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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艳同志的博士论文《敦煌书仪语言研究》即将问世,而且是由全国一流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高兴、值得庆贺的事。
书仪是敦煌文献中比较特殊的部分,是古人关于典礼仪注和书札体式的范本,口语程度较高,遣词造句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语言研究价值。从文献学的角度,探索书仪的历史文化内涵,学界前辈周一良先生已导夫先路,赵和平等中年学者继踵而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迄今为止,这部分珍贵资料尚未引起语言学界尤其是近代汉语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相关论著罕见。小艳的论文《敦煌书仪语言研究》以现存一百余件敦煌书仪写本为主要材料,从语言的角度对这部分珍贵文献作了全方位的系统深入的研究,选题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作者详细论述了这种特殊文体的语言研究价值、文本特徵、内容特色,并着重探讨了其中的俗别字和新词新义,以及某些具有特色的同义聚合。分析与结论大都翔实可信,往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纠正语文辞书和古籍整理著作的未尽未确之处。作者对书仪中俗别字的辨认和词语的考释,都很见功力,不少被误认的俗别字和被误解的俗语词,都经过作者的研究而获得正确的解读。这样的解读并不是凭空臆测,或只从单例孤证出发的以偏概全,而是有理有据,从敦煌文书和其他传世文献中找到大量佐证,因而可信度很高。能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肯下死功夫,熟悉敦煌文书和其他古籍;其次要细心,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能发现有用的材料并加以汇集;另外还要有科学的头脑和正确的方法,才能透过表面看本质,得到正确的答案。作者把自己研究敦煌书仪所采用的方法加以归纳,提出“审音辨形”“同义类聚”“语境还原”“纵横考探”“背景考察”几条,其中后四条特别适宜于敦煌书仪语言的研究。这些方法既继承和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又有作者自己的独创性,对于其他古籍的字词考释也非常有用。
俗别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但本书的价值不止于此。其中“书仪新词的产生途径”“书仪新义的衍生机制”“书仪同义词的级差”等部分也研究得比较深入,富有新意。这说明作者不仅有训诂学的功底,而且能从理论层面考虑词汇问题,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因此,本书的公开出版,不仅对古籍整理和辞书修订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而且对近代汉字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也很有启发。
本书初稿作为作者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曾获得与会同行专家的热情肯定。蒋绍愚先生称之为“敦煌文献语言研究的优秀之作”。项楚先生则认为,“由语言角度(对书仪)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当首推本文”。别的专家也认为“多所创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答辩之后,作者又根据与会同行专家提出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打磨修改。虽然尚存在一些不足,如对书仪语言历时变化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等,但这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只能俟之异日。
本书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绩,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导师张涌泉教授指导有方;二是靠作者自身的努力。作为作者硕士阶段的指导教师,我在这里不妨对作者攻读硕士学位前後的一些情况略加介绍。作者出生在贵州边远山区农村,原就读于遵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时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保送到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插班生,完成本科学业。随即考入贵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入学考试成绩为历届省内考生之最。入学后学习一贯踏实刻苦,各科成绩优良。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由于出身农村,家境贫寒,她每逢假期都要回家帮助父母干农活,有时还要挑菜到县城出售。这是现在一般女孩子难于做到的。古人说:文如其人。又说:为学即为人。这种为人与为学为文的辩证关系在作者身上得到再一次的生动体现。
王 锳
2005年7月6日
于花溪河畔
书仪是敦煌文献中比较特殊的部分,是古人关于典礼仪注和书札体式的范本,口语程度较高,遣词造句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语言研究价值。从文献学的角度,探索书仪的历史文化内涵,学界前辈周一良先生已导夫先路,赵和平等中年学者继踵而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迄今为止,这部分珍贵资料尚未引起语言学界尤其是近代汉语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相关论著罕见。小艳的论文《敦煌书仪语言研究》以现存一百余件敦煌书仪写本为主要材料,从语言的角度对这部分珍贵文献作了全方位的系统深入的研究,选题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作者详细论述了这种特殊文体的语言研究价值、文本特徵、内容特色,并着重探讨了其中的俗别字和新词新义,以及某些具有特色的同义聚合。分析与结论大都翔实可信,往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纠正语文辞书和古籍整理著作的未尽未确之处。作者对书仪中俗别字的辨认和词语的考释,都很见功力,不少被误认的俗别字和被误解的俗语词,都经过作者的研究而获得正确的解读。这样的解读并不是凭空臆测,或只从单例孤证出发的以偏概全,而是有理有据,从敦煌文书和其他传世文献中找到大量佐证,因而可信度很高。能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肯下死功夫,熟悉敦煌文书和其他古籍;其次要细心,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能发现有用的材料并加以汇集;另外还要有科学的头脑和正确的方法,才能透过表面看本质,得到正确的答案。作者把自己研究敦煌书仪所采用的方法加以归纳,提出“审音辨形”“同义类聚”“语境还原”“纵横考探”“背景考察”几条,其中后四条特别适宜于敦煌书仪语言的研究。这些方法既继承和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又有作者自己的独创性,对于其他古籍的字词考释也非常有用。
俗别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但本书的价值不止于此。其中“书仪新词的产生途径”“书仪新义的衍生机制”“书仪同义词的级差”等部分也研究得比较深入,富有新意。这说明作者不仅有训诂学的功底,而且能从理论层面考虑词汇问题,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因此,本书的公开出版,不仅对古籍整理和辞书修订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而且对近代汉字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也很有启发。
本书初稿作为作者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曾获得与会同行专家的热情肯定。蒋绍愚先生称之为“敦煌文献语言研究的优秀之作”。项楚先生则认为,“由语言角度(对书仪)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当首推本文”。别的专家也认为“多所创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答辩之后,作者又根据与会同行专家提出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打磨修改。虽然尚存在一些不足,如对书仪语言历时变化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等,但这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只能俟之异日。
本书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绩,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导师张涌泉教授指导有方;二是靠作者自身的努力。作为作者硕士阶段的指导教师,我在这里不妨对作者攻读硕士学位前後的一些情况略加介绍。作者出生在贵州边远山区农村,原就读于遵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时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保送到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插班生,完成本科学业。随即考入贵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入学考试成绩为历届省内考生之最。入学后学习一贯踏实刻苦,各科成绩优良。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由于出身农村,家境贫寒,她每逢假期都要回家帮助父母干农活,有时还要挑菜到县城出售。这是现在一般女孩子难于做到的。古人说:文如其人。又说:为学即为人。这种为人与为学为文的辩证关系在作者身上得到再一次的生动体现。
王 锳
2005年7月6日
于花溪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