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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专业和非专业读者的繁体横排《左传》经传合编本。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合编本）》，〔东周〕左丘明传，〔西晋〕杜预集解，但诚整理。《左传》相传为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所撰，记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间史事。晋杜预始将《左传》附于《春秋》，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隋以后盛行。本书以《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玉田蒋氏藏宋刊巾箱本为底本，参校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刊本、兴国军本、皕忍堂本石经本、金泽文库卷子等，并吸收校勘学及出土文献方面的学术成果。同时对经和传分别编号，再依事分传配经。著名出版家、学者李梦生审读。
本书是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全新整理本，杜预注在《左传》诸多注释本中影响力最大、传习最为广泛。本次整理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兴国军本为校本，阮刻本为工作本，参校石经等多种版本，吸收多种学术新成果；采取分传配经的形式，经传内容一一对应，便于学习史事。
春 秋 序〔一〕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别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一〕，然後爲得也。
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訓〔二〕，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一〕，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説，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揔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别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説，《釋例》詳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説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虚其應而失其歸，此 聖人所以爲感也。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一〕，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意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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