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 平装

        该书将《新青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对20世纪思想史的发展演进作了深度的挖掘和梳理。

　　众所周知，《新青年》是影响20世纪中国的一代名刊。它与“五四运动”息息相关。它不但是外来思潮译介的重要媒体，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新青年”。然而与“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潮、人物研究的“与时俱来”不同，对《新青年》杂志的研究不过是近年来学术界兴起的事情。如果说有关“五四”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新青年》研究则可以说是“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因此，将《新青年》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崭新且有实际意义的命题。
　　从文本出发，在“五四”这一精神事件之外寻找中国新文化的活水源头，我们就必须首先着眼于《新青年》。《新青年》的创刊加速了一个时代的过渡、转型。《新青年》是一系列新潮杂志的发源地，诸如《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潮》、《国民》都是这个杂志大家庭中的成员。总体意义上，前者是“母”，后者是“子”。但仔细划分，《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可以说是孪生(兄弟刊物)关系，《新潮》、《国民》则是前辈和后辈的“父”与“子”的关系。根据笔者的观察，对这些杂志的文本研究及其关系研究都没有专著出现，即使是一些论文偶有涉及也还是杯水车薪，不解研究之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不过，这与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的研究路径有关，更与我们对“文本”的重视程度不够有关。
　　就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而言，从新文学发生的视角研究《新青年》的学者要比历史学者多，哲学研究多是从思潮的角度对某篇文章的寻章摘句。就历史学界的研究来看，从思想史角度研究的文章要比单纯从历史角度研究的文章多。进一步说，对《新青年》的研究主要还是从思想史学者的“兴趣”开始的。较早一篇专论《新青年》的文章是王晓明的《一个杂志和一个“社团”》，他从《新青年》杂志与文学研究会等社团的关系来看新文学传统的形成与演变。随后也有一些研究跟进，但多数都是对《新青年》创刊前后史实的补正或是扼要的论述。1997年秋，笔者的博士论文《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被列入学林出版社的“现代性与传统”丛书出版，其中我选择的四个主要人物分别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他们或是《新青年》主编，或是其主要作者。或许论文出版的欣喜激励了我，或许是朋友的鼓励鞭策了我，在整理出版博士论文的同时，我和王中江先生共同主编了《回眸<新青年>》语言文学卷、哲学思潮卷、社会思想卷3卷本丛书，并于1998年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张岱年、韦政通、陈平原三位先生为《回眸<新青年>》所作的序言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强调阅读原始文本以及研究原始文本的重要性。1999年春，我们为此在北京大学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回眸<新青年>》文本编选的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几位学者。在那次会议上，张岱年、陈平原、万俊人、陈来、老树、王守常、胡军等学者都对《回眸<新青年>》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之后，我便有了在原有积淀基础上研究《新青年》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结果都是浅尝辄止。2002年底，我有幸进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跟随合作导师吴剑杰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经过多次论证，吴先生同意我将《新青年》文本研究作为出站报告的选题。
　　在进入研究状态后，我在研读过程中看到陈平原教授新近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的长文《<新青年>研究》。与为《新青年》编选本所作的序言《学问家与舆论家》不同，这是一篇经过长期思考得出的成果。不过，他仍是从思想史与文学传统的关系切入的。值得欣喜的是，在博士后研究期间，我还看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两位博士将《新青年》作为论文的选题。尽管他们同样是从文学视角探索《新青年》文本，但这毕竟是一次对尚无“完整”的突破。在此我祝愿他们的论文早日作为专著“完整”出版。
　　现代性，是隐含在《新青年》文本中的历史真实。这里把“现代性”专门提出来，似乎对《新青年》杂志来说有些牵强。毕竟，“现代性”一词在《新青年》整个杂志只出现过一次，而且还是周作人在介绍《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中的一段话：“陀思妥夫斯奇是俄国最大小说家，亦是现在议论纷纭的一个人。陀氏著作，近来忽然复活。其复活的缘故，就因为有非常明显的现代性(现代性是艺术最好的试验物，因真理永远现在故)。人说他曾受迭更司Dickens影响，我亦时时看出痕迹。但迭更司在今日已极旧式，陀氏却终是现代的。止有约翰生博士著沙卫具传，可以相比。此一部深微广大的心理研究，仍然现代，宛然昨日所写。”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只是周作人自英国作家W.B.Trites之手译出，也并非作者有意识的运用。可见，就《新青年》与现代性的关系而论，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有点“小题大做”了。不过，就我个人的理解，《新青年》上映照出的“现代性”，无非也是与传统相对的价值和心理。现代、现代的、现代性都是在统一意义上运作的。民主、科学、个性自由、思想解放、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等也无不彰显着现代性的内涵。
　　本书主要围绕《新青年》上发生的启蒙的演变以及与现代性的关系展开论述，从而解释现代性在20世纪中国多副面孔的实际流程，或说现代性在这里发生的原委曲折，目的是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提供一个历史注脚。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主要采用社会学以及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新青年》的思想演绎进行深度梳理，以期寻找到现代性演进的思想路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20世纪思想史的一次源头和深度的挖掘和梳理。
　　具体说来，本书的命题有：
　　首先是《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本书运用知识经济学的方法，对《新青年》从“集合”(创刊)到“分化”(分散)的过程及其原因作全新视角的透视。过去的研究者对《新青年》的分化以及南下与北上之争更多的是从政治的歧义立论，本书则是对以往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政治论”者的挑战，也是对本人过去研究的一个挑战。回到历史现场，包括本人在内的研究者都是在谈与不谈政治的论题上做文章，无人从知识经济的理念上去探讨这样一个辉煌杂志成功的商业奥秘，更没有人对《新青年》知识群体为“金牌杂志”的社会效益之外的经济效益有过多的关心。但本书以为，《新青年》知识群体后期的“不愿意分裂”以及带有情绪的义气之争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
　　其次是对由《新青年》引发的“文白之争”问题的反思。在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认可以及对《新青年》激进同仁于现代汉语贡献的肯定几乎已经成为定论的今日，重新审视由“白话文”引发的现代性思绪所带来的偏至，方是人文学者最为关切的命题。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的文言文乃是现代白话文的源泉，二者是母与子的关系。《新青年》时期，激进情绪下的同仁所做出的“抽刀断水”式的决断带有硬性的“左”性做派。所有的理性化启蒙色彩都为这一情绪化气质所掩盖，新旧文学传统的重新确立充分体现在文白的决裂上。从《新青年》同仁为寻求良性舆论环境的急切渴望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代启蒙思想家对语言权力(“市场”)的攫取心态。
　　第三是对《新青年》“内圣外王”逻辑的考察。本书注重《新青年》知识群体在启蒙现代性问题上的生成与演绎，从而揭示出这一精神文本背后的启蒙偏至。《新青年》从创刊的那一天起，就有着浓厚的“内圣”倾向。以主编陈独秀领衔的《新青年》以伦理道德为指归，从而在批判旧伦理、旧道德的高调主张中走上了新一轮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从传统文化的伦理中心主义转换到新文化元典的道德至上主义，这一命题的揭示有利于打破“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这一困扰《新青年》研究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范式，从而将《新青年》引发的盘根错节的启蒙思想谱系梳理清楚。
　　第四是对《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关系的研究。其实这是一个对“新青年派”团体意识的界定和分析。本书认为研究《新青年》应该作有机的延伸。而发生在《每周评论》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新青年》思想谱系的歧义拉到“场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每周评论》作为《新青年》的一个子系统，它们是“子母”关系。尽管“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场外”发生，但从“知识考古学”的理论看，它们共属“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营造的那个思想“场域”。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研究《新青年》不能忽略《每周评论》，借助这两个文本的分析，我们会对《新青年》文本表象背后的内在精神规定性给予确定性的论证，避免将思想文本的隐形格局作空壳化的表述。
　　第五是对《新青年》杂志上个人与“他者”关系的考述。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与国家、社会等集体概念的关系。这个关系也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基本学术命题。而对这个命题的不同回答则是折射思想媒体或思想家价值趋向的一面镜子。20世纪初年，《新民丛报》的主编梁启超、《甲寅》的主编章士钊、《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分别在自己经营的刊物上为个人与他者的关系开辟了舆论阵地。本书重点考察的是作为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媒体《新青年》从1915年到1919年之间有关“个人”与他者关系的“来龙去脉”。
　　最后是以人道主义为中介，对《新青年》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转换的关系研究。本书以欧战前后《新青年》知识群体的思想历程为背景，通过对前后知识体系转化的对比，主要考察社会转型加速期这一特定知识群体在激情左右下的不确定性。进化论与阶级论的转化、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转换、“竞争”与“互助”的重心位移，这一切都是在人道主义的道德理想杠杆下发生的。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理解《新青年》现代性面孔的多样性以及它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中发挥巨大舆论威力同时所夹杂的隐忧。
　　本项研究基本上属于思想谱系的梳理，因此在文本的研究上还是需要进一步挖掘的。首先是《新青年》杂志知识群体的来源、地缘结构、年龄阅历、学历结构以及他们之间组合、演变、分化等问题的研究，譬如《甲寅》“跳槽”或“兼职”的同仁，社会上的自然来稿情况，同仁自我撰稿情况，1919年后再度南下时如何将编辑权转移到沈雁冰、陈望道等人手中，最后成为机关刊物和季刊后又有哪些人参与编辑等。从社会学的视角探索作者群体和编辑群体的变化与互动，对于把握《新青年》杂志的思想状况以及舆论合力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会更为重要。
　　其次是对《新青年》编辑体例变化的研究，譬如栏目的变化、轮流编辑风格的演变、专号的演变、作者与读者的互动、编者与作者的互动等，这些研究将有利于把握《新青年》舆论机制的流程，触摸到它发生影响的规律。
　　最后是对《新青年》与其他杂志诸如《科学》、《东方杂志》、《少年中国》、《晨报》等关系的研究，其中也包括与《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潮》、《国民》等系列杂志的关系。这项研究是对文本自身的一个延伸研究，它的意义在于从比较中寻找出《新青年》与它们的异同和传承关系。

　　该书主要围绕《新青年》上发生的启蒙的演变以及与现代性的关系展开论述，从而解释了现代性在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作者张宝明现任洛阳师范学院副院长、历史学教授。

前言
第一章 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
　　一、缘起：对《新青年》研究者的“事后”质疑
　　二、名刊：在现代性焦虑中生成
　　三、“金字招牌”：在文化品牌与商业品牌之间
第二章 “文白之争”的历史悲情：传统母语的非正常死亡与现代汉语的失调
　　　　　——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看《新青年》现代性焦虑的残酷
　　一、文化社会学：《新青年》引发的“文白之争”
　　二、现代性焦虑：《新青年》“历史”叙事的发生
　　三、历史悲情的扩张：世界语的吊诡
　　四、现代性与传统：历史的循环
第三章 启蒙的偏至(上)：“内圣外王”与新文化元典思维模式的确立
　　一、中华文化元典精神与士人情怀
　　二、近代文化启蒙与中国古典传统
　　三、《新青年》：在《新民丛报》与《甲寅》之间
　　四、在“政治的觉悟”与“伦理的觉悟”之间
　　五、伦理的政治化与政治的伦理化
第四章 启蒙的偏至(中)：陈独秀领衔的新文化元典与“内圣外王”的再现
　　一、超越与回归：“新青年”时代的思想症侯
　　二、现代与传统：陈独秀领衔的启蒙潮流
　　三、求同与存异：同仁之间的思想互助
第五章 启蒙的偏至(下)：新文化元典与“内圣外王”的演绎
　　一、“内圣外王”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二、陈独秀与尼采：个人化时代的精神个案
　　三、“人生真义”：“自利利他”平衡机制的再度倾斜
　　四、从人伦伦理到政党伦理
第六章 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历史演绎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新青年》与《每周评论》的衔接
　　一、研究之研究：“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学术之争
　　二、“问题与主义”：思想文本的隐形格局
　　三、“导师”与“学生”：两种知识体系的相对凸起
　　四、从学理型政治到政治型学理：“问题与主义”的历史演绎
第七章 《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考察
　　一、《新青年》之前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基本考察
　　二、《新青年》主导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考察
　　三、《新青年》同仁思想谱系的哲学透视
　　四、《新青年》个人与国家关系思想的集束与辐射
　　五、《新青年》思想谱系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闪断与整合
第八章 现代性空间的开拓
　　　　——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看《新青年》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一、“三反”：一个“超人”时代的到来
　　二、“超人”的渺茫：个人主义的困境
　　三、“人力车夫”：来自弱势群体的心理感应
　　四、强权与公理：人道主义的变奏(工)
　　五、强权与公理：人道主义的变奏(Ⅱ)
　　六、强权与公理：人道主义的变奏(Ⅲ)
　　七、“新理想主义”：强权的终结与公理的落定(工)
　　八、“新理想主义”：强权的终结与公理的落定(Ⅱ)
　　九、“新理想主义”：强权的终结与公理的落定(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