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遗民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 平装

　　明清鼎革之际一次气节与文化的东渡壮举

　　明遗民留下的是气节，传播的是文化

　　东渡日本的明遗民，多才多艺，他们推动了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文化的发展，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关明遗民东渡日本的问题，日本保存的资料最为丰富，日本学者论述比较多，但除中村久四郎在《史学杂志》上发表的《近世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势力和影响》比较全面、详细外，其他都过于简要，专题探讨性著作更为少见。我国这方面的资料甚少，20世纪3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也撰写过文章，但大多局限在几个人物的事迹上。那么，我是怎样撰写这本书的呢？
　　此事要追忆到谢国桢先生逝世后不久，即1982年深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接到我驻日大使符浩先生签署使馆转来名古屋市张礼吉先生信，询问其始祖张振甫为崇祯太子的说法能否成立。历史所原明史室副主任刘重日先生授权我回复，我在查阅资料基础上，写出书面否定性意见。此事使我对明遗民东渡日本的课题产生了兴趣。日本名古屋市张礼吉先生函询的问题，是日本几十年来悬而未决的疑案。据1938年3月2日名古屋消息，“日本贵族院议员赤池浓氏曾查得中国明朝亡国后有王子东奔日本，受德川四代将军家纲的庇护，改姓张氏，任为尾张藩御典医官，并特准骑马登城。更赐给名古屋市千种区锅屋町之墓地，子孙辈辈仕尾张藩”，此“改姓张氏”、“任为尾张藩御典医官”的“王子”，即指张礼吉先生始祖张振甫。1984 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徐尧辉先生专著《明太子、福王亡命在日本》，系统论证张振甫就是崇祯太子朱慈烺，似乎解决了搁置多年之久的悬案。但是，后来我有机会拜读了该书，认为徐尧辉先生论点颇难成立，遂写质疑性文章，并在台湾学术刊物发表。
　　多年来，我研究明遗民东渡日本的课题，相继写成《明遗民东渡述略》（《明史研究论丛》1985年第3辑）、《高寿觉寓日归明考》（《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明太子、福王亡命在日本〉献疑》（台北《历史月刊》1988年第3期）、《朱舜水思想剖析》（《明史研究论丛》1991年第5辑）、《朱舜水与日本德川时代惺窝学派分化》（《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隐元与日本黄檗宗》（1995年陈智超、韦祖辉、何龄修编《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附录）、《明清社会变动和明遗民东渡日本》（《清史论丛》1995年）、《日本应郑成功请求大举出兵新证》（《明史论丛》1997年），以上工作为撰写本书奠定了基础。应该指出，我的同事陈智超兄为了编排曹洞宗旅日高僧心越诗文集，1993 年在宇治万福寺看到中土僧、俗致隐元书信原件。翌年由他领头、我与何龄修兄参加，共同对隐元收到的百余通书信影印件逐一整理注释，这使我获益匪浅，并为本书充实了不少颇有价值的史料。还应该指出，我的同事、原明史室副主任王春瑜兄很重视这个课题，给予我不少帮助和鼓励，在他督策下撰写此书，取名为《海外遗民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
　　明遗民东渡日本，为何能对日本文化产生影响呢？实际上这是关系到明代政治、文化的大问题，本书不惜笔墨分析有明一代政治、文化发展演变，意在论证明遗民多闻博学，其精神文化素质形成不是偶然的。明遗民问题，也是南明史研究一大课题，本书结合南明历史不同时期背景，揭示明遗民东渡前期、高潮、低潮三个时期特点，意在说明这是明清鼎革之际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现象。“海外遗民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本书力图说明他们作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使者，传播明代中国文化，在德川幕府时代日本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舛误之处，企盼斧正。

　　二十多年前我就撰写了本书稿，王春瑜先生审阅后，极力主张出版。春瑜兄退休前后，多次替我联系出版社，其中一次即2011年因某出版社自身变故不能出版，他最终联系上商务印书馆，让我珍重此事。听他一说，我暖流涌向心田，当即愉快答应下来。去年秋天，商务印书馆打出本书清样，鉴于眼下学术专著出版成本太高，我就将《海外遗明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清样上报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申请出版资助。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评审后，依照规定全额资助。本来，一般是在院内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离退休办公室黄淑琴女士也希望我在院内出版，但我意在商务印书馆，这次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意资助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对我乃是开心事。我为何执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
　　王春瑜和黄淑琴女士都不知道，老商务印书馆是我韦家维持生计的饭碗，我与老商务印书馆有着特殊感情。我三伯父韦福霖先生，字傅卿，是张元济先生老部下，在商务印书馆多年，任过要职，堪称老商务印书馆元老级职工。家父韦士霖先生和我的两位堂兄韦智寅、韦敬群先生也都经过考试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是商务印书馆下层普通职工，他们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工作默默付出，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50 年冬，我经过考试也成为商务印书馆北京印刷厂普通职工。因此，说老商务印书馆是我韦家饭碗不过分。正因为如此，现在《海外遗民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深慰我心。
　　三伯父韦福霖先生在韦家威信很高，他无愧于老商务印书馆职工称号。如今商务印书馆创业有120年历史，旧中国多灾多难，商务印书馆一路走来是不容易的。如“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铁蹄蹂躏，商务印书馆各处分馆遭受损失。1932年“一•二八”日军大轰炸，使上海总馆遭受巨劫，损失无法估量。1937年上海沦陷，家父和堂兄韦智寅等多数职工相继转移香港、重庆，而三伯父等人跟随张元济留守上海，不向日伪当局注册，克服困难，安排生产，保存大量印版和资产，为战后恢复工作提供有利条件。故代经理鲍庆林（商务印书馆创始人鲍咸昌长子）病逝时，三伯父以营业部主任升协理，暂代经理职。新中国成立初，三伯父与谢仁冰（章汉夫之父）、史久芸等联合主持馆务工作，以适应新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发展需要。1951年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设在北京，由史久芸经理主持工作；上海设办事处，三伯父即留在上海。后来总馆编审部、出版部迁京，其成员率眷属纷纷来京，时家父在京分馆供职事务主任，想方设法购买房子安排他们住处，前后奔波，忙了几年。岁月不饶人，这些迁调北京的总馆职工，如今大多作古。如今商务印书馆蓬勃发展，欣欣向荣，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1956 年夏，我考上大学，适值韦福霖先生来京开商务印书馆有关重要会议。他在饭店见到我很开心，说：“以前我们韦家没有上过大学的，现在有了”，对我勉励有加。会后他回上海，将他个人收藏商务版文史书籍赠送给我，显然对我寄予厚望。20世纪70年代初，我因事路过上海时，在新闸路与三伯父谈家常，他希望我写点学术东西。他赠给我的这些书对我十分珍贵，但我没有计划，平时只是零星
　　挑选着阅读。“文化大革命”后，他的次子韦景丞先生来函索借其中某书。但我不肖，每忆此事不由鼻子发酸，因为我没有保存好这些书籍，“文化大革命”时寄存在安阳徐家桥学生王金福家处，后来竟然全部遗失。看到景丞兄信，我无言以对。这是我最痛心的巨大损失，悔恨不已，我是有愧于三伯父的。鉴于这种特殊复杂情感，现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海外遗民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一书，我自然心甘情愿了。
　　商务印书馆的丁波先生为此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特致谢意。望尽快梓行，除将此书献给关心中日文化交流史、南明史、明代政治文化史读者外，还要献给以已经作古的长辈韦福霖、史久芸、伊见思、戴孝侯、宣节等为代表的老商务印书馆职工，纪念他们为传播祖国文化所付出的劳动和贡献。
于丁酉正月廿日

　　韦祖辉，1934年生于沈阳，江苏金坛人。1960年毕业于开封河南师院历史系。198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谢国桢教授助手，副研究员，1994年退休。1996年应邀参加李自成结局课题组史料考证工作，合著《李自成结局研究》。1997年应邀任《四库禁毁书丛刊》编委。

　　《海外遗民竟不归——明遗民东渡研究》是韦祖辉先生退休之后几十年磨一剑的佳作，全面论述了明清鼎革之际一次气节与文化的东渡壮举。明遗民留下来的是气节，带走的是文化。著作从明遗民的精神文化根源入手，详细叙述了东渡的过程，并恰到好处地将崇祯朝灭亡之后南明势力抗击清朝的精彩历史片段穿插其间，最后以大量笔墨多领域地阐述了明遗民东渡给日本带来的影响，而其影响却不止于此，明遗民东渡使得许多中国学术文化、文献典籍和多种技艺历经明清之际兵燹和有清一代满汉矛盾而得以保存，也使得南明抗清的许多史料记录得以流传下来，弥足珍贵。该书的出版也希望能够为中日交流史、南明史等的学习和研究提供借鉴。

第一编 明遗民精神文化素质和东渡日本的桥梁
第一章 明遗民精神文化素质的形成......................................................3
第一节 明初鼎盛期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特点.............................3
第二节 明中衰时期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特点...........................10
第三节 明极衰时期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特点...........................15
第四节 明遗民精神文化素质.......................................................20
第二章 明遗民东渡日本的桥梁............................................................26
第一节 明代中日关系...................................................................26
第二节 明遗民东渡日本的桥梁...................................................34
第二编 明遗民东渡日本
第一章 “天远海空阔，人在一浮桴”
——明遗民东渡日本前期（1644—1650 年）..........................41
第一节 时代背景...........................................................................41
第二节 明遗民东渡日本情况.......................................................46
第二章 “任浮沧海去，心事付东流”
——明遗民东渡日本高潮期（1651—1661 年）......................60
第一节 时代背景...........................................................................60
第二节 明遗民东渡日本情况.......................................................65
第三节 代表人物...........................................................................81
第三章 “大海无边圻，扁舟何处收”
——明遗民东渡日本低潮期（1662—1683 年）.....................99
第一节 时代背景...........................................................................99
第二节 明遗民东渡日本情况.....................................................103
第三节 代表人物.........................................................................123
第三编 明遗民对日本精神文化影响
第一章 朱舜水对日本学术思想影响..................................................137
第一节 朱舜水学术思想.............................................................137
第二节 从藤原惺窝到朱舜水看德川幕府时期学术思想变化.......151
第二章 明遗民对日本佛教影响..........................................................170
第一节 明遗民东渡前日本临济宗、曹洞宗状况.....................170
第二节 “广集龙象，大振纲宗”.................................................173
第三节 “只将一滴曹源水，随处为霖遍刹尘”.........................195
第三章 明遗民对日本医药学发展影响..............................................209
第一节 戴曼公、化林性英与日本医学.....................................210
第二节 明遗民与日本本草学.....................................................219
第四章 明遗民对日本艺术发展影响..................................................227
第一节 明遗民与日本书法、绘画艺术.....................................228
第二节 明遗民与日本园林建筑.................................................242
第三节 其他.................................................................................249
附 录......................................................................................................268
参考文献..................................................................................................286
后 记......................................................................................................292

通商和大明兵乱

　　本来明代倭患比较严重，明廷海禁甚严，而南明政权由于反清复明的政治需要，就废除了海禁。故南明时期，中土商船往来长崎不绝。

　　这一时期，除福王朱由崧监国称帝到桂王朱由榔称帝改元永历（1644—1647年），这四年东渡船舶数量不详外，永历二年至四年（1648—1650年）分别为20艘、59艘、70艘。这里除南明使者官舶或官商舶外，还有民间商舶，装有江南方物，也经常搭载着明遗民，直接抵达长崎。当时日本人称这些船舶为“唐船”，明遗民为“唐人”。“唐”乃受盛唐影响当时海外诸国泛指中国，系盛唐时国际影响遗留下来的习称。但称明遗民为“唐人”，又兼有特殊意义，即当时明遗民以来自福建者居多，取自明藩唐王（隆武帝朱聿键）之“唐”，以表达明遗民不肯辫发髡首屈辱于清廷之民族精神。

　　东渡的南明商船，根据起航点位置，分别称南京船、宁波船、厦门船、福州船、漳州船、广东船、广南船，郑成功收回台湾后有台湾船，船体构造大小不同。大船可载货物五六十万斤，乘员一百多人。中船可载货物二三十万斤，乘员六七十人。小船载货物十万斤，乘员三四十人。南明商船欲经南洋诸国至长崎，其船体更大，可载货物二百万斤，乘员二百多人。以上各类商船，都有本帆、弥帆，可不受季候风影响，一年四季都能自由航行。当时航海和造船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注意到了航程、气候、海域的综合影响关系。另外，商船乘组成员层次分明，如设有正船主（亦称“大船头”）、副船主（亦称“协船头”）、财副（掌管货物、贸易账目），这些人都有一定文化教养和丰富的航海经验。下设有总管（负责船内若干具体事项）、板主（掌管舢板）、夥长（负责航向、方位测定）、舵工（即掌舵）、帆役（操纵风帆）等人员。搭乘船中的明遗民，其职业有僧侣、学者、医师、艺术家、商人等，统称为“客长”或“船客”，这些人多半还携带书籍、字画。商船所载货物，诸如药材、生丝、织物、砂糖、矿物、染料、涂料、皮革、香料、纸等，尤以织物、药材比重大。一般来说，若经南洋来的明遗民大商船，则载砂糖、皮革、香料等货，而从浙江、福建来的商舶，则载药材、生丝、织物、书籍等货。商船返回浙江、福建时，从长崎所载货物，有金、银、铜、刀、硫黄、油、酒等南明政权需要的战略性物资，其中尤以银、铜比重大。明遗民东渡日本，以南直隶、浙江、福建居多，而福建尤以福州、漳州居多。他们到达长崎后，皆用本籍方言说话，所以当时日本长崎翻译官即“唐通事”，均由与上述籍贯有关，并有相当文化修养的定居日本的明朝侨民担任。

　　当时，日本德川幕府针对明遗民东渡和中土明清战乱动态，推行“唐船风说书”制度。所谓“唐船风说书”，是指“凡唐船入港，即日邮报”，即南明商舶抵达长崎，当天就由船主、财副或客长口述，或书面报告中土内外形势见闻，以及起航地点、起航日期、乘组员额、渡航经验、航线或航途等状况，然后均由唐通事翻译，并且经过长崎奉行检阅后，直接呈送到江户幕府。此项制度是日本统治当局在明清鼎革之际，及时了解中国动荡情况的主要渠道，故“唐船风说书”颇有史料价值。……

郑成功乞师日本

　　郑成功这通书信，是事关重要的急件，来不及由唐通事翻译，同桂梧、如昔到长崎时面叙口信，当天均由长崎奉行呈送到江户。这次非同寻常的北伐计划，引起了德川幕府重视，经过长达两个月考虑后，决定不复信，表面上对郑成功乞师要求不予理睬，并责令郑成功使船于九月十二日归帆。因而，日本平凡社编《世界大百科事典》第18卷说，德川幕府拒绝了郑成功借兵请求。粟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亦说德川幕府没有答应出兵。但是，当时对德川幕府决策影响甚大的尾张、纪伊、水户藩侯已经主张出兵助战，所以德川幕府实际上响应了郑成功乞师请求，只是出兵越海，需要有准备过程，这是至今中日两国史学界一直没有察觉到的问题。……曾胜供词，一字千金，可弥补中日史乘记载之不足，充实了明清史和中日关系史有关日本应郑成功请求出兵的内容。有关这方面，可参阅1997年《明史论丛》刊登宁生《日本应郑成功请求大举出兵新证》一文。虽然“日本大举兵”是在郑成功北伐失败之后，未与清兵交锋就回师，对明清交战双方没有实际战略意义，对当时中日关系也没有产生复杂化的消极影响，但这毕竟是明清史和中日关系史上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