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人类学对空间、地点、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的探索领域,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无法直接与物质环境对话,通过民族志手段对其进行适当的研究存在一定困难。这导致对人类生存空间的探索和理论化工作很大程度上被留给了地理学家或文化研究学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其《空间的生产》一直是空间研究中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人类学家也通过借鉴他的理论来解释人与物质环境的关系,却往往难以从民族志的角度为这些理论提供依据。
本期“时空交错下的文化遗产”专栏试图凸显人类生存空间的重要性。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威斯敏斯特大学杨彬教授提供重磅文章。杨教授的文章生动展示了他如何运用列斐伏尔的思想来分析贵州凯里地区空间与声音的互动关系。此外,李雪石、张劼颖探讨了“边界”这一概念,认为它是群体身份及其空间表现形成过程中重要的物理和概念标记。罗攀将“边界制造”的讨论带入博物馆空间,吴洁则借鉴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观点,讨论博物馆中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何贝莉探讨了桑耶寺的空间以及当地人对其“文物”身份的反应。
同时,需要再重点介绍一下重刊的三篇珍贵文献:岳永逸教授组织翻译的民国时期社会研究论文,包括赵承信先生的《家族制度:维持中国人口平衡的一个因素》(1940)和廖泰初先生的《四川哥老会》(1947);以及霍贝尔(E. A. Hoebel)的力作,《法律和人类学》。霍贝尔是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学生,也是法律人类学的先驱之一。他关于法学与人类学关系的讨论至今仍值得反复思量。
感谢诸位作者和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