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化现代性的历史复调：格比尔文本传统研究 精装日新文库•第四辑

格比尔，一个织工诗人，串起500年的印度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密码 

格比尔是谁？15世纪的一位印度织工，用印地语写诗的底层民众，死后五百年间被尊为两千五百万信众的教派祖师、锡克教的圣贤、泰戈尔推介给世界的诗人、甘地推崇的社会改革先驱。从一个不识字的纺织工匠，到影响深广的文化符号，这五百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本书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回答。本书以格比尔文本传统为切入点，回应了国际学界关于“印度是否存在早期现代性”“本土文化现代性为何种形态”等理论命题。作者证明：15至18世纪的印度已经出现了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传统中世纪的文化现代性萌芽。全书基于扎实的语文学功底，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呈现出中国学者在文明对话中的独特声音。 

 

张忞煜，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级青年人才。博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印度语言文学专业，主要研究早期现代印度文献与历史、印度当代文艺与社会思潮、印度洋地区文明交流互鉴。

自15世纪以来，纺织工格比尔的印地语诗歌广为流传。经过发展，这些口耳相传的教诫诗发展成为一个开放的、去中心化的庞大符号网络体系，即“格比尔文本传统”。20世纪，经由泰戈尔的译介推广，格比尔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印度本土语言作家，被视为印地语文学奠基人之一，以及印度社会改革的先驱，受到圣雄甘地等政治家推崇。格比尔文本传统也成为印度文化现代性的生产者和媒介之一。
本书深入挖掘史料，立体、全面地辨析和梳理格比尔文本传统的产生、传播与发展，展现了15世纪以来印度文化现代性的演变轨迹，尤其是本土文化现代性的产生、殖民现代化的冲击和印度社会的回应。希望以此书加深中国对这个千年邻邦的理解与认识。 

序言
多语种文本的拉丁字母转写说明
早期格比尔诗歌文献标注说明
导论 织工诗人、文本传统与印度历史
一、从格比尔诗歌考据到文化批评
二、格比尔文本传统与早期现代印度
三、格比尔文本传统与印度历史的多重交错
第一编 早期格比尔文本传统的多重面相
第一章 格比尔文本的产生
第一节 历史长河中的印度纺织工
第二节 新的时代、新的“朱拉哈”
第三节 生产“朱拉哈之歌”
第二章 朱拉哈之歌的“破”与“立”
第一节 “超越凡圣”的文本生产
第二节 源于生活的文化批评
第三节 手工业神秘主义新伦理
第三章 欲者的“毗湿奴词”
第一节 “毗湿奴词”歌唱家
第二节 不是罗摩的“罗摩”
第三节 无形派的瑜伽修行法
第四章 “一神论者”和“真主之友”
第一节 格比尔文本的伊斯兰语境
第二节 “一神论者”格比尔
第三节 “真主之友”格比尔
第二编 文学公共领域与格比尔文本的转型
第五章 文学公共领域与格比尔文本
第一节 知识生产机制
第二节 一种动态的话语空间
第六章 格比尔文本传统的教派化
第一节 格比尔文本中的“帕克蒂”
第二节 帝国秩序与早期现代新兴宗教
第三节 格比尔文本中的早期现代教派伦理要素
第七章 格比尔道团及其神话教典
第一节 格比尔道团的建立与发展
第二节 格比尔神话教典的滥觞
第三节 达摩达斯派的“教典之海”
第三编 格比尔文本传统的殖民—民族主义现代化
第八章 重新发现“历史上的格比尔”
第一节 印度学雏形知识体系中的格比尔道团
第二节 现代印度学和本地知识的殖民现代化
第三节 格比尔文本传统的“文学化”
第九章 宗教改革家格比尔的形象建构
第一节 以基督教为镜的观察视角
第二节 威尔逊对格比尔的研究
第三节 印度教改革家形象的确立
第十章 “诗人格比尔”的国际化与民族化
第一节 泰戈尔与《格比尔百咏》
第二节 对格比尔文本的神秘主义改写
第三节 格比尔与泰戈尔的印度历史书写
第十一章 民族主义文学批评的“格比尔学”
第一节 印地语语言文学的民族主义现代化
第二节 印地语文学界的“格比尔学”
第三节 国语文学史编纂学中的格比尔
结语
一、奔流不息的格比尔文本传统长河
二、格比尔文本生产与本土文化现代性
三、殖民现代化和后殖民学术的局限性
四、中印文明比较的历史主义再出发
参考文献
专家推荐意见一 郭童
专家推荐意见二 渠敬东

1992年12月6日，印穆冲突席卷全国，造成数千人死亡。进步导演阿南德·帕特瓦尔丹（Anand Patwardhan）拍摄的纪录片《罗摩之名》（Rām ke Nām）揭露了印度教右翼组织如何以重建罗摩出生地神庙为由煽动宗教冲突。这部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在印度斯坦音乐瓜廖尔乐派知名演唱家妮拉·巴格瓦特（Nīlā Bhāgwat）的歌声中结束。巴格瓦特演唱的便是上面这首据信由15世纪生活在瓦拉纳西（亦称贝拿勒斯）的纺织工格比尔（Kabīr，亦译作葛拜耳、卡比尔、迦比尔等）创作的，批评盲信的作品。纪录片将格比尔称作“与工人阶级紧密相连的真士”。就这样，帕特瓦尔丹将六百年前的格比尔带到了20世纪90 年代的印度，一方面赋予了格比尔以新的身份，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批判大肆煽动仇恨的社群主义（communalism）者找到了一个权威依据——主张念诵“罗摩之名”但反对盲信狂热的格比尔。
帕特瓦尔丹的纪录片并非是第一部赋予格比尔新的时代含义的作品。自15世纪以来，格比尔的印地语诗歌便在印度各地广为流传，延续至今。直接尊奉格比尔为祖师的格比尔道团（Kabīr panth）在印度信众众多、影响甚广。a 墨西哥学者大卫·洛伦森（David Lorenzen）在1901和1911年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结合人口增长速度估测1986年时格比尔道团信众人数应在250 万左右。考虑到人口普查往往只统计明确放弃了其他宗教身份的格比尔道团信众（主要是出家人），因此受格比尔道团影响的信众人数很有可能数倍于此。此外，2003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全印格比尔道团信众总数约960万。而笔者2015 年在印度调研时，仅切蒂斯格尔邦达玛凯拉（Damakheda）一系组织的日常宗教活动就有数百乃至上千名信众参加。根据信徒介绍和影像资料显示，往年组织的大型活动参加人数可以达到20万左右。以此看来，全印度范围内实际上参与格比尔道团宗教活动的民众数量应该相当巨大。在印度之外，格比尔道团在非洲、欧洲、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也有分支。根据一个宗教团体的介绍，格比尔道团在世界范围内有约2500 万信徒和超过3000 座寺庙。此外，锡克教也将并非锡克教徒的格比尔视为最重要的圣人之一。锡克教圣典《古鲁·格兰特·萨哈卜》中收录的格比尔诗歌数量仅次于锡克教历任古鲁，远多于其他非锡克教诗人。在拉贾斯坦邦拥有一定影响力的达都道团、尼兰奇尼道团亦推崇格比尔。今印度北方邦摩格赫尔的一些穆斯林依然将格比尔视为苏非圣人，世代守护当地的格比尔圣墓。
进入20世纪，格比尔在新兴的印地语和印度文学史书写中被赋予重要地位。20世纪最负盛名的印地语文学批评家之一哈扎里普拉萨德·德维韦迪（Hajārīprasād Dvivedī）将格比尔视为与《罗摩功行之湖》的作者杜勒西达斯（Tulsidas，约1543 —1623）a 齐名的印地语文学的奠基人。b《格比尔言义集》（Kabīr Vacanāvalī）和《格比尔集》等各类格比尔诗歌印刷校本开始出现。与此同时，格比尔的诗歌先后被多位译者译为外语，其中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的英译本《格比尔百咏》（One Hundred Poems of Kabir，1915）最为成功，在海外反响巨大。此后，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的英译本《格比尔之书：令人欢喜的格比尔诗歌四十四首》（The Kabir Book: Forty-four of the Ecstatic poems of Kabir，1977）再次大获成功，为格比尔赢得了更多西方读者。近年来，美国读者对格比尔的关注犹有重新升温的趋势。
中国读者对格比尔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 世纪初。1920 年，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一首名为《三个泛神论者》的诗歌，其中有这样一节：“我爱印度的Kabir，/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编鱼网吃饭的人。”郭沫若对格比尔的想象源自他对泰戈尔诗歌作品的阅读。1921—1922年，王统照（字剑三）选译了十余首格比尔诗歌，先后刊发在《曙光》和《文学旬刊》。2013年，万源一通过泰戈尔英译本转译了部分格比尔（王统照译为“葛拜耳”）诗歌。c 笔者先后于2019年和2020年发表了《格比尔双行诗集》和《格比尔诗歌译注与研究》两部著作。前者以希亚姆孙达尔达斯本《格比尔集》为底本，共校译各类主题的双行诗八百余首。后者则进一步综合格比尔诗歌集的三大早期版本系统，校译了格比尔的代表性唱词111首。此后，台湾地区的译者也借用了部分文字。可以看出，格比尔是印度历史上最具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不过，不同群体传承的格比尔诗歌文本以及他们对格比尔的解读往往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格比尔道团将格比尔视为至高神在人间的化身，非格比尔道团的宗教团体虽然推崇格比尔，但并不会将其置于自己的祖师之上。许多推崇格比尔的文学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抵触各宗教团体，尤其是格比尔道团的一些支派对格比尔的神格化。而事实上，从对现存最早的格比尔诗歌写本的研究来看，至少不晚于16世纪，对格比尔的不同理解已经出现并在此后的数百年中不断衍生出新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