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北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朝代。在北宋168年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曾遭遇过内忧外患的历史磨难。对这么一个重要朝代进行历史的考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研究北宋这个历史内容相当丰富而又充满各种矛盾的朝代，除了要有高度的历史眼光，还需获得足够的、准确的历史材料。宋代发达的文化事业，留给我们的历史材料丰富而相对完备，这是弥足珍贵的。但是大量的原始资料，使我们既为其丰富而感到满足，又因其本身存在许多无法回避的内容问题而苦恼。宋史的资料，因为政治斗争和流传过程中的种种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不可相信的成分以及或多或少的错误，这些问题无疑犹如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荆棘之林，给宋史理论研究的提高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因此，对宋史史料书开展研究，本身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其重要性显然不言而喻。长期以来，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持之以恒，在宋史资料的研究领域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宋史资料存在的牴牾和错误实在太多，虽然前人已经做过不少的工作，但仍然有必要继续进行。
作为宋史基本史料书之一的《东都事略》，是纪传体北宋史，学术界长期以来注重用它用来考订《宋史》、《长编》等著作，对此书本身研究不足；而对《宋史》而言，研究成果虽然很多，但因其中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在现有的基础上，仍然有较大的研究余地。本书的完成，就是在这个领域做了小小的尝试，但愿可以对这两部书的史料运用和评价有所补益，如能对宋代史料的研究工作略有推进，得出一些更符情理的认识，作者也就为此感到满足。
本书主要采取比较的方法，对《东都事略》和《宋史》的编纂体例、记载的内容、编纂者的思想进行比较，对其内容辨别异同，进行简要的考订，以期对宋史的研究尽一点绵薄之力。因为《东都事略》成书于南宋，只有纪传；而《宋史》成书于元末，包纳两宋，纪表志传俱全，所以对二书的比较只能大致以《东都事略》所记载到的内容作为基本范围。考虑到《东都事略》的附录涉及辽、金历史，故也将相应部分与《辽史》、《金史》作一简单比较。因为《宋史》以中华书局标点本和《东都事略》的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较为通行，故以标点本《宋史》和文海本《东都事略》参校，同时参考了文渊阁本《东都事略》。
纪传体史书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本纪中有联书，传文中有省文，还有在记事中的文字通用、概念大小等种种情况，这些都是不容掩盖的事实。但是，本书作者的理解是，作为基础研究还是应该尽量把历史的内容搞得更清楚一些、细致一些，精细的研究总比粗放要扎实一些，体例和内容不是等同的概念。我们知道本纪有联书，不等于就清楚其中到底采用的是哪件事情的时间；知道从弟、内弟、亲弟均系弟也，但并不等于清楚究属何种具体关系。汉字中的通假现象也并不都适用于固有的历史专用名词。历史学科的目标之一就是应该尽量展示其原貌，而不是用宽泛的理解去掩盖更加精密的论断。近年来有不少人士在历史研究中不大注意逻辑问题和对历史考证学传统的继承，从粗泛的角度辩驳精确的考释，这是本书作者所不赞同的。
本书系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当初选择这么一个课题，除了考虑到这两部书的重要性之外，更主要的考虑就是通过对史料原著的摸索，更好地掌握和理解宋史资料，为今后的宋史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历史学科本身是讲究求实存真的，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之上，脱离史实发表的空论经不起这门学科的检验。前人在长期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总结和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依然值得我们今天的学者们借鉴和学习。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确定多大的研究范围，评价研究工作意义，都不应该脱离前人的经验来加以确定。尊重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学习别人的研究方法，避免忽视基础工作而重蹈覆车之辙，是本书作者所愿望和追求的目标。
在写作过程中，承蒙导师徐规先生悉心指导和修改，在毕业论文送审和答辩过程中，得到许多著名专家的批评指正。对于这些宝贵意见，修改成书之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吸收，在此，谨对曾经仔细审读过拙文的先生们一并深表诚挚的谢意!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杭州师范学院科研处、人文学院的领导和同仁的大力支持。本书之所以能够顺利面世，更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领导的鼎力帮助。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闻见未广，书中存在不足之处有所难免，恳请学术界广大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研究北宋这个历史内容相当丰富而又充满各种矛盾的朝代，除了要有高度的历史眼光，还需获得足够的、准确的历史材料。宋代发达的文化事业，留给我们的历史材料丰富而相对完备，这是弥足珍贵的。但是大量的原始资料，使我们既为其丰富而感到满足，又因其本身存在许多无法回避的内容问题而苦恼。宋史的资料，因为政治斗争和流传过程中的种种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不可相信的成分以及或多或少的错误，这些问题无疑犹如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荆棘之林，给宋史理论研究的提高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因此，对宋史史料书开展研究，本身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其重要性显然不言而喻。长期以来，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持之以恒，在宋史资料的研究领域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宋史资料存在的牴牾和错误实在太多，虽然前人已经做过不少的工作，但仍然有必要继续进行。
作为宋史基本史料书之一的《东都事略》，是纪传体北宋史，学术界长期以来注重用它用来考订《宋史》、《长编》等著作，对此书本身研究不足；而对《宋史》而言，研究成果虽然很多，但因其中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在现有的基础上，仍然有较大的研究余地。本书的完成，就是在这个领域做了小小的尝试，但愿可以对这两部书的史料运用和评价有所补益，如能对宋代史料的研究工作略有推进，得出一些更符情理的认识，作者也就为此感到满足。
本书主要采取比较的方法，对《东都事略》和《宋史》的编纂体例、记载的内容、编纂者的思想进行比较，对其内容辨别异同，进行简要的考订，以期对宋史的研究尽一点绵薄之力。因为《东都事略》成书于南宋，只有纪传；而《宋史》成书于元末，包纳两宋，纪表志传俱全，所以对二书的比较只能大致以《东都事略》所记载到的内容作为基本范围。考虑到《东都事略》的附录涉及辽、金历史，故也将相应部分与《辽史》、《金史》作一简单比较。因为《宋史》以中华书局标点本和《东都事略》的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较为通行，故以标点本《宋史》和文海本《东都事略》参校，同时参考了文渊阁本《东都事略》。
纪传体史书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本纪中有联书，传文中有省文，还有在记事中的文字通用、概念大小等种种情况，这些都是不容掩盖的事实。但是，本书作者的理解是，作为基础研究还是应该尽量把历史的内容搞得更清楚一些、细致一些，精细的研究总比粗放要扎实一些，体例和内容不是等同的概念。我们知道本纪有联书，不等于就清楚其中到底采用的是哪件事情的时间；知道从弟、内弟、亲弟均系弟也，但并不等于清楚究属何种具体关系。汉字中的通假现象也并不都适用于固有的历史专用名词。历史学科的目标之一就是应该尽量展示其原貌，而不是用宽泛的理解去掩盖更加精密的论断。近年来有不少人士在历史研究中不大注意逻辑问题和对历史考证学传统的继承，从粗泛的角度辩驳精确的考释，这是本书作者所不赞同的。
本书系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当初选择这么一个课题，除了考虑到这两部书的重要性之外，更主要的考虑就是通过对史料原著的摸索，更好地掌握和理解宋史资料，为今后的宋史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历史学科本身是讲究求实存真的，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之上，脱离史实发表的空论经不起这门学科的检验。前人在长期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总结和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依然值得我们今天的学者们借鉴和学习。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确定多大的研究范围，评价研究工作意义，都不应该脱离前人的经验来加以确定。尊重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学习别人的研究方法，避免忽视基础工作而重蹈覆车之辙，是本书作者所愿望和追求的目标。
在写作过程中，承蒙导师徐规先生悉心指导和修改，在毕业论文送审和答辩过程中，得到许多著名专家的批评指正。对于这些宝贵意见，修改成书之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吸收，在此，谨对曾经仔细审读过拙文的先生们一并深表诚挚的谢意!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杭州师范学院科研处、人文学院的领导和同仁的大力支持。本书之所以能够顺利面世，更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领导的鼎力帮助。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闻见未广，书中存在不足之处有所难免，恳请学术界广大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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