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非诗：十九世纪欧洲文学札记 精装文学与思想译丛

著名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克罗齐的19世纪文学阅读札记，
以诗意的笔调与深刻的洞见，铺展19世纪欧洲文学的完整画卷，
呈现出作家诗性表达中的所散发的人性光辉与精神魅力，
透视文学背后的时代精神与道德世界。

★ 著名欧洲思想家文学阅读笔记，彰显诗性表达中的人性光辉
克罗齐是在美学、历史哲学和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广有建树的欧洲思想家、文学批评家。本书是克罗齐的19世纪欧洲文学阅读笔记。名为“札记”，实际是为其理论著作《诗学》预先做的“田野调查”。克罗齐将诗区别于哲学，提炼出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自然而然”的、诗意的传情达意，以及蕴含于其中的人性光辉与自由的精神力量。
★ 透过19世纪欧洲文学的画卷，理解19世纪时代精神
19世纪是自由主义、抵抗运动、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世纪，而在19世纪的欧洲文学中，这些元素都是隐藏在“诗与非诗”背后的时代基调。本书以19世纪欧洲文学的画卷，为我们提供了理解19世纪欧洲社会文化的剖面。
★选取诸多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呈现作家个人心灵与民族心理的深邃与广博
莱奥帕尔迪的理智沉思，卡列瓦罗纯真的诗意，德·缪塞的爱的戏剧，巴尔扎克充满激情的洞察力……书中选取不同国家代表性作家的作品，折射出民族的精神气质，亦呈现了超越本土和民族主义的，人性深邃而广阔的戏剧，与丰富的道德想象。



 

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著名意大利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也是20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美学、历史哲学和伦理学方面广有建树。著有《逻辑学》《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美学原理》等。
郭逸豪，罗马第二大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罗马公法理论、中世纪法律史、政治思想史。译有《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柏林共和时代的德国法学》（合译）等。

“诗的美，如同哲学的真，是坚不可摧的。”本书是克罗齐为撰写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所作的札记。他以直觉式的洞见捕捉到了司汤达、波德莱尔、莫泊桑、福楼拜、易卜生等文学家在不同形式的作品中呈现的诗性表达，以及由此所散发的人性光辉与思想魅力。克罗齐的阐释从文学延伸至历史与哲学，吉光片羽，洞见幽微。以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独特画卷，为理解同时代的欧洲思想提供了剖面。

卷首语
1 阿尔菲耶里
2 蒙蒂
3 席勒
4 维尔纳
5 克莱斯特
6 沙米索
7 沃尔特•司各特
8 福斯科洛
9 司汤达
10 莱奥帕尔迪
11 阿尔弗雷多•德•维尼
12 曼佐尼
13 乔万尼•贝谢特
14 朱斯蒂
15 海涅
16 乔治•桑
17 费尔南•卡瓦列罗
18 阿尔弗莱•德•缪塞
19 巴尔扎克
20 波德莱尔
21 福楼拜
22 左拉和都德
23 易卜生
24 莫泊桑
25 卡尔杜奇
人名索引
译后记

19. 巴尔扎克

法国的文学批评普遍缺乏理论自信，因为不同于意大利和德国，法国的艺术理论在哲学层面一直发展得比较薄弱。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法国心理学或印象派的批评家放在教条主义与体系化的批评家前面，把圣伯夫和勒迈特（Lemaître）放在丹纳和布吕内蒂埃（Brunetière）前面，虽然后两位是理论家，但他们都被那种理智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精神统治，妨碍了对艺术的理解。如果去阅读一下布吕内蒂埃关于巴尔扎克的著作（它如今再版了一个流行版本），我们就会看到理论如何遮蔽了明显的真相，这些真相存在于人们普遍的认知中，也存在于勒布勒东（Le Breton）关于同一位作家的谦虚而努力的专著中。让我们跳过（以免重复如今在意大利过于明显的批评）关于“文学类别”的“前言”部分，这个概念当然不是布吕内蒂埃发明的，但他的处理方式严厉得荒谬。关于这部分，他的批评体现在有关“小说”类别的问题上，巴尔扎克的问题也就体现为赋予这个类别以自主地位，创作“真正的小说”并从中观察到无法逾越的界限的作家的问题。但他知道如何看待“小说”，或者我们限定在更具体的问题上，“历史”小说或“社会”小说吗？他如何理解巴尔扎克在“社会小说”和艺术中的精神结构呢？
如果布吕内蒂埃不缺美学修养和哲学训练的话，他就不难意识到，“社会小说”可以被理解成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东西，一种“自主类别”，这不是因为它是一种艺术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分类本身就非常经验主义与任意），而是恰恰相反，就起源与自身属性而言，它绝不是一种艺术形式，只不过是一套说教方案。在希腊，当宗教、神话和诗歌的冲动耗尽，并让位给研究型和批判型著作时，当阿里斯托芬那种源自幻想和天才随想的喜剧转变成米南德的喜剧时，人们对此（第一个注意到的人可能是维柯，尼采最后把它变成了常识）发出了苏格拉底哲学式的感叹。戏剧家和道德家联起手来，喜剧利用了哲学家的性格学（caratterelogie），哲学家利用并探讨了在戏剧中形成的类型。众所周知，米南德的喜剧框架足以满足几个世纪，它不仅适用于罗马人，也适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和古典时期的法国人，它的框架里依旧有老人、情人、女孩、狡猾的仆人、守财奴、吹牛之人等固定和传统的角色，即便引入了一些多元丰富的东西，但从未扩展或者说几乎没有超出对普遍人性以及人的罪恶与弱点的研究与表现之外。然而，在 18 至 19 世纪，首先是社会斗争和剧变，其次是不断增长的历史兴趣，两者一方面影响了喜剧，让它呈现历史性决定的社会特征与环境，另一方面，它们掌握了小说的散文形式，将它变成“历史小说”和“社会小说”。巴尔扎克为《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作的序所展现的正是对米南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Teofrasto）框架的革新：说是对米南德框架的革新，因为他身后是法国大革命，身前是资产阶级统治，而他自己的方式也是革命的和资产阶级的，或者反革命和反资产阶级的；说是对泰奥弗拉斯托斯框架的革新，因为他从新的历史哲学和新的自然科学角度来理解事物。实际上，巴尔扎克涉及的是若弗鲁瓦·圣伊莱尔（Geoffroy Saint-Hilaire）的学说和布丰（Buffon）的文学典范。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各个时代都有“社会空间，好比存在动物的空间”，他自问，为什么不能为社会做一些类似布丰在其伟大作品中所做的事，“试图在一本书中展现整个动物学”。他渴望的作品应当具备三个内容，“男人、女人和事物，也就是说，人与赋予他们思想的物质表现：总之，就是人与生活”，他没有停留于简单的观察，而是上升到理性或是社会行为法则，并由此到达更高的地方，那就是判断的准则，或者说真善美的理想。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了沃尔特·司各特，他要求历史应该是“社会的”，这意味着它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历史，如上世纪的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所展现的。
巴尔扎克以及和他一起的，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其他人的意图，都是把小说定义为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从而替代衰落的希腊罗马喜剧，但这不是直接的艺术意图，而是历史的、社会学的和哲学的。因为他们想要用想象力来概括和展现他们的观察和理论，力图创造的只是 —— 正如我上面所说 —— 一种说教方案。但因为在这个方案中，科学与想象相互靠近，但又不可能融合，那么将发生以下两种情况：要么诗的元素被确立为作品真正的核心，降低科学元素的声调和色彩以便使它们屈服于诗的元素，由此产生纯粹的诗的作品，它最终能够到达的巅峰就是曼佐尼的诗小说，曾经有人将其正确地评价为曼佐尼《神圣的赞美诗》（Inni sacri）具体的和历史的形式；要么科学兴趣被确立为核心，那么诗元素就反过来被约束，成为富有想象力和流行的话语形式。第二种情况常常是由资质平庸的人，由教育和普及读物的制作者来完成，因为真正拥有观察者和哲学家智力与原创能力的人不会适应童话和寓言创作，用想象力扰乱他的思想，他们会立即拿起科学的、历史的和论战式散文的利剑。艺术家不具备批评家和思想家特定固有的天赋，但拥有某种观察与思考的天性，他们在这种兴趣和能力中从未超越某个特定界限，他们或是在鲜活的呈现中解决他们的思想和观念问题，将原本的科学特征从中清理出去，或是让思想和观念散落在笔记、日记和小杂文中，没有让它们成为真正系统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