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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宋明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千年儒家道学传统的探索与承接。
如何重写宋明理学史,乃是一个富有理论挑战性的课题。深入拓展宋明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时代意义。当代宋明理学研究者基于各自的深厚基础,将研究成果结集为本书,其中既有新文献的发现及其点校整理,对旧文献的重新解读,又有对人物个案、学术流派的分疏和研究,对人物思想以及学派内部诸问题进行的全面探索。本书反映了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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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宋明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千年儒家道学传统的探索与承接。
如何重写宋明理学史,乃是一个富有理论挑战性的课题。深入拓展宋明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时代意义。当代宋明理学研究者基于各自的深厚基础,将研究成果结集为本书,其中既有新文献的发现及其点校整理,对旧文献的重新解读,又有对人物个案、学术流派的分疏和研究,对人物思想以及学派内部诸问题进行的全面探索。本书反映了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发展。
宋明理学向来有“理学”“道学”“新儒学”等不同称谓,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占据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本书为2018年“宋明理学国际论坛”会议论集的编选,结集了七十余位国内外学者的精心之作,呈现出中国哲学视域下的理学与儒学、理学与道学、理学与经学、理学与心学、理学与气学乃至中西比较、现代诠释、东亚儒学等多元互动的学术主题。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专业方向,经过近四十年的研究积累以及几代人的学术传承,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本来,关于宋明理学可以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就其时代言,横跨十一世纪至十七世纪的六百年,就其内涵言,涉及理学理论的概念系统及其所蕴含的哲学问题,就其思想的历史地位言,堪称中国儒学思想发展的第二期重要阶段(关于儒学发展的“三期说”“四期说”,本文搁置不论),就其理论的代表形态言,则非十二世纪朱熹开创的朱子学及十六世纪王阳明开创的阳明学莫属,因为朱子学与阳明学具有贯通宋明理学的理论历史地位,宋明理学的哲学问题大多可以从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理论系统中找到其原初形态及其扩散演变之轨迹。因此,透过朱子学和阳明学这两扇窗户,可以使我们得以一窥宋明理学的整体思想动向。
所谓广义宋明理学,是将宋明理学视作一场整体性的思想运动,尽管其理论建构包含不同阶段的历时性发展,对此,我们需要从理论与历史这两个层面来进行思考和把握。首先,这将涉及如何理解朱子学和阳明学的义理系统问题;其次,将涉及如何把握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历史地位问题。就学术史的特定意义而言,朱子学表示朱熹的哲学思想,阳明学表示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可是,若以为仅以朱王两人的思想言说便能把握理学的整体性特征,则必导致学术视野的自我局限,而难以对宋明理学的整体性意义有一个纵览全局的真正把握。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朱子学和阳明学从更宽阔的视野做一番重新“定义”,尽管这项定义是描述性的,是对横跨宋明时代的朱子学和阳明学的思想现象的一种描述,而并不是从学科意义上,对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学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做的明确界定。在我们看来,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审视:从类型学的角度看,朱子学代表了理学形态,阳明学代表了心学形态;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那么事实上,无论是朱子理学还是阳明心学,应当都是宋明道学思潮的总体性产物;若从纵览全局的视野看,朱子学和阳明学无疑是宋明新儒学的两大理论高峰,在理论性质上,属于中国儒学传统中“重理主义”与“重心主义”的两种理论形态。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广义上来重新理解朱子学和阳明学这两种理论形态。因为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固然是思想家个人的理论创造之结果,然而所谓理论创造又绝非抽离于历史文化发展过程的孤立现象,例如朱子学不仅是朱子个人的思辨结果,更是理学思潮的理论结晶,也是宋代新儒学的理论集大成之结果,因为北宋的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的思想构成了朱子学的重要资源,这就表明朱子学乃是广义上的道学理论建构,若将两宋道学加以互不关联的切割,恐怕朱子学便成了一种悬空架构。
另一方面,从历史文化的发展角度看,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理论都具有不断诠释与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具有动态的开放性特征,故朱子门人及其后学对朱子思想的不断诠释乃至理论推衍,理应作为广义上的朱子学而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正由此,可以说朱子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遗产,它不仅是朱子个人的思想,更是经近世诸儒或后世学者对朱子学的思想再生产,从而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学说。广而言之,十三世纪传入朝鲜和日本之后的朱子学经过不断诠释得以形成的朝鲜朱子学和日本朱子学也应属于广义朱子学的范围,尽管它们在理论形态等诸多方面与中国朱子学相比已发生了各种本土化的转向。同样的道理,阳明学也有广狭两义之分,这里就不必赘述了。
基于上述立场出发进行思考,一方面,可以促进我们对于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理论本身的全方位了解,与此同时,也可借助广义的朱子学和阳明学,推动我们对于宋明理学的重新认识,也就是说,以广义的朱子学和阳明学作为观察宋明理学整体运动的两大审视坐标,进而将宋明理学史上的各种理论环节贯穿起来,必将有助于开拓宋明理学研究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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