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心与政治变革：豫东北与明朝的衰亡 平装

寓国家兴衰于地方史书写中，以小见大，通俗易懂
著名汉学家带你从另一个视角看明朝与明朝的衰亡

 

戴福士（Roger V. Des Forges），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荣休教授，曾任该校历史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明史、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文化史。
译者简介：
解扬，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朱鸿林工作室”特聘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明史、近世思想文化史。

本书以中州地区在明代政治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心，以河南东北部（即豫东北）为着力点，研究了这块土地所浓缩反映的明朝衰亡的过程，并分析了其原因。研究包括了在中州地区的皇权政治、藩王世系等政治议题，以及黄河治理、赈济灾荒等经济议题，还包括杨东明、吕坤等出身于当地并曾在此地为官的著名士大夫的言行等文化与社会议题。该书的研究，有如下几个值得中国学术界借鉴的特色：（1）以地域为着眼点关注朝代更迭的大问题，但视角放眼于明朝的政治运作，而不局限于一地。作者充分利用了族谱、方志等地方史料，但跟时下流行的关注一地之家族运作的地方史研究路数，有明显不同。（2）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着眼，关注早期帝制中国史对晚期帝制中国史的影响，特别是西汉、东汉的历史兴亡对明朝治理的借鉴意义，作者挖掘了相关史料，并解读了这种借鉴在明朝政治运作中的落实之处。（3）运用统计的方法，特别是归纳了非经济元素对中州地区政治事件的影响，使讨论的问题清晰明了，可读性高。（4）作者基于该项有关中州的研究，在书中回应了“施坚雅模式”“帝制中国晚期说”等西方汉学界流行的研究范式，从历史学、政治学兼具的角度，对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中国读者或可从中了解到在西方汉学界主流声音以外，解读中国问题的不同视角。

导论　历史上的中州
第一章　国家
藩王
官僚体系
第二章　精英
第一个百年：开封和祥符
第二个百年：仪封、宁陵和虞城
第三个百年：商丘、永城、杞县和新乡
“四凶”
第三章　性别、阶层和种族
贞女
生员
普通地主
工匠和商人
小吏
军事
郎中
一个宗教的社区：开封的犹太人
第四章　大众
忍受和希望
积郁渐增
将反叛中央化
明朝复振，百姓遭殃
躁动的多数，沉默的少数
第五章　中央省份的叛乱（1641—1642）
李自成
河南首胜
首围开封
再围开封
与袁时中的联合
第六章　豫东北的僵局（1642）
商丘之战
夏邑和其他县
杞县陷落
三围开封
第七章　大顺的崛起（1643—1644）
奠基：襄阳/襄京
建国：西安/长安
推翻大明：北京
结论　大势已去，何所谓“中”？
注释
附录A　估算所得之晚明时期土地和其他财产及日用品附加税
附录B　明代豫东北举人数量及分布
附录C　明代豫东北贡士数量及地区分布
附录D　河南省志中的乡贤传记
附录E　河南省志附传中所载明代豫东北434位妇女之结局
附录F　明代豫东北儒学之士与贞洁烈妇人数最多与最少的府县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导  论
（节选）


河南所在之地，亦名中州；这一名称的由来，兼有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双重因素。河南取意“大河之南”，指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黄河将中国北部平原一分为二，是其地理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治体制下农业的核心区。在河南境内，许多小的河流从东北流向东南，在西北、西南和东南地区有山地，地貌与中国整体的地貌极为类似。
河南温度适宜，日照充足，接受的日照时数也比其他省份多。降水量年均700毫米，为小米、小麦、高粱和玉米的种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地又恰好处于自北部吹来的干燥冷风与从南部而来的温暖、湿润季风的中间地带，在夏秋之交这样一段相对短的时间内，降水量能达到年降水量的50％。然而降水量的季节分配极度不均，会导致洪涝或干旱。
河南东北部因为人口众多和作物高产，属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说的中国北部这一宏观区域（macro-region）的核心地带。然而与其他位于河谷地带的核心区不同，黄河贯穿此地，在每年淤积下150万吨黄土之后，注入黄海（黄河夺淮入海时期）。由是之故，黄河流经之处，河床不断抬升，在河南东北部和下游地区，必须经由人工疏浚并修筑堤坝来保证河道畅通。黄河的水面也随之不断抬高，超过周围的乡村数米，因此也被称为“悬河”。由于对水土保持的重视不够，黄河屡屡泛滥成灾，于是它又有了“中国之殇”的雅号。
河南四周均有河流相连，东北部有卫河，东南有淮河，北部有淇水和小丹河，南部有涡河和颍河。此外，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河流向东注入黄河，但它们在历史上时存时逝，部分取决于当地政府对黄河的治理情况。河南曾经一度广为森林所覆盖，但由于农业占地的缘故，森林面积逐渐缩小。尽管省内的铜、锡、煤、铁和石油的蕴藏量十分丰富，但是受到政治的影响以及商业、工业和技术风尚的改变等因素干扰，难免滥砍滥伐。［3］
要理解河南在明朝的角色与地位，我们必须剥离那些不受时间影响的因素，如地理、气候、地形以及自然资源等，进入历史视域，从当地民众的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等角度着眼。正是那些居于此地以及相邻地域的民众，在历史上创造并保持了河南的文化中心地位，同时，他们还必须应对来自其他地域，以及时代变迁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的挑战。

第三章　性别、阶层和种族
（节选）


男性和女性除了在生理和性别上的不同，在心理和社会归属感上的不同也逐渐为人所认知，并被构建成伴随着时空差异而彼此不同的多样性。因此，性别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更关乎于生存于其间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等元素。研习中国历史的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有必要去关注那些迄今为止仍深藏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有待发掘的女性历史，倾听她们的声音，以便从种种陈规定见中脱离出来，真正去感知女性在历史上的成就及她们的艰辛。
明代有关妇女的记录都出自官员、社会精英成员以及文人雅士之手，他们自诩能够服务于社会主流价值，因此对那些身怀女德，能从普通家庭脱颖而出的妇女，特别予以关注。若非如此，这些妇女很有可能仍然不为人所知，更不会引起史家的关注。表彰女德可以追溯到汉代，此举在明代复兴，进一步证明了两个朝代在兴起平民主义上，颇具相似性。有明一代，受日常生活的影响，妇女的地位逐渐发生着变化，订婚和结婚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弭就是例子。此外，与汉代相比，明代受表彰的女德多了些消极被动甚至自我否定的成分；而汉代的女德相比周朝而言，积极因素已经大幅减少。很明显，如果将父权制仅仅界定为精英意识，或者将女性在历史上地位的变化，仅仅视为线性的话，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但如果承认在某种社会文化中存在厌女的现象，并承认妇女地位在历史上的演变，呈现了多样复杂的面貌，问题就不难解释了。此外，无论是持现代化观点的学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持帝国论的分析模式，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历史或女性文学史，都还没能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明代皇室的女性一般出身平民，她们比起汉唐或清代的后妃，拥有的地位、享受的特权都少。明代的皇帝们只允许妃嫔从事女红，以防止汉代那种强势外戚威胁皇权的局面再现。朱元璋的妻子马皇后在朱元璋起兵并定鼎天下的过程中，无疑扮演过重要角色，她的去世也影响了朝纲的稳定。成化皇帝的宠妃万氏出身宫女，尽管为皇帝诞下的唯一一位皇子早夭，仍然能受到明宪宗的专宠。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福王，虽然最终未能被立为储君，但郑贵妃本人仍能左右朝政。在明末，天启皇帝的母亲张氏出身豫东，当皇帝的乳母客氏与宦官魏忠贤的阉党勾结时，她庇护了一批东林党人。明代的嫔妃或太嫔们对京城的寺观，普遍予以资助。但这一群体始终未能如西汉的吕后那样，攫取朝政大权，更不用说如唐代的武周代唐般亲登皇位了。明太祖和成祖设立女官制度，选拔女官，执教宫女。随后，周王选拔有学养的女性，来教导府中的女眷。但这些措施与武则天女皇当政时为选拔女性官僚而举办的科举考试相比，无疑相形见绌。
很遗憾，现存的史料几乎没有提及这些宫廷妇女对自身历史地位的看法。仅有两条信息能反映一些秦汉时期的情况。内容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宫女因拒绝贿赂，始终没能被安排临幸。她以描写汉代著名伉俪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诗笔来寄托幽怨之情。在一则很可能是虚构的逸事里，太妃张氏据称曾将当时的权阉魏忠贤，比作汉代司马迁笔下秦朝宫中汲汲于权势的阉宦前辈赵高。
因应时势的不同，有明一代的妇女在权势之家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低于前代。一些忠诚的伴侣和慈爱的母亲，例如宋权的母亲丁氏，被载入了地方史册，从而光耀母家的门庭。她们有母家的姓氏，婚嫁后被冠以更亲密的夫家姓氏。母亲经常参与安排婚嫁事务；有时，女儿们被视为社会资产，娶到“下嫁”的妻子，可能会对其家庭发挥相当的影响。但即便是在如吕坤这类改革派的家庭里，婚姻仍持续地为政治、社会和经济利益服务。类似丁氏的侧室如果成功取悦夫君，留下男嗣，便可能在其家族中有相当大的影响，甚至赢得正妻的友善。但通常情况，她们会持续地忍受作为妇女和侧室的双重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