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蒙古史研究 精装

长城内外万余里风起云涌
游牧王国三百年落日余晖

有明一代围绕长城沿线开展的中原与蒙古的互动，一直是明代历史、蒙古史研究的重点，近年来随着亚洲内陆历史与游牧人类学研究视角的引入，这一领域更受到学界、大众读者的关注。萩原淳平的《明代蒙古史研究》正是这样一部带有跨学科视角的历史著作。该书继承日本京都学派实证史学研究传统，并吸收游牧人类学提出的基于亚洲内陆地区自身生态特点而生发的文明互动机制，超越了狭隘的政治史观，从社会经济的角度，为构建新的东亚地区各族群的历史与现实关系奠定了基础。 

 

萩原淳平（1920-2000）是日本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58年任京都大学文学院讲师，编著《明代满蒙史料》（京都大学文学院出版）。1978年任京都大学文学院教授。1984年3月退休，获名誉教授。他与岛田健二等人合编了《亚细亚历史研究入门》（《亚洲历史研究概论》）六卷，培养了日本亚洲史研究的年轻一代。
唐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满语及满文文献、清代东北边疆史。主持中国人民大学2024年“求是学术-栋梁”育人育才项目《清代东北族群互动与国家治理研究》。
额日古纳，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东西文化交流史、边疆民族史，通蒙古、英、日语，可阅读利用满、波斯、察合台、拉丁、藏文文献，先后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代雍正、乾隆、嘉庆朝驻藏大臣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和国际研究项目“Overlapping Borderlands: Sources and Translations from Inner Northeast Asia”。

元朝覆灭后北返的蒙古人流散何处？也先为何要大举入关？明武宗亲征的“小王子”是谁？黄金家族最后一位大汗为何败亡？有明一代的蒙古历史至今仍有诸多谜团需要破解。
《明代蒙古史研究》是日本史学界蒙古史研究的一部力作，以独到的见解回应了上述重大议题。作者突破传统政治史研究局限，为明代蒙古史研究赋予社会经济史的新内容。该书以“游牧王国与中原农耕王朝的互动形式”为讨论落脚点，并在探研蒙古游牧社会的性质与特色等方面创获颇多。这种引领时代的学术敏锐性，至今仍然值得我国史学界重视。 

序言
第一章  元朝的解体与明初的蒙古人
第二章  也先汗的游牧王国：以“土木之变”为中心
第三章  达延汗的生涯及其事业：以对汉文、蒙古文两种材料的评价为中心
第四章  俺答汗的牧农王国：以板升的成立及其统治为中心
第五章  林丹汗的生涯及其时代
索引

在14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约三个世纪里，对应着中国在元朝灭亡后的明朝时期，处在蒙古地区的是鞑靼与瓦剌两个部族，本项研究是以它们为中心的蒙古历史研究。
一般提到“蒙古族”，或许首先想到的是成吉思汗及其所建立的大蒙古帝国；其次可能会想到由世祖忽必烈汗所建立的征服王朝元朝。的确，成吉思汗的伟业以历史所仅见的程度展现了游牧民族活动可能性的极点。成吉思汗个人的伟大自不必说，但也正是因为内陆亚洲游牧民族的社会内部情况以及东亚、西亚甚至是欧洲等与之相接地域的居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多个方面对他有所期待并帮助了他，环境协调，条件完备，此等伟业才得以实现。因此，与其说成吉思汗的伟业展现了游牧民活动的极点，这项成就因其无比辉煌而被视为典型；不如说从游牧民悠久的历史上看，这一伟业反而属于极其特殊的事例。
此外，忽必烈汗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特别是忽必烈汗时期，为了统治中原定居农耕民，他虽然也维持了游牧民族的一些面相，但本质上已经从游牧社会中脱离了出来。况且，成吉思汗的帝国到蒙哥汗为止至多不过维持了约五十年，就算延长到元朝末年，也不过约一百五十年。
与之相比，元朝解体后，蒙古族的历史至今仍有六百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中，难道不正是因为没有了成吉思汗帝国的庞大与辉煌，反而才蕴含着游牧民族的本来面貌以及游牧民社会的本质吗？此外，或许只有穷其“本来面貌”与“本质”，才能知道成吉思汗帝国爆发性能量的根源。在此意义上，元朝解体后的蒙古族历史就重要了。然而，清代的蒙古族在清朝政治的介入下，游牧生活又出现了被限制的面相，游牧民族本来的性质有被扭曲的迹象。
相对地，明代蒙古族所处的环境未必有利于他们的活动，他们继续着艰苦的内战，过着充满严苛苦难的生活。正因如此，他们反而在近三个世纪里自由地暴露出了游牧民族的本来面貌。因此，在了解游牧民族的本质这一点上，研究明代蒙古族的历史是最为合适的课题。
而且，此等明代蒙古族的历史研究，我国自不必说，在欧美各国也已颇有进展。尤其是已故的和田清博士（前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他将主要的研究方向放在明代蒙古史上，搜集蒙古文和汉文材料，几乎网罗殆尽；而且他一边整理这些互相抵触而又错综复杂的材料，一边在细节中研究事件和谱系。该方法确有精致至极之处。《东亚史研究（蒙古篇）》作为其发表的成果，无论在我国还是海外，都作为最权威的研究受到了很高的评价，我也从这项研究中受益匪浅。
然而，和田先生的研究并未超出以梳理蒙古族的谱系和以战争等为中心的狭义的政治史，以及以考证出现在战争中的地名为中心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未能阐明我在前面谈到的作为明代蒙古族特色的游牧民族本质和性质。因此，我认为为了研究清楚这些问题，或许不仅要从政治史的角度，还更有必要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尝试考察。特别是对北亚的游牧民族而言，不但在地理上与中原定居农耕社会相邻，而且自古以来就同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同他们的接触与交往中——无论是在战争这种武力的交往中，还是在朝贡马市等和平的交往中——两者间的不同——即“异质点”得以变得清晰起来。如果可以搞清楚当时蒙古族在想什么、向中原王朝求取什么、如何行动、其结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游牧民族的本质或特性或许就可自然而然地得到阐明。自匈奴以来的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接触交往的历史虽然悠久，但没有哪个时代像明代那样留下了如此丰富的研究材料。我将明代的蒙古族在蒙古地区的内部情况及其与中原的交往结合起来开展本项研究。此外，通过这样做，即使是对狭义的政治史，也得到了与和田先生不同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