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法律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内涵中体现调控人类法律关系之规律性的要素，具有对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均显引导、规范作用的普适性。因此，法律在世界范围内的移植，是一个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历史现象，也是世界法律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只要有法律的移植，就必然会产生一个如何面对“外国法”的问题，也必然会出现“比较法”的思维与实践活动。
中国曾是一个千年帝国，在其最为辉煌(如隋、唐之际)之时，只有自己的法律为他国所模仿、所借鉴、所移植，而很少从外国汲取法律知识。至近代，中国逐渐落伍，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之下，成为一个积贫积弱的穷国。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中国开始了向先进的西方学习的历程，“外国法”和“比较法”便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对“外国法”和“比较法”进行介绍和研究的，是以丁韪良、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传教士，随后是林则徐、魏源、王韬等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再后是梁启超、沈家本、伍廷芳等一批变法修律人士，最后是王宠惠、王世杰、吴经熊等一个法学家群体。他们通过创办法学杂志，发表法学论文，翻译出版外国法典和法学著作，开设外国法与比较法的课程，以及著书立说，让中国人逐步了解、掌握外国法与比较法的知识，从而为中外法学界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方面曾经历了许多挫折，比如50年代向苏联法学的一边倒、60年代对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的整体否定等等。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终于从“左”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开始对外国法与比较法全方位的研究活动，从而促进了中国立法的发达，加快了法治国建设的进程。
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试图在当前研究外国法与比较法的运动中作出一点贡献，为有兴趣于此领域的读者提供一个发表成果的园地和交流的平台。本书作为连续出版物，每年出版一卷，除发表一些资深的专业研究人员的成果之外，更加欢迎法律界的广大年轻人踊跃投稿。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商务印书馆领导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资金的赞助，责任编辑王兰萍同志付出了诸多精力。对此，均表示我们一片诚挚的谢意。
由于在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以及我们对编辑出版这种专业系列丛书经验不足，加上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的内容博大精深，本书肯定会存在一些不足，鉴此恳请读者诸君谅解，并提出批评，以便改进，使本书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准。
何勤华
于上海•华东政法学院
2006年5月1日
中国曾是一个千年帝国，在其最为辉煌(如隋、唐之际)之时，只有自己的法律为他国所模仿、所借鉴、所移植，而很少从外国汲取法律知识。至近代，中国逐渐落伍，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之下，成为一个积贫积弱的穷国。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中国开始了向先进的西方学习的历程，“外国法”和“比较法”便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对“外国法”和“比较法”进行介绍和研究的，是以丁韪良、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传教士，随后是林则徐、魏源、王韬等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再后是梁启超、沈家本、伍廷芳等一批变法修律人士，最后是王宠惠、王世杰、吴经熊等一个法学家群体。他们通过创办法学杂志，发表法学论文，翻译出版外国法典和法学著作，开设外国法与比较法的课程，以及著书立说，让中国人逐步了解、掌握外国法与比较法的知识，从而为中外法学界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方面曾经历了许多挫折，比如50年代向苏联法学的一边倒、60年代对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的整体否定等等。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终于从“左”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开始对外国法与比较法全方位的研究活动，从而促进了中国立法的发达，加快了法治国建设的进程。
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试图在当前研究外国法与比较法的运动中作出一点贡献，为有兴趣于此领域的读者提供一个发表成果的园地和交流的平台。本书作为连续出版物，每年出版一卷，除发表一些资深的专业研究人员的成果之外，更加欢迎法律界的广大年轻人踊跃投稿。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商务印书馆领导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资金的赞助，责任编辑王兰萍同志付出了诸多精力。对此，均表示我们一片诚挚的谢意。
由于在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以及我们对编辑出版这种专业系列丛书经验不足，加上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的内容博大精深，本书肯定会存在一些不足，鉴此恳请读者诸君谅解，并提出批评，以便改进，使本书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准。
何勤华
于上海•华东政法学院
2006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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