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而就一种非形态语言而言，词类没有外在的形态标志，或者说缺乏足够的形态标志，这样，词类研究就困难重重。
词类是根据词在句法组合中共同的组合特征类聚而成的类别。区分词类也就是区分具有不同句法组合特征的词，为的是根据不同的词类序列更概括地说明各种不同的句法结构。因此，词类和句法是相互依存的。也正因为这样，区分词类的唯一标准只能是词的句法组合特征，或者说句法功能。
形态仅仅是词的句法功能的一种外在的形式标志，应该说是第二性的，而词的句法功能则是第一性，是词的句法功能决定词的形态标志，而不是词的形态标志决定词的句法功能。因此，即使没有形态标志，词的句法功能依然存在。当然，有了形态标志，词的句法功能就比较容易确定，区分词类也就比较容易；没有形态标志，词的句法功能就不那么容易确定，语法学家往往有不同的意见，结果区分词类就困难重重了。
如果说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困难重重，那么古代汉语词类研究就是难上加难了。在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中不少有较好效果的操作方法，如代入法、鉴定词鉴定法、搭配测试法等等，都不大行得通了，因为我们不是古人，缺乏古人对古代汉语的语感，古代典籍中没有出现过的用例我们没有把握就一定不能这样用，或者就一定能这样用，而且我们也没有资格自编古代汉语的用例。这就是说，古代汉语词类研究不仅有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中碰到的种种困难，而且还由于文献不足和我们不具备古人的语感而更加困难。
殷君国光长期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和研究，敢于啃硬骨头，肯下苦功夫，对《吕氏春秋》一书的词类进行了全面考察，写了《<吕氏春秋>词类研究》这样一部有分量的专著。对一部专书的词类进行全面的考察，这在国内还没有先例。《吕氏春秋》又是一部有确切著作年代的早期古籍，选择这样一部专书进行断代的词类研究也是很有眼光的。当然，作者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首先是怎样贯彻句法功能是区分词类的唯一标准的难题。作者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也就是以语义为基础、以句法功能为唯一标准的办法。因为句法功能是有相应的语义基础的，不同的句法功能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语义，因此可以根据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语义上的变化来判定句法功能上的变化，从而确定词类的归属。这里所说的“语义”当然不是简单的逻辑意义，而是包含了概括的语法意义在内的语言单位的意义。举一个现代汉语的例子来看一看。例如“战争”，就逻辑意义来说是一种行为，但是在当代人的语感中，“战争”是某种行为的名称而不是这种行为本身。这就是这里说的“语义”。不过，这种办法总不免掺杂几分主观成分。所以作者又广泛地采用了量化的研究方法，用统计数据来校正主观的判断，这又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偶尔在个别问题上使用统计方法现在已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是对一部专书进行全面穷尽的统计分析，至少在国内还没有见到过。经过统计数据的校正，再根据句法功能来分类，至少比完全凭主观判定要可靠一些。作者的结论不可能是最后的结论，将来会有进一步的修正和补充。作者的贡献是摸索了一条处理古代汉语材料的新的路子，尽管这样的新路子也需要不断修正和改进。
古代汉语语法研究长期以来采用传统的“内省”方法，连归纳法也很少采用，在方法论领域很少有突破性的进展。殷君国光的研究是在方法论领域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得出的结论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名词、形容词、动词的句法功能的统计数据和这些年来不同的人对现代汉语名词、形容词、动词的句法功能的统计数据惊人地接近，这说明作者的统计是相当可靠的，同时也说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一脉相承的，统计数据的接近不是偶然的。
作者从80年代初校勘注释《吕氏春秋》起就着手准备研究《吕氏春秋》语法，其中词类研究部分到现在才脱稿，是花了不少功夫的。希望作者再接再厉，早一点儿把句法部分也写出来。
胡明扬
1996年7月8日于北京
词类是根据词在句法组合中共同的组合特征类聚而成的类别。区分词类也就是区分具有不同句法组合特征的词，为的是根据不同的词类序列更概括地说明各种不同的句法结构。因此，词类和句法是相互依存的。也正因为这样，区分词类的唯一标准只能是词的句法组合特征，或者说句法功能。
形态仅仅是词的句法功能的一种外在的形式标志，应该说是第二性的，而词的句法功能则是第一性，是词的句法功能决定词的形态标志，而不是词的形态标志决定词的句法功能。因此，即使没有形态标志，词的句法功能依然存在。当然，有了形态标志，词的句法功能就比较容易确定，区分词类也就比较容易；没有形态标志，词的句法功能就不那么容易确定，语法学家往往有不同的意见，结果区分词类就困难重重了。
如果说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困难重重，那么古代汉语词类研究就是难上加难了。在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中不少有较好效果的操作方法，如代入法、鉴定词鉴定法、搭配测试法等等，都不大行得通了，因为我们不是古人，缺乏古人对古代汉语的语感，古代典籍中没有出现过的用例我们没有把握就一定不能这样用，或者就一定能这样用，而且我们也没有资格自编古代汉语的用例。这就是说，古代汉语词类研究不仅有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中碰到的种种困难，而且还由于文献不足和我们不具备古人的语感而更加困难。
殷君国光长期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和研究，敢于啃硬骨头，肯下苦功夫，对《吕氏春秋》一书的词类进行了全面考察，写了《<吕氏春秋>词类研究》这样一部有分量的专著。对一部专书的词类进行全面的考察，这在国内还没有先例。《吕氏春秋》又是一部有确切著作年代的早期古籍，选择这样一部专书进行断代的词类研究也是很有眼光的。当然，作者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首先是怎样贯彻句法功能是区分词类的唯一标准的难题。作者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也就是以语义为基础、以句法功能为唯一标准的办法。因为句法功能是有相应的语义基础的，不同的句法功能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语义，因此可以根据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语义上的变化来判定句法功能上的变化，从而确定词类的归属。这里所说的“语义”当然不是简单的逻辑意义，而是包含了概括的语法意义在内的语言单位的意义。举一个现代汉语的例子来看一看。例如“战争”，就逻辑意义来说是一种行为，但是在当代人的语感中，“战争”是某种行为的名称而不是这种行为本身。这就是这里说的“语义”。不过，这种办法总不免掺杂几分主观成分。所以作者又广泛地采用了量化的研究方法，用统计数据来校正主观的判断，这又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偶尔在个别问题上使用统计方法现在已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是对一部专书进行全面穷尽的统计分析，至少在国内还没有见到过。经过统计数据的校正，再根据句法功能来分类，至少比完全凭主观判定要可靠一些。作者的结论不可能是最后的结论，将来会有进一步的修正和补充。作者的贡献是摸索了一条处理古代汉语材料的新的路子，尽管这样的新路子也需要不断修正和改进。
古代汉语语法研究长期以来采用传统的“内省”方法，连归纳法也很少采用，在方法论领域很少有突破性的进展。殷君国光的研究是在方法论领域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得出的结论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名词、形容词、动词的句法功能的统计数据和这些年来不同的人对现代汉语名词、形容词、动词的句法功能的统计数据惊人地接近，这说明作者的统计是相当可靠的，同时也说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一脉相承的，统计数据的接近不是偶然的。
作者从80年代初校勘注释《吕氏春秋》起就着手准备研究《吕氏春秋》语法，其中词类研究部分到现在才脱稿，是花了不少功夫的。希望作者再接再厉，早一点儿把句法部分也写出来。
胡明扬
1996年7月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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