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之路——在历史、文化与美学之间 精装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在历史、文化和美学的交集中追寻中国诗学研究的向上之路

本书集中体现作者诗学研究的三个主要范畴——诗歌理论、诗歌创作和诗歌史，更体现出他对中国诗学走向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高度关注，从而使这条诗学之路指向未来。

作者这些代表性论著曾在古典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全面反映了作者的博学多能和深入思考，也彰显了改革开放后古典文学研究的新思想、新方法、新观点。阅读这些优美而厚重的文字，犹如步入一个个胜境，获得理性和感性的双重享受。

 

蒋寅，1959年生，江苏南京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88年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96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曾任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副主编、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院高级职称评审委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现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国际东方诗话学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专著《大历诗风》《大历诗人研究》《王渔洋事迹征略》《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清诗话考》《原诗笺注》《境与灯：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清代诗学史》（第一、二卷）等，合著《权德舆诗文集编年校注》，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曾多次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奖项。主编《中国诗学》论丛、《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译丛》等。

本书是古典文学研究名家蒋寅先生的自选集。他以“中国诗学之路”概括几十年治学的主要方向，以“在历史、文化与美学之间”表明对中国诗学研究的基本认识和治学路径。他善于发现中国诗学研究中隐含的重大问题，并进行多角度、全方位、深入细致的探究和考索，所得结论常常切中肯綮，发人深省。本书反映了作者诗学研究的三个主要范畴——诗歌理论、诗歌创作和诗歌史，更体现出他对中国诗学走向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高度关注，从而使这条诗学之路指向未来。

第一编
中国古代对诗歌之人生意义的理解
陶渊明隐逸的精神史意义
超越之场：山水对于谢灵运的意义
美感与性感——先唐诗歌对女性美的表现
李杜苏诗歌的时间意识及其思想渊源
千古艰难唯一死——易代之际的生存伦理及历史相似情境的诠释
第二编
杜甫与中国诗歌美学的“老”境
刘长卿与唐诗范式的演变
自成一家之体  卓为百代之宗——韦应物的诗史意义
权德舆与唐代的赠内诗
韩愈诗风变革的美学意义——兼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过度修辞：李贺诗歌的艺术精神
第三编
在中国发现批评史——清代诗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传统的再认识
以高行卑：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的体位定势
中国古代文论对审美知觉的表达及其语言形式
情景交融与古典诗歌意象化表现范式的定型
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
拟与避：古典诗歌文本的互文性问题
第四编
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
古诗声调论的历史展开
清诗话的写作方式及社会功能
冯班与清代乐府观念的转向
王渔洋“神韵”的审美内涵及艺术精神
汪端诗歌创作与批评初论
参考文献
蒋寅著述编年

试读章节1：

第一部分是心态史研究，包括刚工作时写的《李杜苏诗歌的时间意识及其思想渊源》到前几年做集体项目“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时写的《千古艰难唯一死——易代之际的生存伦理及历史相似情境的诠释》。这是我从读博士起就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诗经》、《楚辞》课程作业和博士论文《大历诗风》都从心态史的角度来考察过诗学的问题；第二部分是唐诗研究，包括早年研究大历诗时所作《刘长卿与唐诗范式的演变》和近年撰写的《杜甫与中国诗歌美学的“老”境》。第三部分是古典诗学基本概念和命题研究，包括被广泛征引的《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和侥幸被评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18篇优秀论文之一的《在中国发现批评史——清代诗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传统的再认识》。这部分论文都基于以往诗歌史研究的体会，在清代诗学研究中形成，发表在新世纪以后。它们看上去像是理论研究，其实都包含着诗史研究的心得。最典型的是《情景交融与古典诗歌意象化表现范式的定型》一文，这是博士论文《大历诗风》提出的问题，经过三十年的思考、酝酿，才变换角度重新论证昔日的假说。第四部分是清代诗学史研究，这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持续不辍的研究领域，所发表的论文也最多，本集只选了于诗学史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几篇。

对于中国诗学的内涵和外延，学者肯定有不同的理解，彼此取径也会有差异。我首先将古典诗学归入历史的范畴，用研究历史的态度来对待它，不但要尽可能广泛地占有资料，遵循历史科学处理史料的原则，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同时也很清楚自己的工作只是“历史最可能事实的恰当重构”（怀特海《观念的历险》），从而对古典诗学及其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给予充分的重视。但诗学毕竟不同于一般历史现象，它同时包含着创作的经验性、理论的逻辑性和批评的主观性。任何诗歌文本的产生、理论思潮的形成及批评话语的运用和流行，都受一定的美学原则支配，与当时的美学观念密切相关。有些诗学问题若不是从美学的层面来考察，就很难理解其中蕴含的历史意义。本集所收的《韩愈诗风变革的美学意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韩愈对唐诗风貌的革新，是人所共知的诗史常识，但这一变革的深刻内容及历史影响在诗歌史内部是很难充分认识的，只有从美学观念转型的高度才能看清它的实质。而这又涉及更大的文化视野的问题，确实，诗学无论作为历史问题还是美学问题，都无法仅局限于历史和美学内部来讨论。历史研究与美学研究虽然能描写其存在状态或变化轨迹，却不能阐明和解释其存在或变化的因由。因为，无论因由是出自内部还是来自外部，都与更大的文化环境相关联。在学术研究的三个W中，历史研究和美学判断只能说明“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而无法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关于唐诗繁荣，美学研究可以从创作机制来说明唐诗艺术成就达到的高度，历史研究可以从社会风气来说明唐诗创作和传播的普遍性及作品之丰富，但只有从制度文化的视角分析唐代科举试诗所衍生的文体规范和竞争机制对写作的引导、推动作用，才能较好地解释唐诗在数量和质量上同时达到历史顶峰的原因。而韩愈诗风变革的美学意义也只有阐明其背后文化语境的变迁，才能明白韩诗评价由毁誉参半到全面肯定的经典化过程，正好与宋诗的经典化同步，都是伴随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而完成的。我的中国诗学研究的路径就是这样，在历史、文化和美学的交集中寻求相互沟通和相互发明的可能。每当遇到问题，有时并未刻意寻求三者的结合，但结果往往走向三者的沟通与融合。历史总是第一步的，由历史进而美学或进而文化则视问题或内容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想避开三者的融通是绝无可能的，虽然我对自己的着眼点有着清晰的定位，始终警惕着文化视角、文化学方法对诗学的覆盖和遮蔽。

……

研究古典诗学，还有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那就是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关系。众所周知，我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口号的反对者，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反对只是针对这一命题因核心概念“转换”之缺乏规定性而流于空洞，以及那种欲以古代文论为基本框架构建当代文学理论的天真想法，而绝非否认古代文论的理论价值及合理接受。在我看来，内涵和外延都不太好界定的“转换”一词根本就不适合用作讨论的概念，我更愿意使用含义清晰、明确的“诠释”和“对话”。在当代文化语境下，诠释让古代文论成为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理论资源，对话使古代文论成为沟通古今艺术经验的桥梁，从而启发和丰富我们的理论思维，就像古典诗学有关“规避”的思想，可以补充互文性理论的不足。说实话，我对文学理论的古今关系向来很少思考，但随着我的清代诗学研究越来越接近所谓近代，中国诗学走向现代化的问题也就自然地进入我的意识中。

中国诗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与当今备受关注的“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古今诗学的关系也确实存在着有待重新认识的问题。……在清理韩愈诗歌经典化历程时，我注意到接受语境的变化，由此使韩愈诗风变革所意味的美学转型与现代性的问题联系起来，所涉及的问题也由一个作家的风格变异上升到美学范型的更替这一重大的历史层面上来。雪球越滚越大，推动起来也越来越力不从心。是啊，一旦涉及古今诗学变迁这种宏大叙事，无论怎么限制自己的研究阈界，知识和问题也难免要跨界。此刻，伴随着探险兴奋而来的，只有捉襟见肘的窘涩，于是不得不再度体会庄子那学问无涯而人生有限的悲哀。

                                               ——摘自本书《自序》

试读章节2：

    ……

相信上面对清代诗学的有限回顾已足以让我们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传统产生新的认识，甚至于改变上述三种偏见。美国历史学家保罗·柯文（Paul A.Cohen）曾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也同样存在一个重新发现的问题。所谓发现不是为了获取一个中国中心论的立场，而是要建立起中外文论对话的平台。清代文献的长久被忽视，已使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传统变得模糊不清，现有的认识含有很多片面的判断。我近年致力于清代诗学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正是针对这一学术现状，希望通过清代诗学史的全面挖掘和建构初步勾勒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走向现代的历程。作为研究古代文论和批评史的学者，虽未必像许多文学理论家那样为创新的焦虑所压迫，但对古代文论和批评史研究是否能为当今的理论创新提供有益的资源还是反复思考的。经过多年的考察，我相信中国古代文论有其独到的特点，足以和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构成印证、互补的关系，因此有必要确立自己的理论根基和言说立场，同时树立起必要的理论自信。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相当困难。先师晚年日记中谈到“古典文学批评的特征”，认为“体系自有，而不用体系的架构来体现，系统性的意见潜在于个别论述之中，有待读者之发现与理解”。相信这也是许多前辈学者的共识，它与上述三个偏见的立论角度和立场都是完全不同的。不是说没有什么什么，而是说有什么什么，但需要去发现和理解，发现和理解正是建构的过程。当今流行的三个偏见和上文的辩驳都是很表面的判断，发现和理解是更为深入的认识，更为深刻的判断。而就目前海内外学界而言，对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是整个古代文学领域最为薄弱的。著有《中国文学批评》的美国芝加哥大学费维廉（Craig Fisk）曾指出：“在所有中国文学的主要文类中，文学批评显然是最不为世人所知的。”罗格斯大学涂经诒也说，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与诗歌、小说和戏剧相比有着明显的劣势，那就是文献分散的困难：“除了一些系统的文学批评著作，像《文心雕龙》、《诗品》和《原诗》之外，大多数中国批评思想都散落在不同作家的被称作诗话、词话、书话和个人书信及偶然的评论中。”我本人也觉得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对研究者来说是难度最大的领域，不仅要掌握文史哲甚至医学等各种学问，还需要对外国文学理论和批评有所知解，这才能在较广阔的视野中确立诠释和评价的参照系。“在中国发现批评史”很大程度就立足于这一基础之上。

——摘自本书《在中国发现批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