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发刊词
刘新成
全球史于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一门课程，后来演变为一个学科和一个史学流派。几十年来，全球史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蓬勃发展。至2005年，美国已有近70％的公立大学开设了全球史课程，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更颁布法律，要求所有中学讲授全球史。加拿大目前半数以上的研究型大学面向研究生开设了“全球史导论”，并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把全球史列入本科生的教学计划，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魁北克两省的中小学中有75％讲授全球史。2005年“欧洲全球史学大会”在德国召开，600多名与会者一致倡导，要用“全球史观”改造或取代传统的世界史教育体系。“全球史”的浪潮也波及南美。哥伦比亚虽未将全球史列为课程，但其学术界普遍认同全球史理念，许多史学家都主张将拉美各国各地区的历史放在全球史的宏观背景下重新审视和解读。1995年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全球史’是否可能?’”列为讨论主题之一。在2005年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与全球史相关的话题进入了大部分分会场。
全球史是全球化的产物，全球史学者把追溯全球化的过程作为其学术取向之一。但是全球史学者并不像前人那样，在描述全球化的过程时仅仅满足于揭示“新航路开辟”后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建立，而是在更深的层次上重构世界史。他们批评西方近代“专业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的方法论缺陷，即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考察世界历史；他们一方面把目光投向超越民族国家局限的环境变迁、物种交换、疾病传播、移民迁徙等等一向被忽略的领域；另一方面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互动作为描述重点，并且强调指出，这种“互动”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之一；他们自觉抵制“欧洲中心论”，反对从西方在当今世界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以西方经验作为评价全球历史现象和整体运动的唯一标准，主张建立“全球普适的历史话语系统”，重新书写人类整体的历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致以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全球通史》的翻译出版为开端，全球史传入我国。此后有关全球史观的讨论逐渐开展，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2005年《史学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两个学术刊物同在第一期编发有关“全球史观”的笔谈，说明这一讨论日趋热烈。2005年10月全球史教学国际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国内学者200余人，相对于世界历史学科在国内的地位而言，人数之多，出乎意料。
全球史何以在我国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笔者以为，大抵有两个原因。
其一，全球史引起了我国学者对世界历史学科建设的反思。我国整个现代学科体制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历史学科亦不例外。中国传统史学中没有“世界历史”之说，因此“世界历史”是道地的舶来品。但奇怪的是，在现代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的发源地——西欧，长期以来并没有设置“世界历史”学科，也没有这样一门课程，西欧学校中讲授国别史、地区史、外国史和专题史，从来没有“世界史”。虽然兰克、汤因比等史学大家也写过世界史或世界史性质的著作，但世界史从未被承认为一个专业史学领域。我国的世界历史学科是从前苏联“舶来”的。不幸的是，中苏关系很快恶化，使我们在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完整地引进前苏联世界历史学科和专业体系的时候，两国之间的社会科学交流就突然中断，所以我们实际引进的不是一个学科，而只是一个学科符号——前苏联科学院主持编纂的多卷本《世界通史》。这样，世界历史就始终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世界历史”是否是与“中国历史”相对应的范畴?“世界历史”、“世界史”、“世界通史”的内涵有何区别?它们彼此之间可否交叉或通用?世界历史(或世界史、世界通史)与国别史、与域外史的关系如何?世界历史的学科指向、专业特点和课程组合的原则是什么?如果说这些基本问题的悬而未决过去并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的话，那么全球史的出现显然激发了我们对“世界历史”的学术理念、学科内涵、专业内容和课程组合的深入思考。
其二，上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历史的学科性质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其“纵横双向运动说”即使在今天的国际史坛上也堪称极富创意的一家之言。但是，诚如吴先生所言，按照“纵横双向”的轨迹描述世界历史，在我国还是一个“方在开端”的任务，非经几代人的持续努力不足以完成使命。遗憾的是，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我们这一方面的学术进展不大，“横向”研究更是薄弱。在这种情况下，以描述世界整体运动为己任的全球史，无疑是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此外，吴于廑先生在提出构架世界历史体系的原则之后，并没有指出应该通过怎样的科学研究来贯彻这一原则，以打造宏观体系的“构件”，也没有说明在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之后，“世界史”中的中国史和中国史本身应该有什么区别；以致造成在编写世界史教材时，如何处理中国部分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些方面，全球史史学家的探索极富启发意义。首先，全球史学者把“全球视野”与“区域研究”有机结合，创造了“小地方—大世界”的研究范式，即根据各地区发展都必然与其“周边世界”相关联的观点，从“本土”与“域外”互动的角度，重新解读各地的“本土史”，重现在人类历史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存在的“局域网”，认真梳理原来自成“独立世界”的“局域网”逐步连接成为与地理世界相重叠的“全球互联网”的过程。关于本土史与全球史的关系，美国正在发生的“美国史全球化运动”颇值得重视。该运动的鼓吹者认为，美国的历史进程只有放在世界变局的背景下思考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由来已久的“美国例外论”在这一运动中受到空前严厉的质疑。
全球史方兴未艾，中国学者对全球史的兴趣与日俱增，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了实践层面的探索和试验。《全球史评论》旨在提供一方园地，吸引中外学者来此驻足、会友和切磋，为中国世界史学学科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刘新成
全球史于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一门课程，后来演变为一个学科和一个史学流派。几十年来，全球史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蓬勃发展。至2005年，美国已有近70％的公立大学开设了全球史课程，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更颁布法律，要求所有中学讲授全球史。加拿大目前半数以上的研究型大学面向研究生开设了“全球史导论”，并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把全球史列入本科生的教学计划，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魁北克两省的中小学中有75％讲授全球史。2005年“欧洲全球史学大会”在德国召开，600多名与会者一致倡导，要用“全球史观”改造或取代传统的世界史教育体系。“全球史”的浪潮也波及南美。哥伦比亚虽未将全球史列为课程，但其学术界普遍认同全球史理念，许多史学家都主张将拉美各国各地区的历史放在全球史的宏观背景下重新审视和解读。1995年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全球史’是否可能?’”列为讨论主题之一。在2005年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与全球史相关的话题进入了大部分分会场。
全球史是全球化的产物，全球史学者把追溯全球化的过程作为其学术取向之一。但是全球史学者并不像前人那样，在描述全球化的过程时仅仅满足于揭示“新航路开辟”后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建立，而是在更深的层次上重构世界史。他们批评西方近代“专业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的方法论缺陷，即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考察世界历史；他们一方面把目光投向超越民族国家局限的环境变迁、物种交换、疾病传播、移民迁徙等等一向被忽略的领域；另一方面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互动作为描述重点，并且强调指出，这种“互动”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之一；他们自觉抵制“欧洲中心论”，反对从西方在当今世界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以西方经验作为评价全球历史现象和整体运动的唯一标准，主张建立“全球普适的历史话语系统”，重新书写人类整体的历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致以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全球通史》的翻译出版为开端，全球史传入我国。此后有关全球史观的讨论逐渐开展，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2005年《史学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两个学术刊物同在第一期编发有关“全球史观”的笔谈，说明这一讨论日趋热烈。2005年10月全球史教学国际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国内学者200余人，相对于世界历史学科在国内的地位而言，人数之多，出乎意料。
全球史何以在我国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笔者以为，大抵有两个原因。
其一，全球史引起了我国学者对世界历史学科建设的反思。我国整个现代学科体制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历史学科亦不例外。中国传统史学中没有“世界历史”之说，因此“世界历史”是道地的舶来品。但奇怪的是，在现代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的发源地——西欧，长期以来并没有设置“世界历史”学科，也没有这样一门课程，西欧学校中讲授国别史、地区史、外国史和专题史，从来没有“世界史”。虽然兰克、汤因比等史学大家也写过世界史或世界史性质的著作，但世界史从未被承认为一个专业史学领域。我国的世界历史学科是从前苏联“舶来”的。不幸的是，中苏关系很快恶化，使我们在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完整地引进前苏联世界历史学科和专业体系的时候，两国之间的社会科学交流就突然中断，所以我们实际引进的不是一个学科，而只是一个学科符号——前苏联科学院主持编纂的多卷本《世界通史》。这样，世界历史就始终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世界历史”是否是与“中国历史”相对应的范畴?“世界历史”、“世界史”、“世界通史”的内涵有何区别?它们彼此之间可否交叉或通用?世界历史(或世界史、世界通史)与国别史、与域外史的关系如何?世界历史的学科指向、专业特点和课程组合的原则是什么?如果说这些基本问题的悬而未决过去并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的话，那么全球史的出现显然激发了我们对“世界历史”的学术理念、学科内涵、专业内容和课程组合的深入思考。
其二，上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历史的学科性质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其“纵横双向运动说”即使在今天的国际史坛上也堪称极富创意的一家之言。但是，诚如吴先生所言，按照“纵横双向”的轨迹描述世界历史，在我国还是一个“方在开端”的任务，非经几代人的持续努力不足以完成使命。遗憾的是，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我们这一方面的学术进展不大，“横向”研究更是薄弱。在这种情况下，以描述世界整体运动为己任的全球史，无疑是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此外，吴于廑先生在提出构架世界历史体系的原则之后，并没有指出应该通过怎样的科学研究来贯彻这一原则，以打造宏观体系的“构件”，也没有说明在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之后，“世界史”中的中国史和中国史本身应该有什么区别；以致造成在编写世界史教材时，如何处理中国部分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些方面，全球史史学家的探索极富启发意义。首先，全球史学者把“全球视野”与“区域研究”有机结合，创造了“小地方—大世界”的研究范式，即根据各地区发展都必然与其“周边世界”相关联的观点，从“本土”与“域外”互动的角度，重新解读各地的“本土史”，重现在人类历史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存在的“局域网”，认真梳理原来自成“独立世界”的“局域网”逐步连接成为与地理世界相重叠的“全球互联网”的过程。关于本土史与全球史的关系，美国正在发生的“美国史全球化运动”颇值得重视。该运动的鼓吹者认为，美国的历史进程只有放在世界变局的背景下思考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由来已久的“美国例外论”在这一运动中受到空前严厉的质疑。
全球史方兴未艾，中国学者对全球史的兴趣与日俱增，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了实践层面的探索和试验。《全球史评论》旨在提供一方园地，吸引中外学者来此驻足、会友和切磋，为中国世界史学学科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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