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玄学 精装光启文库

回到魏晋，重识玄学；这是一次思想的重拾，也是一场儒道互释的体悟。 

1. 长期以来，玄学多被误读为“新道家”的产物，但本书通过翔实的史料考证与缜密的理论分析，力证玄学实为儒家思想在汉晋之际的理论革新——它虽融摄道、佛诸家精华，却始终以儒家道德主体性为根基，成为儒学发展史中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
2. 作者以丰沛史料与清晰逻辑，全面梳理玄学的思想谱系与历史地位，重申玄学作为儒家自我更新的一次理论跃迁。他不仅勾勒出王弼、何晏、郭象等人的学术贡献，更从名教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切入，探讨玄谈如何成为魏晋门阀士族思想实践的主导形式。玄学在儒道会通中开创了形上话语与政治伦理的互动，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多重张力中完成了对儒学的再造。 

 

严耀中，浙江慈城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中国佛教社会史、宗教学。著有：《北魏前期政治制度》、《中国宗教与生存哲学》、《汉传密教》、《江南佛教史》（修订本改名《中国东南佛教史》）、《佛教与三至十三世纪中国史》、《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宗教文献学入门》（与范荧合著）、《宏观与微观视野里的中国宗教》、《晋唐文史论稿》、《耶城琐记》、《华梵杂学集》、《思随心动》等。

东汉晚期，出于对经学僵化后的反思，处于低位的儒家思想努力向形而上的境界发展，在和道、佛诸家的对话与论辩中，形成了以孔孟之道为主导的魏晋六朝玄学。
本书从儒学面临困境的时代背景出发，介绍玄谈风气的兴起，以及玄学如何在“名教”与“自然”之间找到新的平衡，赓续儒家思想稳固社会的历史任务。本书的一些观点不同于近百年来形成的所谓玄学系“新道家”之说，作者指出，魏晋玄学为孟子“性善”观念的复兴与宋代新儒学的开启奠定了基础。 

第一章  绪言  
第二章  儒学困境引发的探索  
一、经学之僵化与异化所引发的意识危机和变革机遇  
二、现实政治面前的无奈与反应  
第三章  汉晋之间反思出来的玄谈  
一、俗世事相与玄言评论——从话题说起  
二、玄谈的语境和意向  
三、争辩在谈玄中的作用和影响  
四、守常与非常——讨论《周易》的意义  
第四章  玄谈的中心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一、从自然的人到人的自然——对“自然”理解之转换  
二、自然形态中抽象出来的天道
三、天性：人性和人心中的名教  
四、“将无同”的意义：玄学儒家化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  
第五章  玄学的儒家属性  
一、孔子的圣人地位在玄谈中从未动摇  
二、纲常名教始终是社会行为的唯一准则  
三、“天不变”与意识形态  
四、“玄学家”们在中古时期的身份
五、如何理解玄谈中的异端  
第六章  经学与玄学  
一、玄谈对照下的魏晋南北朝经学  
二、宋文帝设立“四学”之意图及玄学儒家化的完成  
三、南学和北学的差异与影响  
四、政治前提下之玄学和经学的合流
第七章  社会制度与思想意识  
一、门阀与玄学  
二、玄谈中的皇帝  
三、差异与等级——儒、道两家的一个基本分歧  
四、从围绕权力的政治与思想之关联说玄学
第八章  开创孟学的新篇章  
一、孟学替代荀学的契机  
二、性善与仁政：孟子观念的普遍接受  
三、仁与智——以《中庸》为联结  
四、心性说之会通  
五、大得时宜的禅代观  
六、孟学为儒家带来新气象  
第九章  争鸣催发百花齐放  
一、滋润山水的天理人情  
二、文学和艺术形式之扩充  
三、玄风与乐声  
四、从辩论、汇融到百花齐放——以史学为主例  
五、简单的结语：玄学催生鸿儒  
第十章  从玄学到宋学  
一、儒学在形而上话语中之扩展  
二、玄风吹拂下绽放的“善属文”  
三、新儒学的开启  
四、“气”论之贯通  
五、思想渡桥之构筑：王通与韩愈厥功至伟  
六、简单的小结
第十一章  玄学影响的面面观  
一、玄学在人生观上的后继影响力——以所谓“隐逸”为重点  
二、玄谈促成了“三教”相通  
三、从“玄学异端”辨析所谓“空谈误国”  
四、浸透天理的道德观在社会基层之普及  
后记

大体上说，玄学以永嘉之变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西晋崩溃之前的上半段，是以儒、道两家为主的对话展开，最后达成了名教和自然的“将无同”。在这个时间段里，把社会政治中的一些要点抽象而升级为玄谈的话题，通过各种观点的交锋与汇通，聚成了一个有特色的思潮或学派。其关键之点在于通过对人性人情具有自然本质之认定，由此再搭接天道与人心，使名教获得自然天理之神圣性。如此，“玄学直接和门阀士族统治相配合，成为帝王和名士治理国家和立身行事的指导思想。从玄谈的外在形态而言，也是一个主要是在“玄言”的范围内的与人和自然相关联的话题为主，扩展到各种关于形而上现象的疑问之探讨，展现出“情理既已详，玄言亦兼逞”的兴盛局面。这中间，经由何晏、王弼、向秀、郭象、裴頠等人引导和改造道家的话语与概念转化成激活儒家义理的因素。此后，随着司马氏政权的渡江，京都建康又成了知识分子的集中之地，“士人繁多，略以万计”，势必聚合而高谈阔论以为常事。于是玄学进入了一个或称之为“南学”的新阶段，不仅是因为佛学的加入使得玄谈的内容更为广泛而深入，更重要的是已经促成儒家思想理论化的玄学向社会做出进一步的反馈。其中高潮，“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如此将“三玄”来简称当时玄风，足以显示时人对玄学内核理解的深度。在这个阶段“玄学家巧妙地把玄学作为政治活动的指导思想。一方面，他们运用玄学理论分析形势，决定仕途进退。谢安一生中不断宣扬自己的出世之志，固然有个人爱好的因素在内，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规避祸患……另一方面，他们也注意为国家利益考虑。王羲之自言‘素无廊庙志’，但是有一定社会责任感”，如他曾“写信向殷浩申论国家之安在于大臣和睦的道理”。他们这种将玄理与生活现实结合的处世之道，对后来儒家士大夫们影响很大，成为一种值得效仿的典范。如在东晋南朝的大中型墓葬中，流行“墓壁出现拼砌较大面积的七贤、荣启期人物画像砖”，至少说明这些玄谈名家在墓主心目中的地位。这还表现在教育和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之彼此交相辉映，若玄谈使“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因为“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第一章 绪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