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记忆，是个奇怪的东西。有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记得很清楚，有些重要的事情倒印象模糊。
1983年底，联合国代表团来大学介绍联合国的开发项目，我参加了座谈。翌日，校方负责接待的人士给我来电话，说派去陪同的一位教授生病了，要我去顶替。机缘巧合，认识了团员之一的中国国家科委外事官员(他后来出任中国驻联合国科技参赞，现已离休多年)。北国的深秋，那天特别冷，我又没有车子，两人穿得臃肿得像企鹅，在小城的街上遛了半天。湖上来的烈风把脸刮得又红又痛，却一点也没有减低我们的谈兴：中国锐变的动力，西方历程的启示；现代化的演绎，中国传统价值的评价；国家的前途，个人的理想。他说：“先回去看看吧。”我写给他一封长信，九个月毫无音信。一天，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来电话，说湖北省科委想请我去，这样，就开始了我20多年在中国的讲学、培训、考察、研究和咨询。
1985年首趟回国，感触很大。机会难逢，我妈也想回去看看。那时我已有四个孩子，于是也带了老大和老二一起去。一行四人，从广州到武汉，从武汉到北京，都是坐火车。从前书本上的东西现在看到了。山河秀丽，民风淳厚，干部们勤朴为民。日暮过黄河，两岸苍凉，滔滔浊流，看尽了中华民族的兴衰。百多年来受尽苦难的老百姓是否到了苦尽甘来的时候?心潮激荡，久久难息，谁说男儿不流泪。同车有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很健谈，我是他的好听众，从他处知晓了许多人民的心声、希望。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成就可观。若是这位老同志仍健在，他还会诉说些什么心声和希望?
回想，1985年是个开端。我的加拿大工作与中国工作先分后合，而且很多时候是巧合，纵错之间好像有主宰。现从头说起。
1970年香港大学毕业后我在建筑师事务所干了三年，1973年来到加拿大又干了一年，跟着就是在美国和英国念书。1979年回加拿大，开始在女王大学任教。当教书匠不能只教自己研究或喜欢的东西。政策分析的方法论是我研究和喜欢的东西，但校方坚持要我教“物理规划”，部分理由是因为大多数的教授只搞社会科学，不懂工程、设计，部分是因为我念建筑出身，对城市规划的物理层面较易上手。起初我有点别扭，日后才发觉真是个幸运的机缘。
……
1983年底，联合国代表团来大学介绍联合国的开发项目，我参加了座谈。翌日，校方负责接待的人士给我来电话，说派去陪同的一位教授生病了，要我去顶替。机缘巧合，认识了团员之一的中国国家科委外事官员(他后来出任中国驻联合国科技参赞，现已离休多年)。北国的深秋，那天特别冷，我又没有车子，两人穿得臃肿得像企鹅，在小城的街上遛了半天。湖上来的烈风把脸刮得又红又痛，却一点也没有减低我们的谈兴：中国锐变的动力，西方历程的启示；现代化的演绎，中国传统价值的评价；国家的前途，个人的理想。他说：“先回去看看吧。”我写给他一封长信，九个月毫无音信。一天，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来电话，说湖北省科委想请我去，这样，就开始了我20多年在中国的讲学、培训、考察、研究和咨询。
1985年首趟回国，感触很大。机会难逢，我妈也想回去看看。那时我已有四个孩子，于是也带了老大和老二一起去。一行四人，从广州到武汉，从武汉到北京，都是坐火车。从前书本上的东西现在看到了。山河秀丽，民风淳厚，干部们勤朴为民。日暮过黄河，两岸苍凉，滔滔浊流，看尽了中华民族的兴衰。百多年来受尽苦难的老百姓是否到了苦尽甘来的时候?心潮激荡，久久难息，谁说男儿不流泪。同车有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很健谈，我是他的好听众，从他处知晓了许多人民的心声、希望。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成就可观。若是这位老同志仍健在，他还会诉说些什么心声和希望?
回想，1985年是个开端。我的加拿大工作与中国工作先分后合，而且很多时候是巧合，纵错之间好像有主宰。现从头说起。
1970年香港大学毕业后我在建筑师事务所干了三年，1973年来到加拿大又干了一年，跟着就是在美国和英国念书。1979年回加拿大，开始在女王大学任教。当教书匠不能只教自己研究或喜欢的东西。政策分析的方法论是我研究和喜欢的东西，但校方坚持要我教“物理规划”，部分理由是因为大多数的教授只搞社会科学，不懂工程、设计，部分是因为我念建筑出身，对城市规划的物理层面较易上手。起初我有点别扭，日后才发觉真是个幸运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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