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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文化十讲》是以文化为媒讲好中国廉政故事的创新学术通俗读物,是高等教育纪检监察教材《廉政文化学》面向大众的简明读本。
《廉政文化十讲》立足学术根基,以通俗笔触系统梳理廉政文化的核心概念与理论脉络,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文化知识图谱。全书十讲内容既可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成体系,配以“以美育廉”主题书画插图,融理论性、可读性与审美性于一体,是广大党员干部、在校师生及社会读者学习廉政知识、培育廉洁素养的优秀读本。

定价:¥80.00
《廉政文化十讲》是以文化为媒讲好中国廉政故事的创新学术通俗读物,是高等教育纪检监察教材《廉政文化学》面向大众的简明读本。
《廉政文化十讲》立足学术根基,以通俗笔触系统梳理廉政文化的核心概念与理论脉络,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文化知识图谱。全书十讲内容既可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成体系,配以“以美育廉”主题书画插图,融理论性、可读性与审美性于一体,是广大党员干部、在校师生及社会读者学习廉政知识、培育廉洁素养的优秀读本。
本书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在廉政文化学研究及高校廉政文化学教材编写取得的学术研究新成果基础上,着力面向社会大众普及廉政文化,让廉政学术成果走进大众、服务社会;本书坚持学术性与通俗性相融合,系统研究并面向广大读者通俗晓畅地解析廉政文化的基本理论、历史脉络,从廉政教育文化、廉政制度文化、廉政监督文化、廉政治理文化、廉政精神文化五个维度阐释了廉政文化融通古今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书收录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的“以美育廉”主题书画作品及师大美术馆馆藏书画作品为插图,力求图文并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让更多读者学习、接受、传承、讲好新时代中国廉政故事;本书的出版有利于社会成员廉洁能力和习惯的培育,以期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浓厚氛围。
第一节 科学把握廉政文化的内涵
廉政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概念。要正确理解廉政文化,就要厘清“廉”与“廉政”的含义,进而明确廉政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把握廉政文化的基本范畴。
一、什么是廉
(一)中国古代的“廉”
“廉”字最早出现在《仪礼·乡饮礼》:“设席于堂廉东上。”本义指厅堂的侧边、棱角,引申为“边界清晰”,意为做人、做事、做官都有清晰的边界,超越边界就是“不廉”。“廉洁”作为“廉”的常用义,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东汉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
中国廉文化的产生与腐败现象息息相关。根据历史记载,在我国进入文明社会前夜的氏族社会晚期,腐败就已产生,进而催生了反对腐败的廉政思想。《尚书·尧典》中记载了尧为政“允恭克让”“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敬授民时”等思想,就包含了统治者应当勤政、节用、爱民、尚贤等多重含义。《尚书·皋陶谟》则把“廉”纳入德行体系,提出为政者应具备“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廉”的论述非常丰富。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韩非子说:“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管子则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
春秋时期,晏子首次把“廉”的含义引申到政治领域,倡导以“廉”治国,明确提出“廉政”的概念,指出:“廉者,政之本也,民之惠也;贪者,政之腐也,民之贼也。”《周礼》则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考核官员的“六廉”制,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这六种能力均冠以“廉”字,表明“廉”是为官之本,由此奠定了我国历史上德才并重、以德为先严密考课制度的基本标准。北宋欧阳修在《廉耻论》中指出,公正清廉乃“士君子之大节”。明朝郭允礼在《官箴》中提出“公生明,廉生威”。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清官廉吏、贤人君子把廉洁品格作为为人之基、从政之要,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叔敖、西门豹,汉朝的黄霸、杨震、刘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诸葛亮、陶渊明,唐朝的魏征、狄仁杰,宋元时期的范仲淹、包拯、司马光、王安石,明清时期的于谦、张居正、海瑞、于成龙等,他们的廉政思想和实践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笔下的“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旧世界和构建新社会的过程中,始终将“廉”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核心命题,他们关于“廉”的理论阐释呈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革命品格。
一是强调公仆意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指出,公仆意识不仅是无产阶级政权最根本的政治品质,更是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鲜明昭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为推动公仆意识的深入贯彻与实践,马克思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措施:政治层面,他主张实行普选制和罢免制,确保人民群众能够直接参与政权机关公职人员的选举与监督,从而有效约束公职人员的行为,使其始终在人民公仆的轨道上运行;经济层面,他提倡公职人员与工人同薪同酬,以此消除公职人员因特殊地位而产生的特权思想,进一步强化公仆身份的认知与实践。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公仆身份更加明确并不断强化,为建设廉洁、高效、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是强调“廉价政府”。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廉价政府”,并将其视为建设廉洁政治的关键目标。这一理念基于对腐败问题严重危害性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廉政建设必要性的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以及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腐败侵蚀的现实,深刻认识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对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他们还要求降低国家机关的运行成本,减轻人民群众的赋税负担,并提出限制国家开支、精简政府机构、缩小管理范围、减少官吏任用等一系列具体措施,为建设廉洁政治提供了现实方案。
三是强调反腐倡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的劳动出发,深入分析腐败的根源,指出私有制横行导致的劳动异化,使追求财富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人因此成为劳动的奴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无产阶级虽然表面拥有自由,但实际却生活在一种新型的奴隶制之中。因此,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首先就要消除私有制。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认为,腐败现象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然产物,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相伴相生。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必须同腐败现象斗争到底。
(三)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廉”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赋予了“廉”新的时代内涵,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廉”的理论意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廉”的意蕴在当代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廉”,既传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之精要,也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廉”的论述,还注入了“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宗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在“廉”文化中的深度融合,形成了涵括个体、社会、国家三个维度的立体内涵。
在个体层面,“廉”代表着一种自律自省的意志品质。“廉”要求人们坚守道德底线,自觉抵御物欲和贪念的侵蚀,在金钱、利益等诱惑前始终保持正确的价值判断和思想定力。面对现代社会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廉”在个人修养上的要求集中体现为面对义利冲突时的原则坚守。“廉”不否定正当合法的利益诉求,但是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规范个人行为,在职业选择、财富积累、岗位竞争中始终保持定力和自律,始终守住道德底线。“廉”不反对人们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但是反对铺张浪费、拜金主义,反对生活奢靡、贪图享乐,倡导个体追求简约、节俭、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在社会层面,“廉”代表着一种风清气正的公共伦理。一方面,“廉”要求全社会崇尚真、善、美,使诚实守信成为社会的共识和底线,让平等友善成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商事活动中,“廉”强调诚实守信,商家不欺诈消费者、不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企业自觉履行合同约定、摒弃不正当竞争,让“一诺千金”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在资源分配领域,“廉”强调公开透明,强调教育机会的平等赋予、就业岗位的公平竞争和公共事务的透明处理,让“走后门”“托关系”没有市场、无处遁形。另一方面,“廉”还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和保护,倡导营造尊重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良好风气,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廉”的社会风气一旦形成,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精神面貌将得到质的提升。
在国家层面,“廉”代表着维护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一方面,“廉”强调以国家利益为先,坚决反对并有效制止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廉”要求全社会成员在利益选择时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廉”反对特权,强调以公平正义为准则,要求公职人员规范行使公权力,恪尽职守,不越权、不贪腐、不懒政怠政,并自觉接受监督,将公权力行使置于阳光之下。对司法人员而言,“廉”要求司法活动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让每一个案件的当事人都切身感受到公平正义;对政府工作人员而言,“廉”要求将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体现到公权力行使的全过程,让“廉洁政府”的形象深入人心。这既要求高效、便捷、公平、有序地提供政务服务,每一个公权力行使环节都强调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准则;也要求以“严格执法”有效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杜绝“人情执法”“利益执法”“选择性执法”等徇私枉法情形。坚守以“廉”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标尺,不仅能有效遏制腐败滋生,杜绝权力异化、权力寻租,更能增强全社会对“廉”的认同感。
综上,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廉”,不仅包含个体层面的自律自省、社会层面的风清气正,更表现为国家层面的价值判断,已经成为维系现代社会良性运转的价值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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