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真三国：战争、生活与人物 平装

重走“三国”山河现场，图文盘点军事、政经与人事，实景呈现地理、遗址与文物

① 精彩战役梳理
通过重走三国兵争故地，现场感还原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定军山之战、关羽攻襄、陆逊火烧夷陵等数十关键战役的动因成败、力量对比、地理路线、重点人事。
② 立体细分专题
以“神仙思想与道教兴起”“兵种与武器”“金牛古道与沿线要塞”等22大细分知识专题配合战争主线，立体呈现汉末三国的表与里：治世方略、历史规律与用人法则；人口流动与阶层升降；山川形貌对时局及胜败的影响；经济、文化与娱乐；人物与人性探幽；正史三国与演义三国的关联异同……
③实物实景呈现
《寻真三国》重在“以图证史”，采用多达490张实景照片，涉及出土文物、战场遗迹近景及高空拍摄、建筑民俗、书画等各方面。
④直观一手图表
制作有50幅示意地图、34个知识图表，方便读者迅速直观地抓取重点、对比古今。如东汉帝王系年表、戚宦势力兴替表、各方起事形势图、孙策平江东示意图、太平道的组织架构图等。
⑤ 全彩五色印刷，图文并重编排，带来优越审美体验。


 

陈万雄，1946年生于广东东莞。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历史系毕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日本广岛大学博士课程修毕，香港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名誉院士。资深出版人，曾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董事长，及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总裁。2003年获第十五届香港印制大奖之杰出成就大奖。著有《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陈万雄集》（东莞学人文丛，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历史与文化的穿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及《成吉思汗原乡纪游——另一种文明的体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等。

三国，中国历史上最精彩莫测、最具启发性的时代之一。《寻真三国：战争、生活与人物》为香港大学博士、历史学者陈万雄重走三国兵争故地，“在场”感还原三国时代脉络与真相的图文力作。
《寻真三国》以战役为编撰主线，沿“群雄竞起”“转折之战”“三强鼎立”“再造一统”四大篇章展开叙述，穿插以“神仙思想与道教兴起”“曹氏与邺城”“真假赤壁”“金牛古道与沿线要塞”等22大亮点专题，采用多达490张实景照片、50幅示意地图 、34个知识图表，立体呈现和解析了烽火三国的战史权斗、地缘密码、世变人心、经济文化……
陈万雄博士不但精研三国历史多年，更游走神州数十载，搜集和拍摄了大量与三国历史、社会、文化相关的证据与图像。《寻真三国》便融合了其对正史资料的研究，对文物、民俗、诗画文学的爬梳，对历史现场的实地勘察，并辅以图文并重、富于视觉张力的设计编排，可谓专业性与可读性兼具，似一部现场感的纸上纪录片，将波谲云诡的政局、惊涛骇浪的战争、丰富多彩的文化、辈出的英雄俊彦、惊心动魄的逞强斗智、仪态万千的人物行状收纳其中，帮助读者滤去演义与传说的“添加”，真切洞悉世变轨迹与人情意蕴，体会到“宇宙人间隐然不变的道理”。

推荐序  三国历史与传说  郑培凯
自序  乱世华章：百年三国
第一章 群雄竞起
第一节 王纲解纽 全国纷乱
第二节 豪门世家 士族名士
第三节 清流预政 党锢之狱
第四节 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
第五节 董卓乱政 关东军起
第六节 迁都长安 纷乱不止
第七节 袁绍崛起 称霸北方
第八节 曹操奋起 征战中原
第二章 转折之战
第一节 官渡之战 曹袁易势
第二节 曹操征战 制霸北方
第三节 挥鞭南下 横槊赋诗
第四节 西伯自处 坐观时变
第五节 南方之强 孙吴崛兴
第六节 髀里肉生 三顾草庐
第七节 羽扇纶巾 灰飞烟灭
第三章 三强鼎立
第一节 三强鼎立 争夺荆州
第二节 西取益州 称王汉中
第三节 南北战线 相互攻防
第四节 关羽攻襄 败殒麦城
第五节 火烧夷陵 刘备病逝
第四章 再造一统
第一节 曹丕篡汉 五代而斩
第二节 刘备托孤 孔明主政
第三节 孙权大帝 善于权衡
第四节 孔明慷慨 南征北伐
第五节 魏晋故事 篡弑相寻
第六节 六路征伐 王濬降吴
后记
参考书目

自序

何以“三国”

距今近2000 年前的“三国时代”，是最为人熟悉的一段中国历史，对其中的不少人物和事件，人们都耳熟能详。在悠久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不到百年的三国时代，不过一瞬间而已。三国时代政局动荡、社会纷乱、民不聊生，是名副其实的“乱世”，但是，论其波谲云诡的政局、惊涛骇浪的战争、丰富多彩的文化、辈出的英雄俊彦、惊心动魄的逞强斗智、仪态万千的人物行状，是历史上罕见的。
一说“三国”，一般人容易混淆了“三国历史”、《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三者的关系。“三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三国志》，是一部史学名著；《三国演义》，是一部文学作品。不足百年的三国历史，竟让大众有莫大的兴趣，喜听乐闻，除了因历史自身波澜壮阔，还应归功于陈寿的《三国志》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三国志》与《三国演义》虽然性质不同，在传播三国历史方面却同样起了很大的作用。前者是一部历史著作，属史学经典“四史”之一。后者是一部历史小说，属古典文学著作，乃中国著名“四大小说”之一。陈寿的《三国志》部头不大却精简可读，被誉为良史。正如近代著名学者白寿彝先生所说，陈寿对于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军事、政治及人世三层架构并重，气宇宏大，引人入胜。为《三国志》作注释、文字等量的“裴松之注”，更在史料的增补、辨证、存异、评议等方面为《三国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裴松之的注释也为后世研读者增添了对三国历史可辩可议、可考实可附丽的空间。
至于作为历史小说的《三国演义》，正如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指出的，是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释的基础上，以七分的历史真实和三分的虚构夸饰敷演而成。三国的故事，先以“说书”等形式在坊间流传，最后演变成罗贯中撰写的《三国演义》，其源有自，这里就不细说了。受流行了几百年的《三国演义》影响，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自觉与不自觉会将三国历史与小说演义混同起来。
历史上，在中国、日本和韩国，都出现过一些饱学之士，应科举的学子，竟以《三国演义》的故事去附会三国真实历史的情况。能厘然知道两者之间的异同并分别看待的，只能是一些历史专家。由此可见《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也反映了《三国演义》对社会大众关于三国历史的认知，具有深远影响。鉴于情况普遍，近年中、日、韩关于三国的新著作，常常要对涉及《三国演义》、容易被人们混淆为史实的情节，予以澄清和说明。

千年的“文化现象”

在关于中国历史的论述与典籍中，论传播之久远、流通之广泛、读者之众多、时代生命力的焕发不断，要数围绕三国的历史讲述和故事最具影响，相信无出其右者。
“文化现象”，是指社会上一时浮现的文娱热点。对三国历史的关注和《三国演义》广泛流行了近1500 年，至今不衰，一直是社会的文娱热点，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年“文化现象”。中外都有流传千年甚至是几千年的经典，但“流传”与“流行”是不同的。“三国”之流行有如下特点：形式丰富，见于各类图书、舞台戏剧、影视网络、动漫游戏等，可谓应有尽有；内容层次也很多元，遍及学术著述、文化知识、通俗读物、童书漫画，适合不同程度的读者。“三国”和《三国演义》的风行，更不局限于中国和有华人的地区，也见于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韩等国。日、韩关于三国的著作和各种媒体出品历久不衰，其量甚至不亚于中国。因而，中、日、韩关于“三国”的各类文化娱乐创作源源不绝，蔚然成为“东亚三国”最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化产出”之一。

“三国”的魅力

因为有“三国时代”、《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三位一体的组合，所以“三国”能形成流行千年、历久常新的“文化现象”，感动不同时代的人。这一现象说明三国是历史的，也是现世的，阅读和认识三国，固然是阅读和认识这段历史，同时，也可借机观照当今的世态与人情。距今近2000 年的“三国”，透过《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演绎，让我们不同程度地洞悉了世变的轨迹、人情世故的意蕴，体会到宇宙人间隐然有不变的道理存乎其间。这是历史的魅力，也是三国时代和《三国演义》最引人入胜的地方。
历来中外读习三国，常视其为关于政治、军事权谋韬略的最佳教本。满人入关前，已将《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供军中武将广泛阅读。创建日本德川幕府的德川家康，留赠给儿子的书籍中就有《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同时幕府中的枢纽人物，都熟读此书。20 世纪末出现的“管理社会”思潮，使得“三国”和《三国演义》应运受到关注，一时成为政、管领域的研究对象和教科书。其实，“三国”之可古为今用，价值远远超过军、政、管的范围；真实三国历史所蕴藏的可透视古今的价值，也远超作为历史小说的《三国演义》。
尽管《三国志》《三国演义》与“三国时代”性质不同，但贯通三者的共通之处是我们可从中透视超越时空的人情和世态—这是人类文化的永恒课题。“三国”是宏大而充满魅力的人间舞台剧，解读三国可以丰富我们对人世的认识，提升我们的智慧，增益我们的人生阅历，甚至启发我们对人生价值的取舍。

何以“寻真”

“三国”是一个以战争为荣辱、决生死的年代，其近百年局势的发展，都与战争息息相关，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汉中之战”等，甚至一场战争的结果，足以成为局面的转捩点。所以说主导三国百年局势发展的，是战争！根据方北辰先生的研究，“整个三国时期的90年间，……参战双方出动兵力总计在五万人左右的大型战役，以及明显在五万人以上的特大型战役，就有九十二次之多，真可谓年年有大
战，岁岁有烽烟，至于中小型战斗，多得更难以计数”。
因此，在三国这样的战争年代，争雄竞霸、逞谋斗勇是时代的主调。这也导致近代作家孙犁评价说，三国具有“谋士以其为智囊，将帅视之为战策”的价值。本书的编撰亦以战役为主要演绎脉络，这样的编排并非因循，而是遵循三国时期的历史性质。三国时期是战争的年代，战争是其历史的特征，但并非三国历史的全部。三国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具有的意义和作用，远超其大小战争，可惜常为人们所忽略。
首先，三国时代虽然不足百年，却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大转型期，其大转变遍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艺术等多方面。近年中外学者，甚至认为三国时期是中国日后历史趋向统一新形态的源头。此书的内容结构，也尝试在战争脉络之外，以不同形式适当展现三国时期多元的历史意义。
其次，三国中出现的各式人物，足以组成一本“人物志”，呈现出千古以来的“人世间”众生相。上智下愚，贤与不肖，几应有尽有。“鉴古知今”，岂限于历史事件，“人世间”的百态千貌，何不然耶？！《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说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红楼梦》令人百读不厌的魅力在此；三国之所以动人，也在于此。
再是，时代的变迁，历史的脚印，都在日益湮没，很多留下的痕迹日渐模糊，环境不复旧观。我们认识历史，主要是通过文字的记载和描述，再加点想象。感觉历史、感受历史、体验历史，对深切认识和了解历史是很重要的。传世和出土文物、遗址胜迹、历史事件发生的山川环境，都是后世人认知历史的重要途径。虽谓“沧海桑田”，相对于其他的历史年代，“三国时代”在这方面是幸运的，与之相关的遗址古迹、山川形胜，不少仍“百战山河在”。无疑这得益于“三国”故事在社会大众中被及早并普遍地传播，使得后代有关“三国”的实迹实景、口耳相传的传说是较多的。本书所以称“寻真三国”，是尽量搜集文物、遗址古迹、山川形胜的图像，并绘制各式地图、复原图等，以期还原三国的历史现场，增加实感，这样可让读者更有兴趣，也助其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三国历史”。


第一章之第一节
王纲解纽 全国纷乱

（导语）

距今约2000 年前的中国东汉王朝，晚期朝政败坏、“王纲解纽”，以致全国陷于纷乱失控，产生诸多地方割据势力，后者相互兼并、讨伐，出现“逐鹿中原”的局面。中国历史从而进入一段不到100 年的乱世—三国时期。

（正文）

具中国皇朝衰亡特征

上承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的东汉王朝（25— 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享祚近200 年。光武帝刘秀创立了东汉，再传之于明、章两帝，三代皇帝统治时期的文治武功甚为可观，被誉为治世。中国的王朝历经两三千年发展，总是兴亡循环，而朝代衰亡亦各有因由。东汉王朝衰落的一个明显原因，是中晚期“诸帝多不永年”（《廿二史札记》）。从第四代皇帝和帝开始，一直到灵帝，接连九位皇帝寿命都很短促，无一活过36岁，平均寿命也不到20岁，殇帝、冲帝和质帝享寿分别只得2岁、3岁和9岁。因此东汉到了中期，朝廷政局已变得不稳定。
百年之久的王朝，自身亦日渐滋生出各种弊端。由于朝廷内部的不稳与纷争，继位的幼主不仅无从解决弊端，反而令之变本加厉，终成沉疴。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将东汉皇帝的短命现象归咎于“气运所致”，这种说法无疑是说不出理由的理由，未免玄虚，是赵翼出于对东汉仅享三代升平之治的惋惜，生出的无奈慨叹！
归根结底，封建王朝皇位继承体制的先天缺陷，以及宫廷生活的奢华淫靡，是诸帝不永的重要原因。皇帝短命，是中国皇朝一种具遗传性的衰亡特征。在东汉、东汉之前的西汉及之后的魏晋时期，同样都出现了皇帝短命的现象。西汉元帝及成帝皆无子嗣，由皇室旁系子孙入继皇位。到了西晋，继承皇位的也多属幼主，而且大多是由外藩入继。西汉与西晋都因为皇位继承人的短命，造成朝局动荡不安。
权位继承是中外古今最难解决的大问题，即使到了现代，不少国家还有众多的企业和社团，总摆脱不了因权位承继而出现的斗争，终致衰落。或许，这是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长期动荡不稳的其中一种宿命。
皇帝短命最直接的影响是造成外戚和宦官两种人扰乱朝政。东汉是中国历史上外戚和宦官为祸最烈的朝代，两者乱政也是造成东汉中后期，桓、灵二帝以后政局不稳、朝政日坏的根源，晚期更直接触发了“党锢之祸”与“黄巾之乱”，促使东汉王朝分崩离析。

外戚宦官乱政百年

东汉诸帝多不永年，继位者又年幼；不少更因皇帝断嗣，要另立皇室旁系子弟继位。皇室与继位者之间的关系自然变得复杂，也容易惹起继位者背后的人事和权力斗争。
东汉皇帝由旁系继位的，有安帝、质帝、桓帝和灵帝四位。因皇帝年少，先后也出现窦氏、邓氏、阎氏、梁氏、另一位窦氏和何氏六位太后，由内宫走出外朝，临朝听政。
继位皇帝年纪既小，又是旁系出身，实际权力自然容易为皇太后所把持。而继位的幼帝，不管是直嗣还是旁系，皆成长于禁宫之中，与外隔绝，又抚育于妇人和太监之手，生活天地狭小，不晓世情，更不用说民间疾苦了。幼帝长大之后容易成为世间俗语所谓的超级“纨绔子弟”，或现今大家挂在嘴边的超级“富二代”。
王朝宫禁森严，在宫殿内最能亲近小皇帝的自然是外戚和宦官。外戚和宦官为了争权和夺利，都要把持小皇帝，就容易形成两股互相抵制、对抗和打击的势力，干预朝政。大多数的宦官教养低下，生理和心理扭曲；而大多数的皇太后、皇后及姬嫔生活圈子狭隘，终日缠绕于日常的是是非非。两者都是只图眼前的权位、利益和意气，钩心斗角，不择手段，少有政治理念可言。

虐遍天下，民不堪命

东汉中晚期外戚与宦官的斗争此起彼落，往还不息，结果不仅败坏了朝政，也祸延全国。尤其是宦官当权时，其亲戚爪牙满布各地，仗势盘剥，兼并土地，残民以逞。史学家赵翼指出了东汉的一种政治现象，他说：“唐、明阉寺（宦官）先害国而及于民，东汉则先害民而及于国。”每当东汉的宦官当权，情况便如赵翼所描述：“天下仕宦，无一非宦官之兄弟姻戚。穷暴极毒，莫敢谁何。”（《廿二史札记·卷五·后汉书》）到东汉中、晚期几代帝王时，宦官为祸的炽烈如出一辙，罄竹难书。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足见其暴烈与残民的情况。
灵帝时的大宦官侯览，前后夺人住宅381 所、田地118顷，用以建筑广达16个区的私人第宅，每区第宅都有高楼、池塘和苑囿。建筑规格甚至僭越规定，近于皇宫。又预先为自己修建了陵墓，陵墓石椁双阙，高庑百尺。他又随意破坏居屋，挖掘人家坟墓，抢夺民妻，掳掠妇女，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所以东汉中晚期，宦官“虐遍天下，民不堪命”。
东汉中后期1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外戚与宦官争权擅政的历史，两者之间互有胜负。到了桓、灵帝以后，宦官愈来愈占上风，而且是一种比较持续的势力集团，不像外戚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会“树倒猢狲散”。
东汉时期，宦官曾经六次打倒外戚。到少帝时，外戚大将军何进欲诛杀宦官，计划不成，反遭宦官杀害。当时担任京城军事长官的中军校尉袁绍、后将军袁术等，见何进被杀，一怒杀尽了宫中和洛阳城内的宦官。这场斗争，终于为东汉持续100多年的外戚和宦官的祸政拉下帷幕，然而，东汉王朝也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了。


第二章之第二节
官渡之战 曹袁易势

（导语）

发生在建安五年（200 年）的“官渡之战”，是三国时期一场关乎袁绍、曹操两强兴衰，甚至是成败存亡的战役。官渡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并以谋略取胜的经典战役。这场战役从部署到作战，过程起伏跌宕，智计频出。对后世来说，这场战役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其充分演绎了政治和军事领袖的能力高下、质素优劣、智略长短是如何关系到团体的生死存亡，也透露了优秀领袖千古不易的质素所在。

（正文）

官渡之战前哨战开锣

曹操与袁绍自青年时期已交往甚密，政治上也属同路人。自出走关东、讨伐董卓开始，曹操一直依附于袁绍。随着双方势力的扩展，两人之间的矛盾也愈来愈显露。官渡之战前，因为袁绍势力的强大，曹操即使“挟天子以令诸侯”，把持了朝廷，但仍不得不对袁绍虚与委蛇。为了不招惹袁绍更大的不满，曹操甚至让出大将军之位给袁绍，缓和两人之间的敌对气氛。袁绍早有取刘氏天下而代之的野心，要达成他的野心，势力正日益膨胀的曹操，就成了他最大的拦路虎。因而袁绍积极部署南下，想要进攻许都，一举击溃曹操。建安五年正月，袁绍发檄讨伐曹操，正式向曹操宣战，两位昔日好友兼同盟公开摊牌。
袁绍的军事部署，先是以新归附的刘备屯守徐州，南面则联合荆州牧刘表，以期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深谙军事的曹操，在袁氏进行各种军事部署的时候，便乘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攻打徐州牧刘备。刘备一方面猝不及防，另一方面新领管治徐州，尚未掌控军民人心，很快为曹军所攻破。这是曹、袁官渡之战的预备战。曹操攻破刘备后，消除了来自东南地区的后顾之忧。
面对袁绍大军压境、箭在弦上的军事决战，曹操也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以卫觊镇抚关中，以魏种为河内太守，防范袁军从西面进犯。再派臧霸从徐州北出青州，在东边钳制袁军。大将于禁屯兵黄河渡口的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刘延把守延津东边的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程昱守白马东边的鄄城。曹操自己率领主力部队驻守于官渡，正面对抗袁绍，强化许都北部的防守。
当年二月袁绍率兵10 万，驻扎在黄河北岸的黎阳（今河北省浚县东北），作为前线军事的指挥部，并派遣手下大将颜良，攻击曹操的将军刘延于白马。另派大将文丑，阻击由白马退军的曹操。曹操采用谋士荀攸的建议，以曹军“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的战术，虚张声势，率兵直趋延津，假装由此渡河，抄袭袁军的后路。其真正目的是引诱袁绍分兵西来应战，然后集中兵力迅速进攻白马的袁军。这个战术很奏效，一下大败因始料不及而仓促应战的袁军。关羽斩杀了袁绍手下的大将颜良，遂解白马之围。曹操于白马之役取胜并向西撤退时，袁绍在黎阳派兵渡河截击曹军。曹操在延津之南，又施计在中途弃置辎重以饵敌，打乱袁军阵势，再行突击，大败袁军的刘备和文丑，最后击杀了大将文丑。

袁绍自满，弃用消耗战术

白马和延津两场战役，可视为官渡之战的前哨战。曹操取得两场前哨战的胜利，挫了兵强势大的袁绍的锐气，但袁绍对预备战和两场前哨战的战败并无深刻检讨，对两方的军事形势和未来的战略部署，也无更深远的考虑，仍然按照原来的主观愿望，以自己占优的实力，作一决雌雄的部署。对于两军形势，袁绍内部众谋士意见愈见分歧，相互攻讦，甚至诬陷。前哨战后，曹操迅速把军队撤退到靠近许都的官渡（今河南省中牟县北）。袁绍军队尾随曹军而推进，最后驻军邻近官渡的阳武。袁绍在心底对曹操是轻视的，所以未听取谋士田丰和沮授“以逸待劳”“以围代攻”的消耗战术，以及不求胜负毕于一役的战略。更可惜的是，袁绍还听信其他谋士的谗言，对前述两人或囚或杀，自乱阵脚。
建安五年八月，袁绍由阳武挥军以进迫在官渡的曹军。《三国志》记载，袁绍集结的兵力有十余万，而曹军的兵力不到万人。对陈寿双方兵力悬殊这一记载，裴松之在注释中已提出种种质疑。其中主要谓，曹操在官渡对战前，经多年征伐，胜多败少，增加的兵员不少，断不可能只出兵不到万人。尤其是大破青州黄巾，受降于曹操的兵卒达30 万，他从中选出精壮，编为“青州兵”，兵员和军事实力已陡增。在官渡的战阵布置，袁绍军屯营东西数十里，曹操军结营以相持，这不是之前的奇兵突击，而是双方列阵对抗。阵前，双方也多次发生攻防战，一来一往，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曹操断不可能以不足万兵对阵10 万袁军。所以，估计曹军人数至少有3 万以上。（参见《三国志·武帝纪》《三国志·荀彧传》《三国志·郭嘉传》）尽管袁、曹军力并非如此悬殊，也不能否定一个事实：无论是兵力、粮草还是装备，袁军都是远胜于曹军的。

曹操重用谋臣献计

从八月到十月，袁、曹两军在官渡各自屯营陈兵对峙两三个月。从整体的军事形势而言，袁军采取的是攻势，曹军处于守势。在双方的战斗攻防中，两军频频变阵对垒。两方军力众寡不同，粮草丰薄有别，且显然形势于曹操不利。后来的历史记录为曹魏隐讳，不完全真实反映其间过程。与袁军对峙期间，曹操的内部和辖下地区，也呈现不稳状况。曹操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担心支撑不下去，曾有撤退返回许都的打算。但谋士荀彧现身劝勉，并反复分析说，阵前如先行撤退，军事形势会更为不利。因为荀彧的规劝，曹操才坚定了对抗下去的决心。
战前，面对与袁绍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曹方最重要的谋臣荀彧与年轻谋士郭嘉，都曾向曹操陈述对他和袁绍才具和秉性的比较，分别提出曹、袁之间有“四胜四败”和“十胜十败”的优劣。他们主要从曹、袁两人的度量、谋略、指挥能力和用人气量等方面做出比较。荀彧与郭嘉会有如此相近的看法，显然是对曹、袁有共同的了解。荀彧与郭嘉，都曾先仕于袁绍而后归附曹操，都对袁绍的为人和行事有近距离的接触，他们最后舍弃实力强大的袁绍，归属实力相对薄弱的曹操，相信是基于对曹、袁两人的较深了解。
荀彧归附袁绍，袁绍“待彧以上宾之礼”，但荀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而离去。郭嘉北往见到袁绍后，和袁绍重要的谋臣辛评、郭图讨论，说“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可见荀、郭不仅有智略，更有知人之明。知人者智，有智慧的能人，才能穿透表象，从一时的强弱中择人而事。在军事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荀彧和郭嘉会考虑双方主帅才具的优劣，以此预计对阵效果。谋士者，须善于从多方面考虑问题，得出结论。

领袖与辅臣相辅相成

曹军和袁军在官渡展开战斗的过程中，也不断因应战情，频频在战术上做出调整。到了十月，袁绍以数千辆运粮车输粮到官渡，荀攸献策于曹操，派徐晃等人在途中截击，大破袁军且焚毁其辎重。稍后，袁绍再从河北运粮万车，由大将淳于琼领兵万人护送。运粮军在离袁军大本营以北40 里的乌巢（今河南省延津县内）宿营，刚刚从袁绍处叛降曹操的谋士许攸，献计于曹操，建议其袭取袁军的粮草。曹操采纳此计，并亲自率领精锐步骑，假扮成袁军，夜袭袁军大营，与袁绍押粮大将淳于琼在营前对峙。而袁绍不听手下大将张郃及高览引军救淳于琼的建议，反派重兵去直接攻击曹操在官渡的大本营。曹军得以集中兵力，攻克淳于琼军，烧毁袁军的粮草。张郃及高览恐遭谗谮而降于曹操。到此，袁军败局已定，消息传来，袁军全军大溃。袁绍和儿子袁谭逃回河北，官渡之战结束。
官渡之战曹胜袁败。曹操作为主帅确有过人的军事才能和谋略，战术上敢于用“奇兵”，能亲自率军，勇于冒险犯难。充分听取谋士荀彧、郭嘉、荀攸、许攸等人的出谋献策，也表现了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从善如流、善于裁决的领袖特质。所以“官渡之战”曹方胜利，领袖的优秀与辅臣的智慧相辅相成是关键。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和袁绍表现出来的领导素质与决策水平的高低，可作为现代管治者的上佳教材。经过官渡之战，曹操取代了袁绍，成为割据势力中的最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