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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3><STRONG> 中文版序</STRONG></FONT>
姜明安
本书是一本研究国家权力的理论著作，作者通过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揭示国家权力的重要性，通过管理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揭示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本书作者秉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首先回顾了国家与市民社会概念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作品中的重要性，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都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相辅相成，它们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当然他们两人的立场不一样。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摒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将社会从二元对待中革除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那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关系得到了恢复，但是丧失了辩证关系的本质。福柯的观点也可以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但是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性。他强调社会的作用，实际上摒弃了国家，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作者通过考察英国国家发展的历程，认为应该恢复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本质，自由主义者将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起来，强调二者截然分立，河水不犯井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马克思的后继者摒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偏废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方也是行不通的。作者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辩证关系是通过现代社会的管理机制体现出来的，而法律则是这种机制的内核。作者将这种管理机制称之为建构权力，其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建构法律主体、塑造市场和扬弃斗争。
本书虽然是一本社会政治理论的书籍，但是对于我们公法学者也有很大的助益和很多的启示。首先，国家与市民之间的关系也是公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课题之一，行政法的功能与范围都与这一基础理论相关。其次，行政国是当今西方国家的不争事实，但是这种状况是如何发生的呢?本书作者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揭示了英国国家走向行政国的端倪。第三，在行政法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路径，一种认为，行政法就是维护私人权利，控制行政权力的法律，是为控权论；一种认为行政法就是维护公共利益，管理社会的法律，是为管理论。本书作者用英国国家发展的大量事实说明，国家在将个人建构成权利主体的同时，也将其建构成了管理的客体。个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这实际上是一种平衡论的观点，对我们的公法研究具有启迪。第四，福柯用规范取代法律，诚然比较极端，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的社会越来越多的领域用规范调整自身的行为，这些规范充当了传统上法律扮演的角色，在公法上有人称之为“软法”。可见，软法的出现有它的社会理论基础。这些助益和启示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当然，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也许会得出与我完全不同的结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公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逐步发展出较为强大的公法研究队伍。但是我个人总是感觉到，在行政法的研究中，制度建设的研究较多，而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古人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我们才能建筑更为宏伟的制度大厦。本书严格说来不是一本研究公法的书，基于上述的感受，我建议将它放到《公法名著译丛》中，希望引起我们公法学者的注意，为我们的公法基础理论研究作出贡献。本书的译者陈小文同志有志于研究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他费尽心力翻译了这本书，请我写中文版序言。他在北大法学院读行政法博士的时候，我是论文指导老师之一。学生的志业，老师乐于其成。是为序。
姜明安
本书是一本研究国家权力的理论著作，作者通过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揭示国家权力的重要性，通过管理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揭示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本书作者秉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首先回顾了国家与市民社会概念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作品中的重要性，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都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相辅相成，它们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当然他们两人的立场不一样。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摒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将社会从二元对待中革除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那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关系得到了恢复，但是丧失了辩证关系的本质。福柯的观点也可以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但是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性。他强调社会的作用，实际上摒弃了国家，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作者通过考察英国国家发展的历程，认为应该恢复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本质，自由主义者将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起来，强调二者截然分立，河水不犯井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马克思的后继者摒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偏废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方也是行不通的。作者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辩证关系是通过现代社会的管理机制体现出来的，而法律则是这种机制的内核。作者将这种管理机制称之为建构权力，其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建构法律主体、塑造市场和扬弃斗争。
本书虽然是一本社会政治理论的书籍，但是对于我们公法学者也有很大的助益和很多的启示。首先，国家与市民之间的关系也是公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课题之一，行政法的功能与范围都与这一基础理论相关。其次，行政国是当今西方国家的不争事实，但是这种状况是如何发生的呢?本书作者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揭示了英国国家走向行政国的端倪。第三，在行政法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路径，一种认为，行政法就是维护私人权利，控制行政权力的法律，是为控权论；一种认为行政法就是维护公共利益，管理社会的法律，是为管理论。本书作者用英国国家发展的大量事实说明，国家在将个人建构成权利主体的同时，也将其建构成了管理的客体。个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这实际上是一种平衡论的观点，对我们的公法研究具有启迪。第四，福柯用规范取代法律，诚然比较极端，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的社会越来越多的领域用规范调整自身的行为，这些规范充当了传统上法律扮演的角色，在公法上有人称之为“软法”。可见，软法的出现有它的社会理论基础。这些助益和启示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当然，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也许会得出与我完全不同的结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公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逐步发展出较为强大的公法研究队伍。但是我个人总是感觉到，在行政法的研究中，制度建设的研究较多，而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古人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我们才能建筑更为宏伟的制度大厦。本书严格说来不是一本研究公法的书，基于上述的感受，我建议将它放到《公法名著译丛》中，希望引起我们公法学者的注意，为我们的公法基础理论研究作出贡献。本书的译者陈小文同志有志于研究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他费尽心力翻译了这本书，请我写中文版序言。他在北大法学院读行政法博士的时候，我是论文指导老师之一。学生的志业，老师乐于其成。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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