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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视角入手,通过分析晋水流域农业技术与社会变迁,深刻揭示中国农村社会变革历程
1、本书以微观史学视角再现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以此进一步探究多维视野中农村历史的时代性与地方性,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借鉴意义。
2、本书从“技术”与农村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变革历程进行了总结,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讲,对“技术”的深刻理解不失为探讨区域社会变迁的良好路径。
定价:¥52.00
从微观视角入手,通过分析晋水流域农业技术与社会变迁,深刻揭示中国农村社会变革历程
1、本书以微观史学视角再现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以此进一步探究多维视野中农村历史的时代性与地方性,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借鉴意义。
2、本书从“技术”与农村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变革历程进行了总结,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讲,对“技术”的深刻理解不失为探讨区域社会变迁的良好路径。
“千家溉禾苗,满目江乡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描绘晋祠稻田生产的诗句。晋祠稻米种植历史悠久,品质优良被称作“北米之最”。本书主要是研究集体化时期晋祠稻米耕作技术与社会变迁问题。为将这一问题论述得更加明细准确,作者用长时段的历史视角,研究了晋祠水稻的种植历史、传统稻田耕作技术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村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着力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晋祠水稻生产实现了由传统"依水而作"到"技术种田"方式的转变。在新农业技术实施的过程中,乡村社会也被纳入到国家现代化进程当中,围绕传统技术改造、新农业技术推广,晋祠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乃至农民的生活、行为、思想都发产了重大变化。
绪 论
本书主要是研究集体化时期晋水流域的稻作生态与社会变迁的问题。为将这一问题论述得更加明细准确,研究者引入长时段的视角,将稻作视阈下晋水流域乡村社会的变迁与大历史的演绎进程也进行了阐述。 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先论述当今社会史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小地方与大历史”的关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史学历来是以王朝更替、典章制度、社会精英为主要描述对象的,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使普通民众以及小地方的历史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范围内,20 世纪90 年代,“以深化以上内容为己任”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条重要学术路径。由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包括区域社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因此,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不但可以认识区域社会自身发展的脉络,而且通过对地方社会中的微观要素的研究,为大历史增添了一条新的研究脉络。
一、小地方与大历史
( 一)“新发现”的历史脉络
传统史学研究多是宏大叙事式的,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基本上都是以史料为依据,关注国家上层的历史,即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与国家政权活动关联密切的历史。以政治制度、重大事件、显要人物等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史学, 完全放弃了对普通民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层面历史的探讨。然而历史是一个书写着多重内容的文本, 在历史长河的演绎过程中,政治活动以外的社会要素也往往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在不同的历史书写文本中人们会发现不同的历史场景。
19 世纪末期,以革新传统史学研究范式、拓展研究领域为学术追求的新史学运动在西方兴起,新史学对传统史学只关注帝王将相英雄史和王朝更迭的政治史研究表示强烈不满,以鲁滨孙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提倡扩大研究范畴,关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关注“整个社会的沧桑史”。在研究方法上,新史学质疑传统史学只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年代次序组织史料、描述历史的方法,强调对历史的分析和理论总结,主张突破传统史学画地为牢、自筑藩篱的陋习,借鉴政治经济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哲学、宗教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
西方史学从叙事式向分析式研究方法的转变,实际上是对历史研究脉络的新“发现”,这一“发现”为历史发展脉络的构建提供了多层次的路径,因此,这种变化被描述为一场“史学革命”。在这场主张把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的“革命”中,法国年鉴学派所起的先驱和倡导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年鉴学派早期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针对传统史学的弊端,提出将史学从狭隘的政治史的局限中解脱出来,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历史,不仅要研究个别事件,也要研究重复事件;不仅要研究事件历史,也要研究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活动等非事件历史。在对史学研究脉络扩展的诉求中,年鉴学派颠覆了以民族—国家建构为核心的传统史学研究范式,宣扬和倡导了经济与社会历史的研究范式,倡导“总体史观”,力主全面、整体地研究历史。“按照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的话来说,新的历史学是‘全部整体构成的历史’”,即研究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构成的人类活动的总体史,是“所有人的历史,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是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的历史,而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史”。
年鉴学派提出的总体史目标,极大地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使史学研究从绝对的单线索脉络转向相对的多线索脉络。研究者在多线索的历史脉络中,发现历史的决定因素不是那些当政者的执政方针和施政利益,而是长时段的、结构性的或最稳定的东西,如地理环境、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信仰、风俗、心态等。“年鉴学派强调人类社会是彼此独立和多元的观点,主张在总体史观的关照下深入研究某些特定地区的总体史,认为地区史作为总体史研究的基础和样板,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群体的历史,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总体的历史面貌。”
区域性研究的取向使历史研究资料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关注的主题更加广泛,从而推动了史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20 世纪70 年代,区域历史研究的深化,更加注重宏观审视之下基层社会的细部考察,特别强调地域性的细部研究。
“不再把历史看作是吞没了许许多多个人的一个统一过程、一篇宏伟的叙述,而看作是有着许多个别中心的一股多面体的洪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著作《蒙塔尤》,蒙塔尤是13 世纪晚期至14 世纪初期法国西南部的一个村庄。勒华拉杜里以宗教裁判所的口供资料,描述了该地区放牧经济、家庭结构、妇女地位,以及当地的时间、空间、宗教等观念c, 其所描述的历史中,没有政治、没有王权,更没有宏大的历史事件,有的只是30年间该村子中人们的生活。以“大海中的一滴水”展现了中世纪村庄的面貌。 勒华拉杜里在书中写道:
“蒙塔尤是一滩臭气扑鼻的污水中的一滴水珠。借助日益增多的资料,对于历史来说,这滴水珠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微生物在这滴水珠中游动。”尽管蒙塔尤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案例,但是它在同时期的上阿列日地区具有普遍性。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它是以局部代替整体,我们通过蒙塔尤这个村落了解到了整个法兰西的权力分配结构,即王权和教权的双重统治、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当时的风俗人情,更重要的是整个农民阶层的社会生活,这正是通过部分了解整体。因此,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史著作“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联” 的作品。
年鉴学派对历史脉络“总体且细致”的构建影响了20 世纪有关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在新的研究视阈下,美国一些史学家为了深入而具体地重新考察中国历史,缩小了研究单位,开始从事区域史的“个案”研究。这一时期,美国汉学区域研究具有影响的人物是施坚雅。施氏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通过对晚清一系列城市的研究,在探索中国各区域乃至中国社会结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建立于中心地理论之上的经济等级结构模式,打破了中国区与区之间的行政“界线”。他认为“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国家的行政等级区划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描述空间的唯一框架”。因此,他根据中国实际对经典的六边形中心地等级结构图学说进行了修正,并将中心地模式与他自己的区域体系模式结合起来,于是建构了各个区域的经济等级结构。这些研究试图以市镇为焦点,对区域社会的经济、文化网络之形成、分布规律做出一定概括,使我们看到基层社会如何通过经济、文化活动自发地构成某种网络状的社会形状,从而在较大范围内维系共同生活,从而透视中国结构的特征性,深化我们对中国社会历史之差异性、多样性、复杂性的认知。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在施坚雅的宏观区域学说及其区域分析方法论的影响下,美国汉学界改变了对传统中国史研究中“冲击—反应”模式的认识,许多研究者都开始注重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从中国社会内部来考察近代中国史,这一研究取向被柯文(Paul A. Cohen)称之为“中国中心观”。“中国中心观”强调“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认为只有进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部,才可能总结出它的规律,发现它的问题。“中国中心观”就是力求从中国内部区域寻找历史的因素,致力于“在中国发现历史”。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国外汉学界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如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萧公权的《19世纪之中国乡村》,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的华北农村改革》,艾尔曼的《晚清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影响较大的理论模式:黄宗智的“过密化”(或内卷化)理论,施坚雅的“区域系统分析”理论,萧公权的“士绅社会”理论,杜赞奇的“权利的文化网络”理论,艾尔曼的“文化资本”方法等。这些被学界称之为“中层理论”的理论,建构起中国区域社会研究的理论框架,对区域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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