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讲史”到“演义”——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历史叙事平装

　　楼含松博士的这本著作，我拜读一过，觉有若干可喜之处，可略分四点来说。
　　首先，讲史通俗演义是传统小说中最具中国特色的部分，要解释这句有点拗口的话，须费些劲，故此处仅能略说一端：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及历史感，原本就远甚于欧洲印度。古印度文明无历史观、无历史意识，也无史著。谈起时间，辄言若干劫，要不就是电光石火一刹那，年时月日均不明确；谈生命，辄言轮回流转若干世，也不明白某事究竟在某世的某一年。希腊文明，则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ical tendency)。哲学家们不关心历史，只关心永恒、探求本质，在教育中历史亦无地位，故这两大体系在传递一种类似我们的历史叙事及知识时，只能采用神话的方式。中国则反是。古代神话本来就不发达，就算有少数神话，亦迅速历史化，蓬勃发衍为讲史的庞大传统。
　　因此若要谈中国小说，首先就要从这个传统讲。不幸民国以来，论者皆受西方文化影响，撇开了稗官野史、巷语街谈这个源头，另以神话与传说为源，对于此后小说诸流，亦薄厌讲史演义，鄙征史而崇虚构。如胡适就认为《三国演义》没有文学的价值，无法出奇出色。鲁迅对《三国》亦无好评，甚且说由神话到志怪传奇到小说，标示着小说真正的形成，即是从历史到小说；可是唐代以后反而倒退回去，混杂于历史的讲史演义，乃是退化之证据。在中国社会流传久远、影响巨大的《三国演义》乃至整个讲史演义文类，在他们的论述中，竟只有负面的价值。
　　楼博士这本书，恰好就是要把在近代小说史研究中被遮蔽的这个传统，再彰明出来。绪论第一章论明代通俗小说的三大现象，表明了他思考这个问题是始于对明代通俗小说之观察。但为了阐明他所观察到的那些现象，他上溯于讲史之传统，由神话传说、瞽史稗官、正史杂史、敦煌讲史变文、宋元讲史平话，一路考察到明代历史演义，以说明类型化创作倾向、历史题材兴盛、历代累积型创作方式等现象皆渊源于这一大脉络中。此虽仍不免以神话传说为小说之一源，但对讲史这个传统确实已梳理得脉络井然了。
　　其次，他的梳理主要是想说明这个传统内部的变迁，如何由“讲史”到“演义”。讲史，在他的语脉中，代表口说性的讲述；演义则是文字性书写。由讲史到演义，即表示这个历史叙事传统是由口语逐渐变为文字，由非主流文化逐渐转向主流的。
　　大框架如此，故其析论既要重视口语，又要关注文字，且要讨论两者之间的问题，这是过去小说史研究经常忽视的。以鲁迅的小说史论为例，楼含松曾批评他：“虽然重视宋话本．但感兴趣的是文本本身，对说唱文学关注就不够”，指的就是他只关心文这一边，不太睬口语那一部分。而且鲁迅论及口语这部分时，也仅注意到说，没注意到还有唱。实则讲史历来总是说说唱唱的，敦煌《捉季布传文》全篇就是七言诗，一韵到底；《伍子胥变文》打纱女投河一节也全是唱。元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七《木兰花慢•赠歌妓》之女歌妓“又如辩士遇秦、仪，六国等儿戏”，显然其讲说也是伴着歌的。元杂剧《风月紫云庭》第一折的[混江龙]，旦唱：“我勾栏里得四五回铁骑，到家来却有五六场刀兵，我唱的是《三国志》，先饶十大曲，俺娘便《五代史》续添《八阳经》”，亦明言说讲三国五代乃是唱或是有唱的。历来小说与戏曲关系密切，即缘此故。针对这一点，楼博士在论变文、论平话时都特别注意说明其说唱传统或与戏曲的关联，并作比较；同时也就平话的语言风格、叙事特征作了许多讨论，这都是他与鲁迅不同处。
　　第三，在文的部分，鲁迅论明代小说时，只谈了三项：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拟市人小说。演义放在其前一讲“元明传来之讲史”里附及之。评价也极低，论平话，只说：“文笔则词不达意，粗具梗概而已”；论《三国志演义》，只说：“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至于写人，亦颇有失”，其余皆是目录学式的说明。楼博士则对历史演义的内容构成、文体特征、叙事特征均有详细讨论。尤其是对于从语到文的变化，以平话和演义来对勘，十分清晰。这部分，显然本诸心得，我觉得也是全书最有价值之处。因为透过这样的讨论，不唯可解释由讲史到演义的具体过程，也才可以建立历史演义这个文学类型的文类特征。
　　第四，建立文类特征非常重要。一般论小说，总是孤立地谈名著，但我们看鲁迅的《小说史略》就知道：每一本所谓名著，其实都是隶属于一个大的文学类型中的；所谓名著，只是以这本书来代表那一类作品。因此我们不能只单独看那一本。某一名著之文体与内容往往也无法孤立地去了解，而需由其类型特征去看。楼博士这本专著即着眼于此，观察历史叙事的类型，替小说文体学增加一些稳固的基石。我以为也是可喜的。

　　　　　　　　　　　　　　　　　　　　　　　　　　　　龚鹏程
　　　　　　　　　　　　　　　　　丁亥中秋，写于北京小西天如来藏

　　大约是1974或75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父亲带着十二三岁的我，去见他的一位老友，楼静玄先生。静玄先生年轻时是我们县城有名的才子，上过春晖中学，从上海艺术大学毕业后，在开明书店做了五、六年的编辑，后曾在台湾师范学院、浙江教育学院、金华一中任教。但我见到的，是一个精瘦矮小的老人，深陷的眼窝射出冷冷的光，不停的咳嗽、吐痰，房间里似乎到处有痰盂。静玄先生工书法，精篆刻，父亲带我去，原本大概是想请老先生看看是否孺子可教，因我小时候喜欢写写画画。但大人们顾自聊得投机，没管我这个小孩，任我在那幽暗的书房兼卧室里乱翻。静玄先生藏书丰富，满墙的书柜，层层叠放着各种书籍，其中还有我从未见过的线装书。临别时，静玄先生似乎才注意到我的存在，也不多说什么，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精装书，让我带回家看。这本书就是《三国演义》的上册(现在已不记得是哪家出版社的版本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古典小说。当时是“文革”后期，我虽已上了几年小学，但“交白卷”、“反潮流”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并没有好好读书，识字不多，更别说读文言文了。《三国演义》勉强读完，一知半解，自然也没有读出多少趣味来。过不多久，静玄先生住进了医院，竟再也没有出来。老先生去世后，父亲伤悼之余，对我说：“你要是早点懂事，可以向老先生学很多东西的。”我听了，懵懵懂懂的。
　　父亲的职业是教师，那些年一直在乡村中学里，难得回家。小时候的我十分顽劣，父亲很严厉，每次回来少不了要教训我，我有些怕他。但一场车祸，却让我们父子关系亲近了许多。车祸中腰腿受伤的父亲，不得不在家卧床修养。那段日子，每天吃过晚饭，我和邻家的小孩们，就围坐在父亲的床边，听他讲故事。父亲经历丰富，记忆力超强，又热衷民间文艺，收集整理过当地的太平天国故事，还擅长“说大书”，常被村民邀请，一把折扇、一块醒木登台表演，远近闻名。可以想象，在没有电视、电脑，没有CD、MP3，一年到头难得看几场电影的时代，能够每天听“大书”，对我们这些小孩来说，该是多么兴奋的事情!父亲讲完了全部的《西游记》，还讲了“大头勇”的传说(“大头勇”真名杜亦勇，家乡话三字谐音——因了这个绰号，在我的想象中，他总是顶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大头勇”武功超群，劫富济贫，是本地家喻户晓的传奇英雄)。我把从父亲那儿听来的故事，再学着说给小伙伴们听，看着大伙儿入神着迷的样子，心里自然很得意。
　　这些少年往事，不知道是否影响到我以后的事业选择。但机缘凑巧，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所从事的正是元明清文学的教学与科研。1990年，在应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写了一本鉴赏《西游记》的小书后，我开始师从徐朔方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徐先生正与其他几位先生一起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本小说集成》，他命我为几种历史演义撰写前言，这才系统而认真地阅读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及其他一些历史演义，并以“论历史演义的形成”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博士论文得到章培恒、郭豫适、齐森华、袁世硕、吴国钦、萧欣桥、邵海清、廖可斌诸先生的评阅与指导，并顺利答辩通过。
　　正当自我感觉略窥学问门径、打算修改充实学位论文的时候，学校将我抽调到了行政岗位，虽然没有脱离教学科研，但行政工作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只能将原有的研究计划暂时搁置起来。这些年来，学校经历了合并、调整，每个人都承担着“跨越式发展”带来的负荷，我自不免，这期间又有其他科研任务在身，本课题的研究进展缓慢，心里暗自焦急。2003年，我以“古代通俗小说与历史”为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批准，这才促使我将主要业余时间投入到此书的写作中。我的研究生尤翔也参与了课题研究，本书的第三章，有他的很多贡献。经过三年的写作，现在总算勉力了完成这部书稿。深感遗憾的是，朔方师于今年2月17日仙逝，我只能将此书敬献他的灵前了。
　　20年前，时任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龚鹏程教授访问杭州大学中文系，并赠送了他的数本大作。那是我初次见到龚先生，雄姿英发，顾盼炜如，才情超拔，谈锋甚健。以后虽无缘再会，不过龚先生在大陆出版的著作渐渐多了起来，我必搜求拜读而后快。2002年龚先生发表在《读书》上的一篇谈讲史的文章，给当时正在做此课题的我以直接的启发。今年夏天，我在北京修改书稿时，由常绍民兄引见，得以再次拜会龚先生，并冒昧请先生为拙著作序。龚先生爽快答应了，不久就寄来了要言不烦的序言。承蒙先生抬爱，序中对拙作内涵的抉发，使我对自己的研究有了新的认识，明白自己的不足，当作进一步的努力。
　　当年父亲仔细看了我的博士论文，找出了很多因打印、校对仓促而导致的错别字，特地给我做了一份勘误表，很让我汗颜并感激。父亲今年80多岁了，眼神已大不如前，这次我没有请他看初稿。相信他拿到此书时，一定还会像以前一样逐句细看，但愿他找出的错误越少越好。　
　　　　　　　　　　　　　　　　　　　　　　　　　　　　　　楼含松
　　　　　　　　　　　　　　　　　丁亥秋月，记于浙大紫金港丹桂飘香中

楼含松，1963年7月生于浙江浦江，1983年7月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留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1995年6月在职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休闲文化，曾先后到德国、日本、美国作学术交流。现任职于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中国古代悠久丰富的历史记载和传说，为后来的通俗小说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和叙事经验 ，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与历史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而历史演义与史传的关系尤为密切。通俗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呈现出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民间传说向文人创作、非主流文化向主流文化转向的趋势，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小说发展的整体走势，以及古代文化结构的基本面貌。 　　该书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小说要素为视点，从题材构成、文体风貌、叙事结构等角度，探讨了通俗小说与历史的关系，特别是历史演义类型特征的具体表现及其内外机制。

序　　　　　　　　　　　　　　　　　　　　　　　　　　　　龚鹏程
第一章　绪论
　一、明代通俗小说的三大现象
　二、几个相关的类型名称：历史小说、讲史小说、历史演义
　三、历史演义的总体特征
　四、本书的研究范围、思路和方法
第二章　讲史的传统
　一、神话与传说
　二、瞽史与稗官
　三、正史与杂史
第三章　敦煌讲史变文
　一、讲史变文的内容构成
　二、敦煌讲史变文的民间特质
　三、敦煌讲史变文的影响
第四章　宋元讲史平话
　一、史学新变和讲史的兴盛
　二、讲史平话的性质及分类
　三、讲史平话的文体特征
　四、讲史平话的叙事特征
第五章　历史演义的典范：《三国志通俗演义》
　一、三国故事的流变
　二、历史演义的内容构成
　三、历史演义的文体特征
　四、历史演义的叙事特征
第六章　讲史的分途
　一、“旧本”：历史演义创作的承袭性
　二、“按鉴”：崇史意识和编纂手法
　三、“史书小说有不同”：讲史的生命力
　四、余论：历史演义的文学命运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