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人文学刊（第一辑） 现代中国人文学刊

以跨学科、跨媒介、跨文体的写作，来呈现有图有文、有声有色的中国。
全新的现代中国人文对话平台，展现丰富多元的人文研究样态。 
 

发刊词
王风（北京大学）
2022年9月25日，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仪式，宣布成立。该所作为实体机构，由陈平原教授动议，得到北京大学校方和中文系的大力支持。近几年，于役同仁多方努力，在自身都有繁重研究工作的情况下，做了一些事情。现在，承蒙各方学者支持，又得以创设本刊即《现代中国人文学刊》。
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的创立，并将此前未见使用的“人文史”概念，作为我们需要发展的核心观念，是基于我们身所经历的近三四十年中国人文学的发展，就中感到的问题，以及引发的思考。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重新开放，由此引发蓬勃而混杂的文化思潮。在此背景下，横亘整个九十年代，共刊行十五辑的《学人》集刊（陈平原、汪晖、王守常主编，1991—2000年），以遍布全球的作者及其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至今仍在学界广有影响。该刊从创刊号开始组织系列“学术史研究笔谈”，虽然诸公所论各有方向，但楬橥“学术史”，主要目的在于返归纯学术传统，将学术研究导入“规范”，以使中国的学术工作能与世界进行有效的对话。
1999年，“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一个虚体机构，集合了北大中文、历史、哲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十数位一线学者。随后创刊《现代中国》集刊。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们都感觉到这不仅是时间的一个大刻度，中国也确实到了大转折的关口，“现代”是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去处理的对象，以为未来提供思想资源。新世纪人文学所面临的大格局，是对学术的规划和管理越来越系统和细致，引导性也越来越强。这固然极大地促进了研究的繁荣，但也导致学术思想、路径、方法、文体越来越严重的技术化和同质化。有鉴于此，“与《学人》主动站上潮头不同，《现代中国》可谓自居边缘。这其中除了民间学刊被挤压的现实处境，不被‘核心’之外，还有一层主动的姿态，目的在于保留学术的可能性”（王风：《〈现代中国〉的使命》，《北京青年报》2014年7月20日）。
不过，从2001年到2014年，同样出版十五辑之后，《现代中国》还是主动终刊。这主要也因为现实状况，在刊物级别、影响因子、引用数等越来越根本地决定学者在学界的生存和发展的“大局”下，我们虽然保留一隅路径和文体较为自由的空间，以为学界“补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部分学术工作已经“任务化”了，我们组织高水平稿件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是按下暂停键的主要原因。
时过十年的现在，我们又创刊这本《现代中国人文学刊》，是基于近年来人文学术发展的新现实。即与上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学界强调打破学科边界的趋势相反，本世纪头二十年，由于学术管理体制的导引与辐射，各学科总体上趋于分离并固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文体也越来越单一，甚至越来越八股化。这些问题近来已为学界所逐渐认识，并开始有了改变这一趋势的呼吁。因而提供一个容纳长时段思考和跨学科对话，多文体并存，并引入国际对话的发表平台，既有其可行性，也有其迫切性。
有关“现代中国”，不同学科的知识系统中，有着差异极大的论述，文学、历史、语言、艺术、教育、媒介等等，“现代”起点的设置和叙事逻辑各不相同，回应当下中国问题的思考角度也大相径庭，这本身就构成在同一平台对话的可能与必要。因而，本刊尽量邀请不同背景的学者，以不同的主题组织讨论。同时，征集不同国别、代际、学科的学者的论文，以形成广谱的学术论题。
另外，本刊各期除论文外，将设置不同的栏目，以容纳不同的学术文体。我们相信，学术文体的多样，本质上就意味着学术思考的多元。当今大量学术文体已经逐渐绝迹，因而本刊的这一设计，意在为供稿诸公提供一畦“自留地”。这也是我们一而再之后，再而三又作冯妇的原因之一。
作为长远期许，本刊和本研究所的其他工作，各位朋友和我们的共同努力，或许可以多方融合，为“现代中国人文”建立对话空间。这是我们的冀望。
2025年12月1日

王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兼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著有《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琴学存稿》《琴史与琴器》等，主编《废名集》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本书是由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统筹主编的学术集刊，以“人文学”为旌旗，以“现代中国”为价值坐标，承继上世纪九十年代《学人》与《现代中国》的遗产，意在打破学科藩篱，丰富学术书写与表达方式，为当下封闭的学术系统辟出一条新路。
作为创刊号，本书除发刊词、编后记外，设“笔谈”“论文”“演讲”“访谈”等栏目，收录文章14篇，其中笔谈5篇，论文7篇（含译文3篇），演讲1篇，访谈1篇，作者多为人文领域知名学者，如王德威、渠敬东、张辉、黄子平、木山英雄等，呈现出多学科、多文体、国际化的特点。文章质量整体较高，对所论问题多有所发覆。如起手的五篇笔谈文章，均围绕“人文学”展开，或长时段纵论，或聚焦分科学术体系，皆直陈当下人文研究领域的问题，并尝试开出药方。 

发刊词
笔谈
时空改换与现代中国    王风
“文学”与“文明”    渠敬东
“一学”与“一切他学”    张辉
“人文式”地思考和行动    王东杰
人文学近思录    张治
论文
“有情”的历史，“有耻”的文学——《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刍议     王德威
明治初期“文学”观念的兴起：幸运的与不幸的文类  〔德〕沃尔夫冈•沙莫尼（Wolfgang Schamoni）著 张丽华译
略论清代汉学的历史意识——侧重古今之别问题    高波
朱祖谋词《齐天乐•乙丑九日庸庵招集江楼》试释  〔日〕平田昌司著 黄诗琦译
戊戌后维新派人士“寻求新出路”的实录——新见唐才常致梁启超长札笺释（上）  戴海斌
旬月踟蹰：关于严复及其翻译的进一步思考  〔美〕胡志德（Theodore Huters）著 杨新颖译
陈康论“有价值的翻译”——《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译注序名言新诠    冼若冰
演讲
他结巴了——鲁迅与现代汉语写作    黄子平
访谈
木山英雄：想来我始终身在学会之外 〔日〕铃木将久 〔日〕田中雄大访谈 赵京华译
作者简介
编后记    袁一丹

关于中国，一向有几个普遍的观念：一是纵览世界，中国是唯一数千年传承不断的文明体；二是历史上两度外来文化大规模传入，即始于东汉的佛法西来，和近代的西学东渐；三是欧美文化的入侵所促成中国自身的变化，造就了现代中国，并与传统中国相对待。
以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回溯过往，是可以解释所谓的“传承不断”。早在秦朝的“书同文”，使得文字系统历两千年高度稳定；汉朝开始确定的“经部”典籍，统治着此后数十个朝代的意识形态与伦理规范。此即“秦皇汉武”开疆拓土以外的文治之事功。而之后的朝代更迭，无论“禅让”，还是“革命”；也无论是亡于“盗贼”，还是亡于“夷狄”（辞见王夫之：《周易外传·离》），新政权总要为胜朝修史，连绵不断的“正史”，构成“史部”典籍的核心。“修史”是确立本朝合法性的标准动作，同时也是对前朝正统性的追认，因而革故鼎新同时也是接续更生。由此，从无间断的记录，上自“五帝”，下抵“本朝”，就时间的维度是一贯的。
只是“正史”所叙，除各个时代的“中国”，亦即天子直接统治区域之外，“列传”之末，也遍载“四夷”或“四裔”。建安末年汉家天下崩溃之后，垂千七百年，并非总以汉族为天然本位。每当北地民族南下中原，或有“入主”之心，总以自居“中国”为首要；而被压缩到南方的偏安政权，乃至相当程度汉化的东亚及东南亚民族，每临中原“以夷变夏”，也多以“中华”之据守者自居。以此可见，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历史“叙事学”，历朝历代之所谓“天下”，乃是合当时的“中国”及其“四裔”，在空间的维度上结为一体。
此以时间和空间结构成的体系，在近代之大变局中既有承继又在解体。一方面，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无论从权力的法统继承还是历史的叙述逻辑，均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紧密衔接。“中华民国”之于“大清国”，乃“禅让”而来；“共和国”之于“民国”，是“革命”的结果，合法性皆无可非议。另一方面，现代中国就其演化过程而言，是由传统中国“内收”而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天下”解散，“四裔”等齐，如此“改天换地”，也就有了“中外”。
中国历史上异质文化的两度大规模进入，其源均更外于“中华”，甚或外于“天下”。一者来自“西土”，一者来自“西洋”。汉明帝夜梦金人，群臣只报以“西方有神，其名曰佛”（袁宏：《后汉纪》卷十《后汉孝明皇帝纪》）。此后世所谓“天竺”或民间所称“西天”，均是远在天外。魏晋以后，这一外来宗教极大加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其间冲突自不可免。“三武一宗”灭佛，原因各有具体，但本质上还是文化交汇中碰撞生爆的反应。而至赵宋以后，胡汉混合，梵华同化，儒释道相融，亦即普通所说的佛教的“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