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文化抉择——辛亥革命时期国人的中西文化观平装

　　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学者致力于此。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多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说蓬勃发展。五十多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从系统性著作发展的情况来看，大致经历了由按时期依序论述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到主要按思潮分类论述。这个变化，表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化。但是，任何一种体裁都有其局限性，都有其长短得失。以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依序论述有其局限，不易见一时期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以思潮递嬗分类论述，可弥补其不足，但也有缺失，不易见思想家的个性特点。因此，必须寻求一种能避免绝对化、简单化，善于取长补短的论述方法。
　　叶瑞昕同志的《危机中的文化抉择——辛亥革命时期国人的中西文化观》，虽然只是研究辛亥革命时期这十年间国人的中西文化观问题，但也涉及是按人物的思想来撰写，还是按思想派别来撰写。读了书稿后，发现他既不是以代表性人物的思想依序论述，也不是以派别分类阐发，而是理出这十年间时人对中西文化不同认识和取向所形成的问题来加以探究。在一个问题意识较为突出的短时段里，以相应问题归类来写，这无疑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
　　在本书中，作者对辛亥革命时期时人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取向归纳了四个问题，即“貌袭西学，以旧化新”、“输入文明，顺应时势”、“保存国粹，国有与立”、“新旧调和，以求会通”。这一归纳是否准确、全面，自可进一步探讨，但作者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实属当时所存在而需要阐明的。
　　就辛亥革命时期这段历史而言，作者按照问题而不按思想派别来论述时人的中西文化观，可以避免将复杂的研究对象简单化，也可以对在同一个问题中不同认识主体的差异或内在关联加以具体分析。例如，关于国粹派，一般都是以《国粹学报》的作者群为研究对象，然而当时有“在野倡国粹”与“在上言国粹”的区别。1905年，许之衡在《国粹学报》第6期发表的《读<国粹学报>感言》中指出：“夫在上言国粹，则挟其左右学界之力，欲阻吾民图新之先机，以是为束缚豪杰之具，辞而辟之可也。若在野而倡国粹，则一二抱残守缺之士，为鸡鸣风雨之思，其志哀，其旨絜，是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欧化者自欧化，国粹者自国粹而已。与执政之主持，殆不可同日而语。”照此说来，官方的提倡保存国粹，与民间的国粹论者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二者虽都在提倡保存国粹，但前者旨在维护纲常伦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后者所考虑的则主要是在西学不断输入的冲击下，国粹如何保存、国学如何昌明的问题。
　　在“中体西用”、“输入文明”、“保存国粹”、“新旧调和”等问题之间，作者指出它们并非互不相关，而是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例如，孙宝瑄是主张新旧调和的，他认为：“居今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新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皆偏于一者也。惟能贯古今，化新旧，浑然于中西，是之谓通学，通则无不通矣。”又说：“天下只有是非，无所谓新旧。”但是，孙宝瑄的“无所谓新旧”并不是无所偏倚。由于他在接受新学后，“犹赖前日宋学以为本”，因此，往往是以中解西、以旧解新。如他曾将《论语》中的某些话语与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相比附，认为孔子的言论中早就出现过西方的民权、自由、平等思想，即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孔子言人人有自主之权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言平等之义也。从心所欲，孔子言自由也。不逾矩者，自由而不背于理，不碍人之权限也。凡海西大儒所发公理，与孔子之言若合符契，可见道理本来一致，何有新旧之别?”且不论这种附会的讹误，就其思路而言，与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者，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叶瑞昕同志的书稿，多有自己的见解，这里不一一说明。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写点感言，以之为序。
       龚书铎
       2006年12月5日

　　这本小书是笔者在2000年写就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记得导师龚书铎教授当初给出这个题目时，我心里并不觉得畏惧。原因有二：其一，龚先生此前有一篇《辛亥革命与文化》的专文，对于辛亥革命时期国人的思想文化状况作了重要的论述。我若顺势去做，可有一个较为顺利的研究起点；其二，我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前学的是中国古代史，早就心存从古代到近代顺势梳理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的念头，该题目蕴涵中国传统文化遭遇西方强势文化挑战并调整的关节点，往前逆溯可直探中国文化初逢西学时内在的反应之道，往后推展可理解新文化运动后国人迎新去旧的心结所在，一题而有数用，无疑会为自己今后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研究奠定知识储备和理论架构的基础，自己也是满心想做的。
　　研究入手后，我才发现自己真是自讨苦吃。该题目其实要求颇高。从其内涵而言，既要了解当时各种文化取向的主要代表人物思想中所蕴涵着的传统文化要素，又要了解国人当时所接触的西方近代思想学说的原貌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演变情况。从其外延而言，要对当时中国各方面人物的思想文化状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当时我想，自己虽学力不逮，但既已接了这个题目，就只能一往无前地冲冲看了。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我一边查阅大量的前人成果与文献资料，一边思考着论文的整体架构。经过对学界前期成果的梳理，我粗粗搭起个论文的大框架。然后，就深深沉浸在近代文献的阅读中，常常为所触及人物的思想情感所激动所感怀，几乎不能自拔，直到我发现，如果再这么没有止境地阅读下去，论文就不能按计划完成了。
　　动笔之后，我时时面临一个极大的问题：如何将这么多头绪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按照一个内在的逻辑整合成一篇完整的论文?我决心打破一些国内历史学著作中常见的按照既定问题意识编排史料的方法，而按照史料集合不断自我呈现的问题意识分门别类地去搭建全书结构。也就是说，要放下每个历史学工作者进入相关论域之前的那种对该题目的先入观，而顺着研究者所阅读的史料本身所呈现的自在逻辑由内而外地组织材料。这种方法可称之为思想史研究的内在理路研究法。这样一来，该论文在组织结构上，往往看不到国内史学著作目录中常见的各种当代史学概念的麇集，而体现为一个个从史料自在逻辑抽绎出来的具体论题。此种方法也许显得不够“大气”，但我想，如果凭着自己的微薄之力，能将当时国人在中西文化观上几方面的思想取向作一复原式的梳理，让读者在阅读该书时能对当时各种文化取向产生某种感同身受的了解，也许会对今天的思想文化建设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思想史案例。
　　此次修改论文，我在局部结构、内容上作了调整与充实，但大体上保持了论文的原貌。书末附录了笔者2003年完成的一篇小文，意在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思想形态——儒家伦理思想在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发生的内在演进理路，来补充当年写作博士论文时未及探讨的一些论题。该文收入本书时，未及经龚师审阅，文中如有些许新见，应是先生多年悉心教育的结果，如有论述不够周延乃至错误处，则是笔者自身的问题。
　　在该书即将付梓之际，我想对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关心与帮助过我的老师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谢意。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龚书铎教授，正是在他不辞辛劳的指导下，才有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顺利诞生。记得先生常跟学生说，历史研究要小中见大，不要搬弄那些唬人的概念来作大而无当的文章。我从中颇受启发，论文写作的很多思路都力图遵循先生这一教诲，当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这种境界，还需读者诸君评价了。同时，我要对当年评审学位论文并莅临答辩会亲予指导的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清华大学刘桂生教授、北京大学房德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革新教授、王开玺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论文此次修改吸收了他们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他在百忙之中，也对论文的写作提供了中肯的修改意见。此外，我还要感谢攻读硕士学位时的导师——山西大学的崔凡芝教授，是她的悉心指导，给我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基础。也要衷心感谢在山西大学历史系从本科到硕士求学期间所有教过我和关心过我的老师们以及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过我的同学们。
　　论文写作过程中，与北京师范大学诸多学友的交往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想感谢其中的四位：李德芳，作为我的室友，以兄长般的胸怀，为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了较多的方便；曹世铉，他严谨扎实的治史理路，激发了我潜心研究的决心和信心；韩承贤，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为我复印了几篇英文研究成果；大滨庆子，她为我从日本复印并解读了一批日文研究成果。在此，我还要对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期间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过我的老师和同学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获得出版，首先得益于商务印书馆的宽容接纳和编辑丁波同志的悉心校改，谨致谢忱!同时，也要衷心感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青少年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为本书觅得北京市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的资助。借此机会，我还要衷心感谢多年来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的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们，尤其是要感谢这些年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的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仁们。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对我多年的照顾与支持。
       叶瑞昕
       2006年10月31日

　　该书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这十年间国人的中西文化观问题，以这十年间时人对中西文化不同认识和趋向所形成的问题来加以探究。作者叶瑞昕为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

绪论
第一章 19世纪后半期国人中西文化观的演进
　　第一节 甲午战前的艰难认知历程
　　　一、“师夷长技”说与“夷夏大防”说的较量
　　　二、“西学中源”说与“中体西用”论的二重奏
　　第二节 甲午战后的文化反省思潮
　　　一、“天下”势已殊，“夷”“夏”无定名
　　　二、“泯界限”与“立门户”：中西会通乍暖还寒
　　小结
第二章 貌袭西学 以旧化新
　　第一节 中体西用论与“新政”变法观
　　　一、“不易者”与“可变者”
　　　二、“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
　　第二节 中体西用论与“新政”教育改革
　　　一、学堂包科举：吐故纳新之渐径
　　　二、经学与西学：学堂功课之次第
　　　三、“存国粹而息乱源”
　　小结
第三章 输入文明 顺应时势
　　第一节 中西文化地位的重估
　　　一、从“创造文明”到“因袭文明”
　　　二、以“民权”之西学，破“伪新”之西学
　　第二节 文明进化的内在理路
　　　一、从法“公器”到习“公理”
　　　二、以西方新价值观为标准，敦促中国政教之进步
　　第三节 文明进化的顿渐之争
　　　一、“人事进化”压倒“天然进化”的理据
　　　二、文明的直线上升：进化论中的极端倾向
　　小结
第四章 保存国粹 国有与立
　　第一节 国学保存的微旨
　　　一、从“中学”到“国学”
　　　二、国学含义的内界和外界
　　第二节 国学复兴之路
　　　一、以西方学理为烛，照亮传统文化之精义
　　　二、力抗社会潮流，以存国学之特性
　　第三节 国魂熔铸之运思
　　　一、“道德革命”抑或“道德保存”
　　　二、传统道德之古为今用
　　小结
第五章 新旧调和 以求会通
　　第一节 文化调和的探索与局限
　　　一、即新即旧：文化调和的暧昧取向
　　　二、“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
　　　三、陈义过高的尴尬处境
　　第二节 中西会通的新典型
　　　一、无用之大用：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
　　　二、文化无畛域 学术惟求真
　　　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小结
结语
附录
　　从曾国藩新理学到梁启超崇心学
　　　——清末儒家伦理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