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图的厚背景和被表象误导的历史图像
——重新认识敦煌西夏石窟艺术史之面貌及其内涵
引言 表象平庸而又突兀的西夏洞窟艺术
艺术史是有规律可寻的,至少地域特征、民族关系、文化属性、时代风格是客观存在的艺术现象。敦煌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往往是和敦煌艺术的价值紧密相联系。
敦煌石窟基本的历史人文价值,是不同时期洞窟中保存下来的壁画和彩塑艺术对历史的记录和再现,是“形象的历史” ,是中古时期人们艺术审美、信仰追求、人文关怀的图形展示,是一个特定地域对漫长历史的独特记忆,是历史时期敦煌人的文化象征,其最终凝聚的是华夏文明精髓,是丝路文明在敦煌融合的符号性呈现。这种历史人文价值,同样是理解敦煌西夏洞窟艺术的关键所在。
有以上价值认同的敦煌石窟,在传统的敦煌学、艺术史、绘画史观察视野当中,敦煌艺术史的线索是清晰的,从十六国北朝到隋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时期,敦煌的艺术与中原王朝整体的时代风格一脉相承,即使是吐蕃统治时期,仍然“一派唐风” 。但是到了西夏时期,“什么是西夏风格”的壁画艺术,其特征并不明显,较难界定。之所以如此,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西夏洞窟艺术的平庸化,即在莫高窟大量西夏重修重绘洞窟中,几乎是程式化了的窟顶棋格式团花装饰与四壁简略之净土变,其绘画风格是曹氏归义军晚期艺术和回鹘艺术的延续,谈不上时代新风,无法体现历史文献所载西夏人多元的宗教与文化艺术之内涵 。
二是颇显突兀的西夏洞窟艺术,此突兀感主要是来自于哪些被认为是受藏传佛教美术影响下的洞窟壁画,集中在东千佛洞、榆林窟,汉藏、显密集于一窟(图2),此类艺术当属西夏新风,但和第一类壁画完全不结合、不关联,形成同一时代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图样、壁画题材与艺术现象,很难把这两种西夏艺术理解是同一时代的作品。
以上是两个矛盾的现象,也似乎是无法走向共同目标的命题,但其正是西夏艺术的基本面貌和艺术特征所在,是真正意义上的西夏特色。
基于以上两类艺术现象,若用今天的艺术审美眼光,很难想象西夏人自身是如何面对这两种完全不同(一平庸一突兀)的洞窟壁画艺术?另一方面,作为重修重绘前代精美壁画的艺术再创造行为,西夏人又是如何面对在莫高窟可以随时观瞻的仍然保存完好的北朝、隋、唐、五代宋各时期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艺术形象精美的前代壁画?
虽然我们今天不能轻易得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敦煌的西夏人是坦然面对自己在洞窟中的宗教艺术活动及其成果,那些程式化的棋格式装饰和简略的净土变,是他们的信仰需要和艺术追求的结果。至于两种完全不同风格与题材的图样是否兼容,其答案也是肯定的。无论是平庸的重修洞窟,还是突兀的“原创性” 洞窟,同样是西夏人信仰需求和艺术追求的结果,对于西夏人自身而言,应当是“圆融”“汇通”的佛教 及其艺术。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初步彰显西夏艺术史独特的面貌特征。
因此,敦煌西夏石窟艺术史的建构,似乎远比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需要化解现象和命题的“矛盾”,需要客观的历史大背景,需要对图像本身的基本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