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物,本身拥有许多“新”的因子。新的机器、技术,包括国外引进的石印、照相印刷等,无不属于当时国内最先进的。人员方面,创办人出身于新式印刷企业的工人,公司掌舵人是维新派人物,编译所聚集了一批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产品是新式教科书、新式期刊以及新的自然、社科类图书。在管理上实行股份制、公司模式,早已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工场作坊。
1919年以前的二十年,各种西方新思想在中国流行,少不了出版家的贡献。张元济从南洋公学译书院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翻译的介绍功利主义、进化论和经验主义的著作,出版译介东西方经济、法律、科学乃至文学的书刊。“五四”一代新式知识分子无不受益于这些书籍。但是,时代在进步,“新”的很快变为“旧”的,“张元济时代”的商务领导层,没有故步自封,善于自我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面临各种挑战,特别是新文化运动造成的冲击,力求自身改革,逐渐成为新思想、新文学的传播重镇。
挑战,本身也是机遇。谁能正视挑战,化解危机,谁就能取得胜利的成果。从中西文化论战、杂志销售危机,到革新"大戏"纷纷登场,再到胡适考察编译所、王云五进馆,商务领导层很好地把握历史机遇,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出版物面貌焕然一新。新文化的推行与发展,离不开出版环节。商务印书馆对新文化的扶持,表现在新人的引入、与新文化社团的合作上。特别体现为跟中华学艺社、共学社、文学研究会的亲密合作,新的科技和新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版,童刊童书向“儿童本位”转变,等等。商务印书馆以成功的文化作为,推动了这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运动走向深入。
采用白话文作为书面语言是新文化运动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文学革命也是那个时期所出现的全面巨大进展的一个方面。商务印书馆在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有目共睹。由于新知识界领导人1917年云集于《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使新思想和新文学改革运动壮大了力量,因此可说新文化运动发源地是北京大学,而商务之为新文化运动后期传播中心也是应该肯定的历史定位。
研究需要发掘新史料,利用新史料,本书充分利用了近年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馆史研究新成果,引用了一些首次披露的材料,也许有助于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本书配有一些插图,会更加直观、更加生动体现商务印书馆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