网络。士绅通过对三大系统的控制实现其对下层民众的控制。除了从宏观上的考察，作者还选取光绪二年(1876年)江南剪辫系列谣言案作为个案加以深入研究，解析江南民众、士绅、官府和西方势力在面对社会突发危机时的不同反应，以及彼此间的冲突、协调、合作，从而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江南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历史实态。
四、贵于创新的理论探索。茂明的优点在于，不仅在史料上严谨扎实肯下苦功夫，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也善于学习，善于探索。作者不满足于照搬现成的理论与方法，而是结合自己的研究实际，有机地融合各种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从广义文化的概念出发，提出了新的“文化权力”的概念。此前，“文化权力”的概念已有诸多学者加以运用。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第2卷(2000年12月出版)中分析宋代士大夫群体时也曾使用，但他是从“道统”与“政统”分离的角度来谈的，将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相提并论，因而其文化权力的内涵较为狭窄。美国学者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其“文化，是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杜赞奇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突破以前“乡绅社会”的理论模式，建立自己的“经纪模型”理论，去研究国家权力如何渗透到乡村社会中去。而《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中的“文化权力”概念，是从广义文化的概念出发，立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江南士绅群体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社会角色。在明清时期，用吴晗的话说，皇帝与士绅的关系是主奴关系，皇帝越威风，士大夫越下贱。就地位而言，随着明清专制皇权的加强，士绅确实越来越下贱，但同时，他们与专制皇权的利益也越来越一致，关系越来越密切，科举制将二者紧紧地联系在一体。所以，江南士绅的文化权力不仅包含着传统士大夫对“道统”的维护和争夺，同时，也涵盖了封建朝廷赋予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士绅阶层对现存社会文化秩序的解释权和维护权。本书从广义“文化权力”的视野，对明清江南士绅这一在野知识群体的社会角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构筑起士绅研究的新框架。通览全书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权力”的概念是其主线和灵魂：全书共五章，第一章从纵向研究了士绅与国家的关系；第二章从横向揭示了士绅与民众(基层社会组织)的关系。这二章为士绅阶层在传统社会的坐标上，正确地标示了位置。第三章是核心，论证了士绅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位置的理由，或者说他们在基层社会取得文化权力的途径——一方面他们的作用主要在社会保障中发挥；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社会稳定的过程中取得支配地方社会的权力。第四章进一步从横向深入探讨了士绅在区域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在文化互动上所起的特殊作用，这是本书的闪光点，也是其他同类著作所没有的。第五章在横向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作纵向研究，探讨士绅与社会变迁，尤其是江南近代化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全书形成纵、横、核心、横、纵的结构，以纵开始，以纵结束，“文化权力”这一主导线索贯穿始终，层层推进，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呈现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变迁动态的过程，使研究具有整体性和历史的厚重感。
这里特别要一提的是第四章所运用的区域比较研究方法。区域史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的主潮流，但区域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对中国整体史的新的认识，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其必经之路是对各个区域进行比较研究，因此可以说，区域比较研究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区域研究的新的热点。茂明曾随我去徽州考察，并对徽州区域社会研究有着深厚的兴趣。以潘世恩为代表的苏州望族潘氏，来自徽州歙县大阜。我们曾在肃穆的大阜潘氏祠堂，细辨其与苏州钮家巷潘氏祖宅建筑风格的异同，讨论同属江南的这两个区域的士绅在基层社会的不同作用。苏州是国家的财赋之地，也是国家严加控制的地区，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受到国家的制约。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严重，宗族离散，只有士绅巨贾才有可能保持宗族组织。因此，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靠士绅与里甲两条线联结。形成县—士绅(大家族)—农民及县—里甲—农民的双重体制。基层政权通过里甲控制农村，士绅则争取农村的自治权。徽州是相对封闭、资源匮乏的山区，徽州人外出经商，却把利润输回家乡，加固宗族制度。宗族血缘圈覆盖所有农民小家庭。宗族不仅担当教化、教育、互济、公益建设等自治职能，而且担当起治安、司法、赋役等基层政权的管理职能。士绅与宗族是合而为一的，士绅通过对宗族的控制来实现对农民的控制，从而形成县—士绅(宗族)—小家庭的格局。徽州形态是家国同构体从组织上(宗族)到思想上(理学)最为完备的典型，也是中国专制制度对农村控制最为严密的类型。而在商品经济的直接冲击下，苏州基层政权与广大农村之间的双重体制却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随着清政权的衰败，尤其是太平天国反抗运动后，士绅势力大为增强，农村自治日益发展。士绅政治上的代表督抚，也相应加强了江苏，尤其是苏南的地方自治。这是有利于社会近代化的变迁的。本章以潘氏家族的迁徙与文化互动为例，分析了苏州与徽州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文化互动，同时也论述了士人与商人之间价值取向的异同和相互影响，这在区域史的研究中已经进入了学术界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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