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7年春,一个周日的夜晚,当伟大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国王的宫廷乐师们集结在一起正为日常演奏做准备的时候,侍者将一份名单交到了这位普鲁士国王的手里,名单上是于当天抵达波茨坦的访客。国王扫了一眼名单,突然失声喊道:“先生们,老巴赫来了!”根据后来的报道记述,国王的声调中含有“一种激动的情绪”。
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年高62岁,他从80英里之外的莱比锡前来看望他的儿子卡尔,时任普鲁士王家宫廷乐队的首席大键琴乐师。自从卡尔来到了波茨坦,普鲁士国王就派人知会过他,国王很想认识一下“老巴赫”。然而,卡尔深知自己的父亲与国王是多么不同的两类人,也就没有安排他们会面。卡尔并没有看错。这次偶遇被证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间发生的一次冲突。
巴赫是一位正统的路德派信徒,坚信圣经中的传统,认为音乐是属于宗教的。他是一位家庭型的男人,当时已经丧偶,曾经和两任妻子养育过20位子女。詹姆斯·盖恩斯在对这场会面的描述中写道:“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一位不合群的双性恋者,生活在政治婚姻中且无子嗣。他背离了加尔文教义的信仰,其对宗教持宽容态度的声名乃是源自如下事实:他对所有宗教全都不屑一顾。”巴赫用德语写作和交流。而在国王显赫的宫廷中,人人都说法语。弗里德里希二世就曾以自己“从未读过德语书”为荣。
他们之间的不同也渗透到了对音乐的品位当中。巴赫是教会音乐最为杰出的演绎大家,尤为擅长在卡农曲和赋格曲中做“娴熟的对位”。这是一项古老的技艺,但已演化得如此精密,以至于当时很多音乐家认为自己“所坚守的技艺近乎于神技”。弗里德里希二世则视此言论为夸大其词。在他看来,对位已然过时了。他嫌恶他所讽刺的“散发着教会气息的”音乐。
尽管这两个人是如此迥异,当国王在访客名单上看见了“老巴赫”的名字时,还是命人当晚就将这位作曲家带到了宫内,甚至都没给作曲家留有换衣服的时间。巴赫来了,带着旅行后的疲倦;国王给了作曲家一段冗长而且复杂的乐旨,并请他(如果真可以视作请求的话)谱一首三声部的赋格曲。尽管时间已晚,虽然旅途劳顿,巴赫仍以“几乎不可思议的创造力”为王命全力以赴,这令国王乐队中所有的行家都“叹为观止”。 但弗里德里希二世仍不想适可而止,或许是他甚至有些失望于年迈的巴赫演绎得如此完美。他又要求作曲家,能否将同一乐旨重谱为一首六声部的赋格曲。巴赫无法隐忍受命,反正此时此刻绝对不行。但他保证,将会把乐谱写到纸上再寄给国王。
同年7月,就在波茨坦之夜的两个月之后,高傲的巴赫完成并寄出了这首六声部的赋格曲。没有资料可以表明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否让人演奏过此曲;然而,倘若果真如此的话,这位令人难以捉摸的精明国王一定会感觉受到了不小的冒犯。因为,这首乐曲中包含了———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对弗里德里希二世一切主张的毁灭性攻讦”。首当其冲的便是乐曲有很强的宗教性。另外,曲中含有一段形式微妙的乐谱意在讽刺挖苦,注解将此处释为国王的时运正在上升———而实际上这段音乐的旋律却是下沉进入悲调。对位法以及其他充满宗教意味的音乐形式弥漫在整首乐曲当中,所有这些令音乐学家得出如下结论,在这份“音乐献礼”中,巴赫的弦外之音是在藐视、谴责,乃至讽刺这位国王,同时也在提醒他,“还有比国王更高的法则,它是永恒不变的,你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它的审判”。这是一次全方位的交锋———微妙而睿智,却又针锋相对,它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发生在1747年的冲突,其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又过了三年,巴赫去世了。他在生命将逝的岁月里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件伟大的功绩,《B小调弥撒曲》,这是西方音乐中大师级的作品之一(用乐评家哈罗德·勋伯格的话来说就是“宏伟的”)。而巴赫自己却未能亲耳听其奏响。随着《B小调弥撒曲》的诞生以及巴赫的逝去,一个唯美的、神圣的、人文的和知性的世界彻底终结了。巴洛克艺术本质上是反宗教改革的教会艺术风格。诚如天主教会重要的改革者之一,罗马的枢机主教加布里埃莱·帕莱奥蒂(Gabriele Paleotti)的总结所言,巴洛克在视觉艺术中的目标是“决心要点燃教会子民们的灵魂”,展示“华丽的奇观于信众之眼前”,将教堂装点为“人间的天堂”。巴赫虽然从事的是新教音乐,但他在音乐中的追求却与此极为契合。然而这样的领悟与审美已随他而去。
巴洛克艺术之火渐熄,新的信念、新的热情、新的思维方式正在取而代之。其中的一些创新是颠覆性的,它们像过去一千年乃至两千年中所有深邃的、革命性的事物一样,重新塑造了思维。很多新观念改变了整个欧洲甚至北美。而其中的不少观念是德意志式的,或者说相比其他地域更适用于德意志。
——摘自《德国天才》第1编第1章开头
【专家书评】
德国的教育兴国和文化崛起——简评《德国天才》
周国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著名学者)
自18世纪中叶起,德国由一个落后地区迅速崛起,在精神文化领域迸发了巨大创造力,人才辈出,向世界贡献了近现代最伟大的天才人物中的大部分。这个势头到20世纪前期仍未减,纳粹上台前,德国人获得的诺贝尔奖数量是世界之最,超过英美两国的总和。纳粹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让德国蒙受耻辱,也在很大程度上遮掩了其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个英国人,彼得·沃森认为应该公正地评价德意志民族的功过,因此撰写本书。在本书中,作者综合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拨云见日,探究德意志精神文化繁荣的渊源和历程、各领域天才的成就和影响,同时也对纳粹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剖析。 按照作者的论述,德国的文化崛起有赖于两大力量的交集。一是1740继位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厉行的变革,使普鲁士迅速成为军事文化强国。二是由温克尔曼、沃尔夫、莱辛等启蒙思想家开始的对人文主义的大力倡导。在朝野的共同努力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教育改革的成就。从18世纪上半叶开始,德国在全世界率先创建了研究性大学。其决定性的措施,一是破除了中世纪神学支配高等教育的传统,把哲学院置于大学的首位,所包括的历史学、语文学、古典学、数学等学科赢得了作为自主学科的尊敬。二是开设研讨班,创立博士学位教育,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并且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精英阶层。与此同时,建立普及义务教育体制,设立公共图书馆,提高全民文化素质。
在德国人的精神倾向中,有两个观念获得了最重要的意义。一是文化(Kultur),指思想、艺术和宗教之精神领域,德国人把它与文明(Zivilisation)相区别,后者只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外部表现。另一是教化(Bildung),指个人的内在发展,按照洪堡的定义,其特征是无目的性、内在性和学术性。建立文化型国家、教化型国家成为德国人的崇高目标。事实上,由哲学、文学、音乐构成的德意志精神王国的建立,要比19世纪中叶俾斯麦营造的政治帝国早一百多年。 于是我们看到,在将近两个世纪中,德语国家在各个领域里涌现了最多的天才人物,这里只需开列一个不完全的名单就可以了。哲学: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社会学:韦伯。文学:歌德、席勒。音乐: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数学:高斯。物理学:爱因斯坦、普朗克。生物学:孟德尔。心理学:弗洛伊德、荣格。 我认为,当此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本书中所述德意志文化复兴的经验尤其值得中国人认真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灿烂,向世界贡献了孔子、老子、庄子等文化伟人,唐诗宋词等文化瑰宝。同时期的德国则十分落后,在中国的汉代,日耳曼人尚是游牧部落,直到中国的清朝前期,德国还是许多分散的小公国。然而,近代的情况恰好相反,中国没有再出现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伟人。其中的缘由令人深思,而德国对教育和文化的重视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