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 （第五辑） 社会史研究

　　凸显区域性特征的长时段、整体性中国社会变迁史研究。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以社会史命名的研究机构。《社会史研究》是本中心推出的社会史研究同仁学术交流的共同平台，以刊登有关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实证、评论等相关的研究成果为主。面对五彩缤纷的社会史研究，《社会史研究》以社会史研究领域内的前沿和热点为核心，每辑突出一个主题。《社会史研究》（第五辑）的主题是山西地区水利社会变迁史，包括城市水患与防治、传统水利的机遇与转型，另外辑录了部分水利碑刻资料，极具研究价值及文献价值。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于1992年，是国内最早以社会史命名的研究机构。中心为山西大学一级研究单位，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取得了学界公认的成就，被誉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镇之一。 多年来，中心倡导“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理念。中心以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历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为依托，以历史学为本位，充分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积极开展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长时段、整体史研究，尤其注重凸现区域性特征，提炼具有本土化色彩的学术理论，增进对中国社会整体历史的准确把握和理解。

　　本刊是社会史学术辑刊，由山西大学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心编著。该中心长期致力于近现代华北农村研究，收集整理了大批华北农村的乡村档案，在此基础上，每年以书代刊的形式推出一本专题研究成果。现设“专题论文”、“学术评论”、“资料选编”三个栏目。“专题论文”刊登社会史或相关领域的理论、方法、实证性研究成果。“学术评论”刊登与本辑主题相关的学术史述评。“资料选编”主要选登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藏资料。本辑为第五辑，收录文章如下：《环境史与社会史》《山谷与平川的对话—历史时期山西介休地区山川结构与县治选择》《旧章再造：以一石三记与三石一记水利碑为基础资料》《明清山西应州的社会经济变迁（1368—1768）》《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明代宗藩、卫所与黄河小北干流地域社会之变迁》《冯夷为患：明代以来陕西黄土高原地带的城市水患与防治》《国家·族群·环境：康雍乾时期农牧交错带政区变迁的多元面——宁夏府新渠、宝丰二县置废研究》《民国时期关中传统水利的机遇与转型》《当前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述评》《晋南水利碑刻蒐编》等。

专题论文
环境史与社会史............................................................................... 行 龙（3）
山谷与平川的对话—历史时期山西介休地区山川结构与县治选择..........安介生（14）
旧章再造：以一石三记与三石一记水利碑为基础资料........................〔日〕井黑忍（37）
明清山西应州的社会经济变迁（1368—1768）............................................ 邱仲麟（6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明代宗藩、卫所与黄河小北干流地域社会之变迁........................... 胡英泽（119）
冯夷为患：明代以来陕西黄土高原地带的城市水患与防治........................ 李 嘎（154）
国家•族群•环境：康雍乾时期农牧交错带政区变迁的多元面向
—宁夏府新渠、宝丰二县置废研究.................................................... 岳云霄（203）
民国时期关中传统水利的机遇与转型......................................................... 周 亚（225）
学术评论
当前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述评............................................................ 王 洋（245）
资料选编
晋南水利碑刻蒐编.............................................................................. 张俊峰整理（291）
《社会史研究》稿约............................................................................（355）

环境史与社会史

行 龙

2001 年，我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过一篇题为《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的论文，a 之后在中国史学界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又就此论题作过一个大会发言，意在倡导从社会史的角度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的研究。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不仅当年论文中指出的人口、资源、环境各自分治的“两张皮”现象已大为改观，而且以“环境史”为主题词的环境史、生态史、甚至生态环境史、医疗生态史、灾害环境史等学科也一一破土而生，好一派“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象。

在这样一个学科纷呈流派纷呈的学术环境中，引发我思考最多的依然是环境史与社会史的关系。可以说，环境史和社会史都是“新史学”催生的新学科，而且，一个“环境”，一个“社会”，又是两个边界很大的学科，如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使两个学科共生共荣，相互促进，进而繁荣我们的历史研究，就不是一个无病呻吟的问题了。

一、应时而生的海外环境史

全球范围内的环境和生态危机使现代意义上的环境史学科应时而生。

然而，环境史的学术渊源却比环境史要早了许多。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研究领域，它的学术思想渊源也许可以追溯至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西欧，尤其是自然主义者、医官和行政官员，他们关心全然不熟悉的热带环境，以及西欧人对这些环境之破坏”。德国学者约阿西姆·拉德卡则认为：“对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和自然的统一依然是一个古老而又十分有趣的梦。早在19 世纪的历史著作中，生物自然主义就已经蔓延。批判的环境史恐怕开始于历史著作中早已存在的野史中”。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休斯在其《什么是环境史》一书中，专辟《环境史的先驱》一章，他认为：“环境史家所探寻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很古老的，它们延绵数世纪直到现代，曾引起了胜过古代其他民族的希腊与中国作家的兴趣。”c 从西方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希波克拉底（医学之父）、柏拉图，到中国的孟子，这些作家或他们的著作都多少涉及到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对环境要素或“环境的历史（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的记载和探讨，或者说是社会与环境关系的记载和探讨，尽管它并不是严格的学科意义上的环境史。

学科的产生其实是对现实的回应，亦即时代的产儿。现代意义上环境史的出现实在是日益严重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催生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大国经济高速持续的增长，发展和破坏结伴而生：一方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歌猛进，一方面是由此而来的资源和原料的大量消耗。空气污染、水体污染、物种缩减、疾病增多、土地紧张、森林萎缩等环境和生态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繁荣背后的隐患，一种缺乏安全，甚至是危机四伏的焦灼感笼罩着地球上最发达的区域。由是，席卷西方的“环境主义运动”越卷越大，以环境主义为理论指导研究历史上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环境史应时而生。

学界普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环境史首先在美国得以产生和发展。“环境史作为一种自觉的历史努力，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在美国出现”。而美国环境史的先驱正是那些“环保主义者”。“从资源保护到环境的美国史”，期间出现了《静悄悄的危机》、《荒野与美国精神》、《寂静的春天》等“环保主义者”的著作。1976 年，一个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美国环境史学会”宣告成立，同年，《环境评论》会刊开始发行。

1990 年，《环境评论》改名《环境史评论》，1996 年再易名《环境史》，此种改变意味着该学会的学术重心“从广泛的跨学科探索到日益被视为历史学分支的一个学科”。从环保主义者的资源保护，到多学科专家组成的环境史学会，从跨学科的探讨到“日益被视为历史学分支的一个学科”，环境史在美国日益成熟，环境史的著述日渐丰厚。卡罗琳·麦茜特《哥伦比亚美国环境史指南》、《绿色挑战金色》、《生态革命》、《大地关怀：妇女与环境》、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哥伦布交流》、约翰·奥佩《自然的国度》、唐纳德·沃斯特《尘暴》、马丁·麦乐西《城市中的垃圾》、《卫生的城市》、《废气四溢的美国》等，优秀的美国环境史学家一个个献出了自己的心血之作。与此同时，环境史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联盟，技术史、农业史、森林史、采矿史等学科的专家与环境史学家的“互动”日趋频繁而紧密。休斯说：“环境史在20 世纪最后25 年作为美国历史学分支学科而出现，美国环境史学家在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c，此话并不言过其实。

以美国为发源地，环境史的风潮已漫卷全球。唐纳德·休斯在《什么是环境史》中，列举加拿大、欧洲、地中海世界、印度、南亚、东南亚、东亚、澳大拉西亚及太平洋诸岛、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研究的文献和现状，可谓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美国另一位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早在1982 年美国环境史学会上就呼吁环境史学家来一场“跨越国界的联合”，其演讲的题目“无国界的世界：环境史的国际化”足以显示他的学术雄心。唐纳德·休斯则预言：“独立发展的环境史学者群体还会在世界上仍缺乏的广大地区出现。”

休斯的这一预言大约10年后在中国出现。

二、方兴未艾的中国环境史

学界认为，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环境史研究起始于20 世纪90 年代，它比海外环境史的研究迟了20 年。

然而，就探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就是现代环境史的学术渊源而言，中国人甚至比外国人更早。以第一部真正系统的史书《春秋》算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时间，遑论难以数计的神话传说和“稗官野史”。如果将环境史的视野放的更加宏阔一点，我们是否可以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有关环境变迁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中国史书的内容之一，中国环境史的学术渊源其实比西欧要早得多。“大禹治水”、“精卫填海”这样的传说故事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不也是环境史非常重要的“文本”吗？

再以新中国成立后的有关研究而言，气象学、古生物学、地理学、考古学、科技史等学科领域，对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地震、灾害、森林、植被、江河、海洋、沙漠、作物等等都进行过广泛地考察与研究，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研究环境史的重要参照，尤其是一些大部头的文献资料汇编至今仍是我们案头的重要参考。只不过，那个时期的相关研究多数由自然科学在不同学科中分头完成，并没有我们现在环境史学科意义上的强烈意识，或者说是没有现在的“语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界虽然也曾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同样重视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科技史、农业史、水利史等领域出现了现代环境史研究值得继承和借鉴的重要成果。

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环境史研究起始于20 世纪90 年代，当然也有其现实和学术的背景。一方面，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步伐，相关的环境问题在社会经济和生活中日益突出起来，“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的命题，治理环境、保护生态成为政府和民间关注的问题，此为环境史萌生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展开，海外环境史研究的优秀成果逐渐被译介到国内，学界也逐渐开始接受和吸纳环境史的概念和理论。其中，1980 年代的代表是青岛大学侯文蕙，1990 年代以后，包茂宏、夏明方、梅雪芹等也在译介和研究海外环境史方面做过大量工作，此为现代意义上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学术背景。

中国环境史最早的研究成果20 世纪90 年代首先出现在台湾。1993 年12 月，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和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联合在香港举办“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此会的成果便是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包茂宏评论此文集“从世界和亚洲的视野基本界定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定义、范围和方法，为促进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国内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提供了通用的范式和启示。”

进入新世纪以后，环境史开始在国内形成气候。“2005 年似乎是中国史学界的‘环境史年’，笔者所知相关学术会议就有四个：‘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南开大学）；“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对环境的作用与影响”（陕西师范大学）；“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明清以来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山西大学）”。十几年来，有关中国环境史的学术论文不断出现；国外的环境史论著更多地被译介出版；优秀的中国环境史著作在逐年增加；一批有志从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在成长壮大，“历史学的环境史研究呈勃兴之势”。

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在我看来，在大约20 年的时间内，中国环境史不仅表现出了它强劲的势头，而且表现出了其宏大的气派和雄心。2006 年，刘翠溶就曾具体提出了中国环境史研究尚待深入的十大课题；王利华提出：凡是人类与环境彼此发生过历史关联的方面和问题，都可以设题立项进行探讨。环境史学家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入手讨论“难以数计”的问题；梅雪芹在其著作中甚至单列“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研究刍议”一章，具体提出了25 个课题。 这里不可能罗列诸多中国环境史研究方面的优秀成果，但我认可梅雪芹对“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作为新史学的环境史”的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史学的‘环境缺失’现象已大为改观，历史学的环境史研究呈勃兴之势。而今日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勃兴，与本土学术资源的深厚积淀以及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在外来学术影响下的积极应对是密不可分的。”

三、环境史与社会史

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表现出来的最初形象是一种新的，而且是生机勃勃的雄心。梅雪芹先生在谈到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未来时写道：“由于环境史将自然与文化联结起来，其研究领域极其广阔和全面，使我们第一次看到，在史学的历史上，人们早就追求的将现实中所有表现都纳入同一运动的‘全面史学’已然出现。依此我们是否可以预想，当‘年鉴学派先是夺取了社会学家曾试图控制的领地，并在其上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帝国，然后又借助天时地利，加上其诱人说服力，收编了所有人文科学’，从而使历史学奇异地复兴，但继之又因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况而陷入危机之后，环境史，因以探讨人与自然双向互动之历史关系为皓的，必将以其尽收上下左右的自然与文化景致的学术视野，立足于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研究路径，而收编所有自然和人文学科，从而使古老的历史学再放异彩？”

梅先生在这段话的末尾虽然标出来一个问号，但我们仍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她那种强烈而宏大的“预想”。我以为，无论环境史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路径”如何的“广阔和全面”，要想“收编所有的自然和人文学科，从而使古老的历史学再放异彩”，这样的“预想”未免过于天真，甚至有点“臆想”的味道了。且不说年鉴学派并没有建立起什么“霸权帝国”，“收编了所有人文科学”，“又因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况而陷入危机”，在当今纷纭繁杂数不胜数的自然和人文社会学科中，又有哪个学科能够收编所有的人文学科，更遑论“收编所有自然和人文学科”？我这里仍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了太多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说许多西方的新学科被译介传播开来，“这既是一个目不暇接、兴奋不已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跟进、让人疲惫的过程”。当此一个被译介而来的新兴学科别开生面异峰突起之时，那种广为传播甚至群起效仿的态势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然而，这种本来为了“纠偏”而催生的学科和理论，又很容易把本来对应于一部分的东西普遍化和法则化，用以统括更大范围甚至全面的历史。“沿此一路推衍，这种理论独有的视野便成了观照整体历史的视野；这种理论独有的理路便成了通论整体历史的理路”。b译介、学习、接受、传播西方新兴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此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但我们不必为难以跟进而过多地担忧，也难预想以一个学科的理论方法统括全部或收编所有。西方与我们有不同的“学术语境”，更有与我们不同的历史内容，我们要与西方进行对话而不能仅限于“自话自说”，我们更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该补的功课还是要认真地补上。

在我看来，社会史也好，环境史也罢，二者都因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现实和学术催生而来。社会史以“全面了解国情”，“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为目标，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史和阶级斗争为线索的研究框架，丰富了之前干瘪的历史和缺失的历史，它在20 世纪80 年代的复兴可谓应运而生；环境史在20 世纪90 年代出现“勃兴之势”，适应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主题，同样丰富了之前缺失的或重视不够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历史，都有“纠偏”和“填补”的学术意义。

社会史和环境史均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史学”，然而，社会史和环境史至今都没有一个定于一尊的概念。我知道，中国社会史研究30 多年来，从最初对概念的热烈讨论到现在的相对沉默，至今也没有被共同认可的东西。环境史也一样，“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唐纳德·沃斯特语）。这样的问题并不可怕，还是那句老话，“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如果我们要问，历史学的概念是什么？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吗？重要的是，环境史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社会史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乔志强语），有了这样一些基本的理解和认知，就有可能出现所谓的“学术共同体”，有兴趣的历史学甚至相邻学科的学者，就有可能在此领域开垦播种，使之开花结果。30 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史、环境史，一个“社会”，一个“环境”，其基本概念都非常之大，但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对历史时期社会和环境的研究，换句话说，它们都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历史学中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平行”的专门史。另外，社会史和环境史研究的重心都聚焦于“人”，如果说环境史研究人与自然的互动，那么也可以说社会史研究的是人与人的互动，这里并没有高下之分，更没有谁来“收编”谁的问题。

环境史与社会史其实有着许多共同点。举其要者：环境史和社会史都注重“长时段”，环境史关注的自然演进过程，如气候、森林、水体、地面上升、土壤侵蚀，甚至疾病流行、水旱灾害等都是比较缓慢的过程，这与社会史的“长时段”有相通之处；环境史需要跨学科的方法，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对环境史的影响深刻而深远。同样，这些学科也与社会史紧密相连，“优先与人类学对话”，就是社会史提出的一个响亮口号。应该说，社会史和环境史都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它们都是在不同学科和领域之间学者的交流对话中出现的；社会史和环境史都需要关注“人”，社会史改变了旧史学只关注上层精英而忽视下层民众的历史，环境史中的“环境中的人”也是一种全部意义上的“人”。环境既是所有人的居住家园，也是所有人的历史家园。既是历史的、社会的人，又是环境的、“在场”的人。

笔者以为，既然社会史和环境史都属于“新史学”，也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那么，在这些共同点的基础上，如何使其互相借鉴，共生共荣，进而共同繁荣我们的历史研究，应当是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进而言之，充分认识社会史和环境史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共同点，对于“新史学”园圃中社会史和环境史的成长都大有裨益。

四、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环境史

社会史并没有忽略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年鉴学派的代表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就是一个典型。

布罗代尔的这部巨著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便是“环境的作用”，开篇“首先是山”。其涉及的内容有山、高原、山坡、丘陵、平原、水、季节性迁徙、海域、海边陆地、岛屿、沙漠、草原、海峡、气候、季节、道路、城市、航运等等，可谓包罗宏富。布罗代尔自己解释说：“第一部分旨在介绍地理氛围，侧重人文资料。这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与其说研究地理，不如说研究历史。”

然而，过往的历史学和社会史大多将环境作为社会历史演变的“背景”，以布罗代尔的说法叫作“氛围”。“与其说研究地理，不如说研究历史。”其实，环境史和社会史的归旨都是历史。

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环境史，又不能仅仅将环境视为历史的背景，而要将环境作为社会演进的重要因素和变量。社会史学者眼中的环境不仅是作为自然因素的环境，而且也是社会因素的环境，是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

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环境史，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不仅要从历史文献中研究环境，更要从现实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环境。环境史的出现本身就是现实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催生的，这或许是环境史在西方和中国不同时期出现的根本原因。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差异，也是不同社会和环境的差异。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环境史，首先需要认识这种差异，要从中国的问题出发，而不能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的理论与方法。

从社会史角度研究环境，要将文献和田野结合起来，要“走向田野和社会”。“环境史的主要魅力在于，它激励人们不只是在‘历史的遗迹’，而是在更广袤的土地上发现历史。”a 我在一篇论述“晋水流域环境与灾害”的文章中曾经指出：“环境史研究需要‘流浪者的眼光’，需要研究者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去发现、去体验环境变迁的历史。如果说，有些学科，包括历史学的一些专门领域可以在书斋和图书馆做出一流学问的话，环境史这样的实证学科脱离开田野和实践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连现实环境状况都没有亲身体验，甚至‘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怎样悬想和构筑出优秀的环境史著述来。”休斯将“要熟悉他所研究的地方”作为环境史学家的一个职责，认为“环境自身能提供比在文字材料中发现的更有价值的证据”，“田野记录和直接观测还有博物馆的藏品和记载都会体现出很大的价值。”强调的同样是环境史学家的田野和实践。

起步阶段中国环境史的研究要重视从区域做起。唐纳德·休斯强调指出：“环境史的真正突破恐怕只有通过对各地区的实际调查研究才能实现”。“世界环境史必须坚实地建立在地方环境史上，而这方面的某些工作就是由从事地区、国别和地方研究的学者完成的。”就像社会史研究中的所谓整体和区域的关系一样，区域本没有大小之分，整体只能在区域中存在，只有通过区域而存在，整体和区域只是反映事物多样性和统一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范畴。社会史也好，环境史也罢，许多优秀的著作其实多是从区域出发的，区域的、个案的、具体的研究往往是通向整体研究的重要途径，区域研究得出的结论未必都是个别的、只适合于局部地区的定论，“更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的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

总而言之，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自有其独特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社会史没必要担心被环境史“收编”，而应当以本来开放的多学科姿态吸纳其有益的营养。对环境史而言，我以为也要持同样的姿态。多学科之间共生共荣，相互促进，才能共同繁荣历史科学。

最后愿以布罗代尔曾引用的年鉴派创始人费弗尔的一段话作为结尾：“最好不过的是，每一位学者在从事他自己的正规专业、忙于开垦他自己的花园时，也应该努力注意邻人的工作。但是，往往由于院墙太高而被挡住了视线。倘若这些不同团体之间的智力交流更频繁一些，那么将会有多么丰富的关于方法和关于事实解释的珍贵建议，会有怎样的文化成果，会在直觉上迈出怎样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