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劳动力市场发育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这一转轨过程中最艰巨的部分。首先，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不同，劳动力市场涉及到人本身，关系到人文发展和社会和谐，因此，劳动力市场发育不能完全依靠自发的市场机制演进，而更要突出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次，在面临劳动力市场发育紧迫任务的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宏观经济周期等因素也造成就业的巨大压力，导致下岗、失业和劳动参与率等问题，需要同时把治理现行存在的问题与长期的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因此，我们把这本书起名为《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既讨论劳动力资源配置从计划体制到市场机制的转型问题，也讨论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问题。
在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分别讨论了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及其动态变化。第三章到第五章从几个方面描述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状况，既包括面临的就业压力，也包括劳动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情况。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从社会保护和积极的就业政策角度，讨论政府在促进就业、再就业，以及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等方面的作用和职能。第八章从政府和劳动者个人两个角度，讨论人力资本积累对劳动力市场的意义。第九章到第十二章讨论劳动力市场发育问题，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竞争性和分割状况等方面，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程度。第十三章提出扩大就业的政策建议及其实施优先序，并讨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中的经验。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解决我国城乡就业的中长期对策》的研究成果。没有该项目资金的资助，我们是无法完成如此大规模的研究计划的。此外，在进行问卷调查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争取到了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密歇根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哈佛大学等单位提供的研究资助。借助于上述资助，我们得以在五个大城市(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进行了较大样本的抽样调查和访谈，使我们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现状有了实感。我们又进一步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统计分析，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的诸多方面有了一定的认识。由于政策部门和社会舆论对理论研究的需求十分旺盛，我和我的同事广泛地参与了关于政策的讨论，也面对社会大众进行解说。所有这些似乎是研究过程之外的活动，都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研究选题，也激励了我们研究问题的兴趣。
我的许多同事参与了关于劳动力的调查和研究过程，直接或间接地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张羚广、张车伟、吴要武、王德文、张丹丹，都是上面提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的成员。密歇根州立大学的John Giles，密歇根大学的Albert Park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孟昕，也分别在不同阶段参与了项目的研究工作。徐进和金泓从科研管理的角度对本书作出了贡献。我们的一些学生参加了实地调查研究和问卷的整理工作，值得提到的是刘学军和陈兰。本书中的一些部分，分别得益于我与许多同事的合作研究和讨论，可以说是在相互切磋甚至争论中形成的研究结论。例如，谈到我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往往不能不提到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杨云彦和华盛顿大学的陈金永的经常性的讨论。关于中国就业统计的一致性问题，我所写的一些文章或者发表的一些讲演，是受到匹兹堡大学Tom Rawski的不同观点的激励。
我们衷心感谢上述机构和同事对本书的贡献。然而，书中如果存在任何不确切甚至不正确之处，我们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也希望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和发育，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因此，也应该成为我们长期研究的课题。作为专门从事劳动就业问题研究的学者，面对如此丰富的制度变革现象及其提出的理论挑战，我们愿意付出不懈的努力，以便在将来拿出更加满意的研究成果。
蔡 昉
2005年3月
在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分别讨论了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及其动态变化。第三章到第五章从几个方面描述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状况，既包括面临的就业压力，也包括劳动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情况。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从社会保护和积极的就业政策角度，讨论政府在促进就业、再就业，以及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等方面的作用和职能。第八章从政府和劳动者个人两个角度，讨论人力资本积累对劳动力市场的意义。第九章到第十二章讨论劳动力市场发育问题，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竞争性和分割状况等方面，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程度。第十三章提出扩大就业的政策建议及其实施优先序，并讨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中的经验。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解决我国城乡就业的中长期对策》的研究成果。没有该项目资金的资助，我们是无法完成如此大规模的研究计划的。此外，在进行问卷调查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争取到了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密歇根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哈佛大学等单位提供的研究资助。借助于上述资助，我们得以在五个大城市(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进行了较大样本的抽样调查和访谈，使我们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现状有了实感。我们又进一步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统计分析，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的诸多方面有了一定的认识。由于政策部门和社会舆论对理论研究的需求十分旺盛，我和我的同事广泛地参与了关于政策的讨论，也面对社会大众进行解说。所有这些似乎是研究过程之外的活动，都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研究选题，也激励了我们研究问题的兴趣。
我的许多同事参与了关于劳动力的调查和研究过程，直接或间接地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张羚广、张车伟、吴要武、王德文、张丹丹，都是上面提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的成员。密歇根州立大学的John Giles，密歇根大学的Albert Park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孟昕，也分别在不同阶段参与了项目的研究工作。徐进和金泓从科研管理的角度对本书作出了贡献。我们的一些学生参加了实地调查研究和问卷的整理工作，值得提到的是刘学军和陈兰。本书中的一些部分，分别得益于我与许多同事的合作研究和讨论，可以说是在相互切磋甚至争论中形成的研究结论。例如，谈到我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往往不能不提到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杨云彦和华盛顿大学的陈金永的经常性的讨论。关于中国就业统计的一致性问题，我所写的一些文章或者发表的一些讲演，是受到匹兹堡大学Tom Rawski的不同观点的激励。
我们衷心感谢上述机构和同事对本书的贡献。然而，书中如果存在任何不确切甚至不正确之处，我们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也希望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和发育，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因此，也应该成为我们长期研究的课题。作为专门从事劳动就业问题研究的学者，面对如此丰富的制度变革现象及其提出的理论挑战，我们愿意付出不懈的努力，以便在将来拿出更加满意的研究成果。
蔡 昉
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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