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五国史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卷 精装中亚五国史研究

一部通俗易懂、系统全面的吉尔吉斯斯坦通史

吉尔吉斯斯坦与我国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本书基于扎实翔实的史料，对吉尔吉斯斯坦做了通史性的介绍。在具体论述中，作者介绍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理环境、民族形成、国土形成，并集中讨论了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建国以后的发展状况。诚如作者后记所言，无论是想要对吉尔吉斯斯坦有一个概括的了解，还是在一定了解基础上形成该国结构化的历史认识，这部书都是读者一个较好的选择。

 

近四十年来，笔者一直致力于中亚通史的构建。2012年，在完成了六卷本《中亚史》（始于石器时代，终于苏联解体）的撰写后，笔者的研究目标自然转向了独立以后的中亚五国史的研究。
本书主要论述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二十七年（1991—2017）的历史。为了让读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本书上编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理，以及1991年以前的历史文化做了一个概述。与六卷本《中亚史》致力于中亚地区共性的研究不同，笔者在概述中强调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地理、历史和文化的个性：介绍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势、地貌和交通特征；梳理了吉尔吉斯斯坦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追溯了印欧种人、突厥人、蒙古人、乌兹别克人、俄罗斯人在其上的统治；探讨了吉尔吉斯族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土的形成过程。
在上编中，笔者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在论述吉尔吉斯斯坦悠久的历史文化时，笔者指出：原始人类很早就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生活，在他们留下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发现了阿舍利型双面工具；他们留下的铜石并用时期的岩画不仅反映了原始人类的生活，而且还反映了原始人类的迁徙路线，稍后的费尔干纳盆地附近的岩画反映了人类从狩猎向畜牧的过渡。在论述吉尔吉斯族的形成时，笔者梳理了学界对吉尔吉斯人祖先黠戛斯人族源的讨论，认为黠戛斯人可能属欧罗巴人种，不过，在他们西迁天山南北地区之前，已经与蒙古利亚人种发生了融合，其文化已经具有突厥文化的因素；今吉尔吉斯人虽然具有欧罗巴人种的因素，但更多地呈现出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
在论述独立的吉尔吉斯斯坦历史时，本书以2003年为界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编）主要论述独立国家的创建。在此时期（1991—2003），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对内侧重于国家政权机构的建设和社会稳定，对外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同和保证国家的边界安全。第二阶段（下编）主要探讨吉尔吉斯斯坦走向巩固和发展的历程。在此时期（2003—2017），吉尔吉斯斯坦经历了“郁金香革命”，“郁金香革命”后建立的新政府对内继续进行独立以后确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对外寻求国际社会的经济支持。
在中编中，笔者论述了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和意识形态的重构，探讨了吉尔吉斯斯坦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宗教和社会问题。
本编在梳理独立以后颁布的宪法和历次宪法修正案的基础上阐述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构建的过程。1993年5月5日，吉尔吉斯斯坦颁布了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以此为依据，吉尔吉斯斯坦在理论上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体制。笔者指出：在实践中，最高权力逐渐向总统倾斜。1996年的宪法修正案将1993年规定属议会的一些权力转给了总统，如总统有权提前召开立法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并有确定会议主题的权力；总统有权驳回议会通过的法律草案；在人事任免方面，总统在征得议会同意的情况下任命政府总理，议会无权单独提出另外的总理人选，如果议会三次驳回总统对总理的提名，则总统可以解散下院并自行任命总理；1993年宪法规定内阁成员由内阁总理提名，1996年修正案规定，由总统与内阁总理协商之后任命。笔者认为：1996年宪法修正案赋予了总统至高无上的权力，把总统置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上；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吉尔吉斯斯坦实际上形成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和实质上的总统集权制。
在独立国家创建的过程中，吉尔吉斯斯坦在形式上确立了多党制，政党建设和政党对议会选举进程的参与被视为政治民主的重要体现。本编梳理了吉尔吉斯斯坦为保证政党合法性而颁布的一系列法律后指出：由于成立政党的门槛很低（10人倡议就可以建立政党），吉尔吉斯斯坦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截至1996年，在政府司法部获得登记注册的政党、运动和文化中心已超过550个。笔者认为，党派林立、国小党多是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点；然而，由于政党机制化程度低，组织机构不健全，社会基础不扎实，政党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大。
本编论述了独立以后吉尔吉斯斯坦经济转型的三大任务：打破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建立适合市场的多种所有制；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建立对外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笔者指出：独立初期，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转型是围绕推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这一中心进行的。在改革过程中，尽管吉尔吉斯斯坦领导者宣称，不会照抄别国的做法，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第三条道路，但实际上，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改革深受俄罗斯的影响，采取的是激进的休克方式。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吉尔吉斯斯坦的市场经济基本建立起来，以私有化和非国有化为中心的多种所有制体系基本形成。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此过程中，政府加快了轻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服装加工业发展迅速，服装加工业以首都比什凯克市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形成了设计、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加工产业链。笔者指出：尽管出现了以上积极的变化，但产业结构调整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工业领域仍然保持着以矿业开采和电力发展为主的原有结构。
在独立国家创建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构建也是吉尔吉斯斯坦社会转型中的重要内容，培植人们对新独立国家的认同和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是独立国家的主要任务。笔者指出：独立初期，吉尔吉斯斯坦为赢得主体民族吉尔吉斯族的支持，传统的伊斯兰教成为填补新兴国家意识形态真空的首选；随着伊斯兰教的复兴，一些极端组织企图把宗教价值置于一切价值准则之上，这一倾向危及新兴的国家政权，于是吉尔吉斯斯坦领导层提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采取多种措施宣传爱国主义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些措施对唤起吉尔吉斯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对国家的认同起到了一定作用。
本编还论述了吉尔吉斯斯坦出现的民族问题。吉尔吉斯斯坦是多民族国家，吉尔吉斯族是其主体民族，2000年以前排在第二位的是俄罗斯族；独立初期的民族问题集中在吉俄两族的关系上。笔者指出：独立以后，吉尔吉斯斯坦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吉尔吉斯族在国家的优先地位，不堪忍受从老大哥地位降为二等公民的俄罗斯人提出了“双重国籍”等政治诉求，并不顾吉宪法的规定组建了以族群为基础的政治组织。为了国家的稳定，吉尔吉斯斯坦于1999年与俄罗斯签署了“简化相互获得国籍手续”的协议，默认了境内居民拥有双重国籍的事实；2000年议会通过了“俄语为官方语”的法令，2003年宪法修正案再次确定了俄语的官方语地位；在干部任用方面，吉政府给予俄罗斯人一些重要职位，如2005年组建的新政府任命俄罗斯族丘季诺夫为总理。可以说，这些措施有力地改善了吉俄两族关系，避免了吉俄民族之间的冲突，保证了国家的稳定。
需要指出的是，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的矛盾没有及时得到缓和，导致两族发生了流血冲突。2000年，在吉境内的乌兹别克族人数已达80万，上升为吉国的第二大族群，吉乌两族之间的矛盾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问题的核心。笔者在梳理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历史关系时指出：在费尔干纳地区，吉尔吉斯人是高山游牧民，他们在山间进行垂直迁徙，而乌兹别克人是农耕民族，他们在绿洲发展农业，在传统生活方式下，农牧之间在地域上相对隔离，互不干扰，相安无事；苏联时期，随着大规模牧民的定居，吉乌两族在土地、水资源方面发生纠纷，苏联解体前夕，在奥什州爆发了流血事件。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后，奥什州的乌兹别克人曾提出将该州划归乌兹别克斯坦，或者在乌兹别克族聚居的地区成立自治区的要求。吉政府对乌兹别克族提出的要求还是比较重视的，总统阿卡耶夫曾对乌兹别克族实施安抚政策，并在地方政权中安排了乌兹别克族官员。然而，随着对土地和水资源争夺的加剧，吉乌两族之间的矛盾最终演变成流血冲突。笔者认为：除了权力分配外，民生问题是吉乌两族冲突的重要原因，经济的发展和就业问题的解决才是消除吉乌两族矛盾的根本。
本编还论述了吉尔吉斯斯坦出现的社会问题。吉尔吉斯斯坦在政治、经济转型中打破了原有的分配制度，导致了财富分配不均和两极分化。笔者根据独立初期的基尼系数分析了吉尔吉斯斯坦的两极分化。在独立后的1993年，吉尔吉斯斯坦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迅速上升到0.537，成为收入分配“高不平均”的国家。笔者从收入和消费两方面阐述了独立初期吉尔吉斯斯坦两极分化的情况：1993年，吉尔吉斯斯坦20%最富裕人口的收入是20%最贫困人口收入的22.7倍，这一数字在中亚国家中是最高的；同年，吉尔吉斯斯坦20%最贫困人口占国民总消费的份额只有2.5%，这一数据在中亚国家中是最低的。笔者在探讨两极分化的原因时指出：经济持续下滑和原有的福利保障无力实现，以及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等诸多因素使大批工人、农牧业者和文化界的知识分子迅速滑向社会底层，其中，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导致两极分化迅速扩大的直接原因。
在下编中，笔者论述了2003年以后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以及对外关系和国际地位。在政治改革中，吉尔吉斯斯坦致力于推进民主化进程，开始由总统制向议会制过渡；在经济改革中沿着独立初期的所有制改革方向，对大中型企业进行了改造；在社会转型中注意改善民生，并且开始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2003年以后，吉尔吉斯斯坦经历了两次大规模骚乱。2005年，因议会选举引发的骚乱导致了独立后第一任总统阿卡耶夫的下台，是年，在第二任总统巴基耶夫的主持下对原有宪法进行了修改，决定由总统集权向总统—议会制过渡；2005年的宪法修正案于2006年通过。然而，新宪法并不马上实施，据有关规定：在2010年以前的过渡时期内，总统仍然把握着很大权力，如有权在征得议会同意后任命总理，并根据总理的建议任命内阁成员。这些规定与反对派要求限制总统权力的初衷背道而驰，引起了大多数人的不满。费•库洛夫联合其他反对派领导人组建了名为“为了光明的未来”联盟，2007年4月，该组织在首都比什凯克街头发起上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巴基耶夫下台。于是，巴基耶夫于2007年颁布了实行总统制的新宪法，总统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强化。这些违背民心的做法导致了新一轮的政治动乱。2010年4月7日，反对派举行了要求总统下台的示威游行，继而夺取了议会大楼和总统府，巴基耶夫在此次政治动乱中下台，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公布了修改宪法的草案，2010年宪法确定将吉政体从总统制改为议会制。经过几次动荡，2010年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稳定下来，开始了议会制政体的建设。笔者指出：2010年宪法扩大了议会的权力，将总统的一部分权力交给了议会，总理的人选不再由总统提名，而是由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的政党提名和组建政府，除国防部和公共安全部外的其他各部政府官员由议会任命；议会有批准政府制定的国家发展计划和听取政府总理年度报告的权力，有表达对政府的不信任权；议会分享了一部分司法权，如由议会多数派、法官委员会和议会反对派三方组建了法官选举委员会，总统对最高法院法官和地方法院法官的任免必须根据法官选举委员会的建议，并提请议会任免。在从总统制向议会制过渡中，吉尔吉斯斯坦在宪法的框架下实现了多党执政，尽管政党的社会基础还很脆弱，毕竟开启了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的平稳时期。
下编论述了吉尔吉斯斯坦继续进行经济转型的状况。独立初期，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使吉经济在渡过了独立初期的严重下滑后进入平稳增长的时期。2003年以后，受国内政治局势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吉经济发展表现出不稳定的特征，总的来看，大多数年份处于缓慢发展的状况。
2003年以后，吉尔吉斯斯坦继续推行以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改造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改革。新一轮的所有制改造于2004年开始，其重点转向水电站、热力站、矿产基地等大中型国家企业，采取了拍卖国有股权、托管、租赁等方式。笔者指出：与独立初期相比，这一阶段的私有化改造进展缓慢。其原因主要是：国内上下对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认识不统一，议会对个别领域、企业的私有化持异议，一些企业在私有化改革之后，投资者只顾赚钱，加重了普通民众的负担，普通民众对私有化不满，并且提出了将能源、通信、网络企业重新收归国有的要求；此外，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腐败等违法现象也阻碍了私有化进程。
在下编中，笔者探讨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保障。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对公民的社会保障给予了高度重视，独立后不久，政府就成立了社会保障局，主要职能是制定有关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养老金、社会补贴的相关政策，以及对需要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的公民及家庭、残疾人、孤寡老人、儿童等群体提供救助和补贴。1997—1998年，吉尔吉斯斯坦对这种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进行了改革，引入了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其中主要是实施名义账户制。笔者指出：名义账户制除了在几个大城市实行之外，其他地方还没有实行，其原因主要是民众对名义账户记账积累基金没有信心。总的来看，由于保障水平低、个人负担重、企业缴费率高等原因，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社会改革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本编论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对外政策，探讨了吉尔吉斯斯坦与中亚其他四国，以及与俄罗斯、美国、欧盟国家的关系。笔者指出：吉尔吉斯斯坦强调自己是小国，要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决定仿效瑞士，奉行中立政策，既不倾向东方，也不倾向西方，走“第三条道路”；在外交实践中，吉尔吉斯斯坦将发展与中亚邻国和中国的关系视为保障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吉尔吉斯斯坦与俄罗斯发展了战略伙伴关系；与美国在反恐等国际问题上建立了合作关系。笔者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在外交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到2006年底，吉尔吉斯斯坦已经与11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蓝 琪
2019年1月18日

蓝琪，1983年师从项英杰先生研究中亚史，1986年获武汉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在贵州师范大学任教，2015年退休。主要从事中亚史、突厥史、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知识的源泉——布哈拉》、《中亚史》（全六卷）、《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等；译著有《剑桥早期内亚史》、《草原帝国》、《治国策》、《中亚文明史》（第五卷）等。
五卷本《中亚五国史研究》简介：
五卷本《中亚五国史研究》主要分别论述了中亚五国独立后二十七年（1991—2017）的历史。上编对中亚五国1991年以前的历史做了概述；与六卷本《中亚史》致力于中亚地区共性的研究不同，作者在概述中分别强调的是中亚五国地理、历史和文化的个性。以2003年为界，中编论述了中亚五国政治体制、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和意识形态的重构，探讨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下编论述了2003年以后中亚五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以及对外关系和国际地位。

本书主要论述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二十七年（1991—2017）的历史。上编对吉尔吉斯斯坦1991年以前的历史做了概述；与六卷本《中亚史》致力于中亚地区共性的研究不同，作者在概述中强调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地理、历史和文化的个性。以2003年为界，中编论述了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和意识形态的重构，探讨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下编论述了2003年以后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以及对外关系和国际地位。

上编 悠久的历史文化
第一章　自然地理与原始文化
第一节 群山环绕的山地
第二节 牧人的原始文化
第三节 丝绸之路北道和中道的必经之地
第二章　吉尔吉斯斯坦古代史
第一节 印欧种人的政权
第二节 突厥人的政权
第三节 蒙古人的政权
第四节 乌兹别克人的政权
第三章　民族的形成
第一节 族名与族源
第二节 中亚吉尔吉斯族的形成
第四章　吉尔吉斯斯坦近现代史
第一节 武力征服下的殖民统治
第二节 前赴后继的抗俄斗争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组建
第四节 迈向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文化
第五章　国土的形成
第一节 吉尔吉斯人的聚居地
第二节 国土的形成
中编 独立国家的创建
第六章　走向独立
第一节 独立的内外因素
第二节 顺应形势的独立进程
第七章　独立国家的创建
第一节 富含民族文化的国家象征
第二节 国体与政体的确立
第三节 总统集权制的形成
第四节 作用有限的政党制度
第五节 从无到有的军队建设
第八章　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节 激进的市场经济建设
第二节 难以实现的结构调整
第三节 开放型经济的建设
第九章　意识形态与宗教、文化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构建
第二节 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多元宗教
第三节 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
第十章　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
第一节 调整中的吉俄两族关系
第二节 冲突中的吉乌两族关系
第十一章　社会问题
第一节 私有化进程中的两极分化
第二节 还未改善的贫困问题
第三节 积重难返的失业问题
第四节 以“影子经济”为特征的腐败问题
第五节 走私猖獗的毒品问题
下编 走向成熟
第十二章　曲折的政治改革
第一节 导致总统下台的“3•24”事件
第二节 导致总统下台的“4•7”事件
第三节 在宪法框架内的多党执政
第十三章　不断深化的经济改革
第一节 缓慢推进的经济改革
第二节 以黄金为主的矿业开采
第三节 以电力为主的能源开发
第四节 以纺织缝纫为主的轻工业
第五节 卓有成效的对外开放
第十四章　社会改革与社会保障
第一节 摸索中的社会保障
第二节 收支难抵的养老保障
第三节 有待经济持续发展的就业保障
第四节 强调保险的医疗保障
第五节 有待完善的教育保障
第十五章　外交关系与外交活动
第一节 重点发展的中亚国家关系
第二节 绝对优先的吉俄关系
第三节 全球战略中的吉美关系
第四节 侧重地区安全的吉欧关系
第十六章　国际组织与国际地位
第一节 积极配合联合国、欧安组织的活动
第二节 积极参与独联体的活动
第三节 积极参与和支持上合组织的活动
参考书目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