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史研究I：元明两朝的安南征略 精装海外东南亚研究译丛

“日本学术院奖”，是日本学术界有关东南亚前近代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这是日本学术界有关东南亚前近代史研究的第一部论著。山本达郎将日本东洋学细微缜密的研究传统扩展到东南亚、特别是越南的历史研究，为日本后代学者对东南亚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桃木至朗（日本大阪大学教授）

山本达郎是日本越南史研究的一棵大树。他的弟子均为日本东南亚史研究的领军人物，过去的几十年中将日本的东南亚研究做得风生水起，在国际学术界里稳占一席，不容小觑。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Ⅰ: 元明两朝的安南征略》既参考了法国汉学家的成果，又将越南历史地理的考据学推至极致，代表了战后日本东南亚研究学界的高水准，在1952年获得“日本学士院奖” 可说是当之无愧。这部著作直接启发并促成越南著名史学家陶维英（1904-1988）著作其《越南历代疆域》，承前启后，功莫大焉。这本越南史研究的必读书对了解20世纪中叶日本东南亚研究学界的研究方法和路数也不无益处。——李塔娜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山本达郎的《安南史研究Ⅰ》这部宏篇巨著，旁征博引、考证精细、高见迭出，不愧为日本学者中越关系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无人出其右者，足见山本治学严谨、用功至深。山本达郎作为日本学者，从第三者的观点客观审慎研究中越两国的历史关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为中越两国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学者不可企及，同时也指明中越两国学术需要努力与前进的方向。 ——孙来臣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

该书虽以元明两朝对越南的征讨为研究对象，但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周密的考证工作。作者对内容各异的中、越史料以及历法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关于越南的地名，作者根据中越两国的年代记、地理史料以及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地图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其成果如今虽需要部分修正，但仍不失其原有价值。在日本东南亚史研究成果中，该书系唯一获得“日本学士院奖”的扛鼎大作。——八尾隆生 (广岛大学教授)

踏实和执着造就了这部经典著作。——莲田隆志（日本立命馆大学副教授）



 

 

中文版序
桃木至朗
东京大学教授山本达郎先生（1910—2001）是与杉本直治郎（1890—1973，曾执教于京都大学和广岛大学）、松本信广（1897—1981，曾执教于庆应义塾大学）并驾齐驱的日本东南亚史研究的先驱，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到20 世纪末，一直活跃于学术界。山本达郎先生曾任日本东方学会会长、日本东南亚史学会首任会长、日本越南研究学会首任会长、日本学士院会员等职。其学术活动不局限于日本国内，他还历任国际东方学者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国际东方学者联合会（Union Internationale des Orientalists）、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国际学士院联合会（International Academic Union）、国际亚洲历史学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等组织的要职，在欧美学界声名显赫。他还曾经担任国际亚洲与北非人文科学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Sciences in Asia and North Africa）第31 次大会（1983 年，东京）组委会主任。在日本的亚洲学界，他对亚洲历史的研究业绩广为人知，但在冷战时期却无法开展国际性学术活动。因此，从国际学术活动的角度来看，山本达郎先生可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亚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
山本达郎先生的研究领域从东西交流史（如东京大学学士学位论文《郑和的西征》和晚年所著《大德南海志》等）到印度史、敦煌文书以及越南东山（Đông Sơn）文化和东南亚神话的研究，涉猎广泛，但其研究的核心仍然是中越关系史以及作为“中华世界周边国家”的越南史。日本的东亚史（东洋史学），除了集中研究中国史之外，在“东西交流史”和“中国与周边诸国的关系史”领域也很有建树，但这些领域的初期研究主要偏重于东北亚和中亚地区。而最初致力于东南亚研究的学者，就非杉本先生与山本达郎先生莫属了。
作为日本代表性国立大学—东京大学的教授，山本达郎先生在教育领域也为后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在山本达郎先生指导过的学生和年轻学者中，有以下诸多知名学者，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史和印度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如和田久德（1917—1999）、白鸟芳郎（1918—1998）、辛岛升（1929—　）、永积昭（1929—1987）、生田滋（1935—　）、长崎畅子（1937—　）、池端雪浦（1939—　）、樱井由躬雄（1945—2012）等。山本达郎先生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50 年并在1952 年获得“日本学士院奖”的《安南史研究Ⅰ》。该书由“序编　关于陈朝诸王名号的研究”、“第一编　元朝的安南征伐（第1—6 章）”、“第二编　明朝的安南征伐（第1—10 章）”三部分组成。序编被置于元明两朝与越南关系研究的第一编、第二编之前，关于当时统治越南的陈朝诸位国王的记载，
作者发现越南史料与中国史料间存在较大出入，因而在撰写第一编、第二编之前，专门就两国关于国王名称的史料进行了比较。这种方法，在之后的第一编、第二编中也随处可见。山本达郎先生不仅参阅了中国的正史、实录等史料，还参阅了《大越史记全书》《安南志略》等越南人所著史料，而且彻底调查、比较了作为近世越南考证学成果的《大南一统志》等文献。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方法，在序编之后，作者根据陈太宗在接受南宋册封的同时又不得不同元朝缔结外交关系的史实，证实陈朝统治者（皇帝或太上皇）建立起了隐藏实名而同中国王朝缔结朝贡、册封关系的制度。
本书第一编介绍了元世祖忽必烈经营南海的整体情况，指明其对陈朝政策乃是以占城为据点支配南海整体大战略中的一环，进而阐明了元朝与陈朝的外交以及1284—1285 年及1287—1288 年元朝出兵的详细经过。通过使用地图对战斗经过的研究，对那些“不熟悉实地情况、仅使用中国文献来研究”的中国史、元史研究者，山本对陈朝方面动向的详细阐述以及正确的地理考证都殊为珍贵。其水平真可谓前无古人，令人叹为观止。
本书第二编研究明朝永乐帝的对越政策与出兵，明朝统治越南的实际情况及黎利等人反抗而致使明朝统治崩溃的史实，也同样细致且高瞻远瞩。即便是在当时引领越南史研究的法国学界，也缺乏这样的研究。其对明朝设置府州县的位置的考证，直到现在也仍然是各种研究的基础。山本达郎本人虽然没有就越南国内历史发表太多的论文，但其在《安南史研究Ⅰ》中对史料、国王名号、地名和政治史所进行的考证，也成为其弟子—樱井由躬雄，以及樱井的弟子—桃木至朗、八尾隆生（1960—　）等研究越南经济史和政治史的重要出发点。
独立之后的越南，关于抵抗外国征略的研究趋于兴盛，元朝出兵相关研究中最有名的著述当属何文缙、范氏心所著《十三世纪越南抗击蒙元侵略研究》（第4 版，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75 年[ 初版于1968年]）（Hà Văn Tấn – Phạm Thị Tâm. 1975. Cuộc kháng chiến chống xâm lược Nguyên Mông thế kỷ 13 (in lần thứ 4). Hà Nội: Nxb KHXH.）。在其文献研究中，何文缙、范氏心也特别重视《安南史研究Ⅰ》。日本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大多不为海外学界所知，但山本达郎的《安南史研究Ⅰ》等论著，亦为汉语学界（以陈荆和为代表）和英语学界（以约翰•惠特莫儿[John Whitmore] 和基思•泰勒[Keith Taylor] 等为代表）广为传诵。现在，有关元朝（蒙古帝国）和明朝的政治与军事系统、陈朝的国家结构等领域的新认识已经普及，中国也发现了各种新的史料。因此，关于元明时期中国与越南关系的课题，我们期待能够开展新的综合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应是建立在彻底解读《安南史研究Ⅰ》《十三世纪越南抗击蒙元侵略研究》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之上。因此，将《安南史研究Ⅰ》翻译成中文出版，将会广受欢迎，自不待言。

序
山本达郎（1950年）
在亚洲各国的历史长河中，安南史是值得研究的诸多重要课题之一。在本书中，笔者首先尝试阐明元明两朝征讨安南的始末，但迄今尚未找到任何与上述事件有关的研究成果。作为安南史，无论是政治史，还是文化史，抑或社会史或经济史，需要通过研究安南与中国的关系，继而与中国进行比较研究。概言之，值得研究的问题非常多。这是因为历史上关于安南的最早记载始于其与中国的交往；安南人自汉武帝征讨安南以来，一千余年臣服于中国。即便在安南成为独立国家之后，也数次受到中国各王朝的出兵征讨。与同样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朝鲜、日本相比，安南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更为紧密。因此，研究安南史时，有必要首先探明安南与中国的关系。与宋朝、清朝对安南的出兵相比，元朝和明朝征讨安南的规模更为庞大，而且保留了丰富的史料。对于安南史，笔者之所以首先从安南与元、明两朝的关系进行研究，是由于该时期的史料较为丰富，通过对一些详细史实的研究，可为研究元、明之前的越南古代史打下坚实的基础。正如本书各处所示，元朝的史实大多是在阐明明朝相关史实基础上，才得以开展研究的。因此，无论研究中国统治下的安南的历史，还是研究安南独立后的李朝和陈朝等朝代的史实，如能首先阐明元、明两朝中国征讨安南的情况，上述研究就会变得相对容易。对此，正如笔者之前论述安南地理志所说的那样，对于安南各地的地名，特别是各地的行政区，由于存有厘清后黎朝初期之后相关沿革的史料，笔者得以利用这些史料对之前明朝征讨安南的情况进行考证。明朝征讨安南时期所制定的地名大多因袭陈朝时期的地名，或对其进行稍微改动，这就成为了解前朝历史的重要线索。
本书大量运用安南和中国的史料，尝试对两国的史料进行比较研究。之前，日本利用安南史料来进行分析论述的研究难得一见，不过永田安吉在担任驻法属印度支那总领事期间，在河内搜集了大量的安南史料，并捐赠给东洋文库，自此，日本研究安南历史遂趋便利。在此之前，黑板胜美博士、岩生成一教授在赴印度支那考证期间，抄录了《抚边杂录》《乾坤一览》等若干安南史料。此外，杉本直治郎教授、松本信广教授，以及小林知生、赤木仁兵卫等人，也曾在河内搜集过一些安南史料。但在所搜集的史料中，还是以永田安吉所搜录的史料最为繁多。笔者在1936 年赴印度支那调查之际，也在河内及其周边地区搜集了一些安南史料，并抄录了法国远东学院馆藏的若干安南史料。之后，在东洋文库和远东学院的斡旋之下，笔者还得到了内容十分详细的地理书—《同庆地舆志》的正文抄录本以及数张地图的照片。在日本，虽然能够直接利用的安南史料并不算多，但收集了大量重要史学书籍，这使得笔者能够利用这些史书开展研究。笔者在本书中对安南史料的可信度也进行了若干考证。在史料的选用上，笔者并没有使用作为安南正史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需要说明的是，我也很少利用《大越史记》等史料。这里之所以大量引用《大越史记全书》，是由于该书较好地收录了古代史料。关于历史地名，本书专门参照使用了《大南一统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注释及《同庆地舆志》中的地名。在《大南一统志》和《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注释中，还有我们现今不可利用的多种记录。
有关本书此次出版的内容，大部分是笔者在1939 年提交给东方文化学院的研究报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若干补充和改进。恩师池内宏博士、和田清博士对笔者的研究经常给予恳切的教诲和建议，令笔者感激不尽。作为东方文化学院的理事和评议员，池内博士是笔者担任该学院东京研究所助手期间的指导老师，对笔者的研究给予了诸多指导与帮助。原东方文化学院院长服部宇之吉博士、泷精一博士，恩师加藤繁博士，原法国远东学院院长G. 赛代斯（ G. Coedès） 博士，东洋文库馆长岩井大慧先生、石田干之助教授、松本信广教授、岩生成一教授、清水泰次博士，笔者在东方文化学院任职期间的同僚诸兄（尤其是仁井田阩、牧野巽、青山定雄、中岛敏等），以及当时历史学研究会东洋史分会的诸位会员，都对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各种方便以及中肯的建议。其中，松本信广教授作为印度支那史研究的前辈，多次对笔者的研究给予指导。笔者的研究也受到了享利•马伯乐（H. Maspero）和埃米尔•加斯帕东（E. Gaspadone）两位教授诸多论文的启发。东洋文库、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图书馆、静嘉堂文库、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等机构，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藏书。自1939 年以来，笔者就计划出版该研究成果，且校对、印刷等工作进展也一度十分顺利，但受美军1944 年空袭的影响，印刷工厂遭破坏，部分原稿被烧毁，使得此项工作不得不中止。之后，散失的原稿大致复原，并筹划再度出版，但由于种种困难，也并没有付诸实施。多亏1949 年《每日新闻》社所设立的“每日新闻学术奖金”，以及经由日本学术会议的审查，决定资助本书出版。山川出版社的野泽繁二先生很早以前就为本书的出版献计献策，并为最终出版本书恳切尽力。本书法语目录和摘要的撰写，得到了森有正先生的大力帮助。下酉熏先生专门为本书制作了地图，而荒松雄、山口修、山根幸夫、田中正俊等人，在本书的校对等方面给予了帮助。谨以此序，对上述人士的大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激之情。

山本达郎（1910—2001年）：东京大学毕业，先后担任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员、东京大学教授、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会长、日本东南亚史学会会长、日本学士院会员等职。1986年被日本政府评为“文化功勋者”，1998年被日本政府授予“文化勋章”。1989年提议前任天皇的年号为“平成”。主要研究成果有《安南史研究Ⅰ》（山川出版社）等。
译者简介：
毕世鸿：国际关系学院学士、（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与东亚国际关系史等。现任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主要著作有《冷战后日本与湄公河国家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
瞿亮：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东亚国际关系。现任湘潭大学历史系讲师。在《历史教学》、《外国问题研究》、《南开日本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主要著作有《日本近现代文化史》（世界知识出版社）、《像丘吉尔一样演讲》（重庆出版社）等。
李秋艳：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长期从事中日文翻译和日语教育事业，现就职于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本书旨在阐明元明两朝征讨安南的始末。在东南亚各国历史中，越南古代史（即安南史）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历史上关于安南的最早记录，始于它同中国的交往。安南自汉武帝征伐安南以来，一千多年臣服于中国。即便在安南成为独立国家之后，它也受到中国各王朝的数次征伐。与同样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朝鲜、日本相比，安南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更为密切。与宋朝、清朝对安南的出兵相比，元朝和明朝征伐安南的规模更大，并保留了丰富的史料。
山本达郎的《安南史研究Ⅰ》大量运用了越南和中国的史料，对元明两朝时期两国的历史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为研究越南古代史打下了坚实基础。本书将有助于厘清越南古代史的重要史实，也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中越古代关系史的基本脉络，批驳一些越南历史学者关于中越古代关系史的谬论，并为中国学界深化越南历史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有重要价值的线索。因此，将《安南史研究Ⅰ》翻译成中文出版，对于借用第三国经典著作来重新审视元明时期的中越关系，会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经过译者的大力推荐，该书已受到中国学界的高度期待。

序　编 关于陈朝国王名号的研究 …... 1
第一编　元朝的安南征伐
第一章 兀良合台对安南的讨伐 …... 37
第一节 宪宗七年的出兵安南 …... 37
第二节 宪宗八年和九年与安南的谈判 …... 49
第二章 元世祖时期与安南的关系 …... 52
第一节 从中统元年到至元十三年 …... 52
第二节 从至元十四年到至元十九年 …... 71
第三章 元世祖出兵占城 …... 82
第一节 初期与占城的交往 …... 82
第二节 在占城的战斗 …... 94
第三节 与安南的谈判 …... 104
第四节 后续部队和唆都部队的动向 …... 108
第四章 至元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对安南的讨伐 …... 118
第一节 脱欢的出征 …... 118
第二节 元军的进军 …... 128
第三节 元军占领安南国都之后的行动 …... 136
第四节 元军的败退 …... 148
第五节 至元二十三年的讨伐计划 …... 159
第五章 至元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对安南的讨伐 …... 170
第一节 出兵准备 …... 170
第二节 水陆两军的进攻 …... 173
第三节 追击日烜与粮食问题 …... 186
第四节 元军的撤退 …... 191
第六章 此后的征讨安南计划 …... 200
第一节 远征计划的中止 …... 200
第二节 至元三十年的出兵计划 …... 210
第二编　明朝的安南征伐
第一章 明初与安南的关系 …... 219
第一节 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 …... 219
第二节 胡氏篡位与陈天平 …... 227
第三节 陈天平的册封 …... 238
第二章 永乐四年对安南出兵 …... 248
第一节 出兵的准备 …... 248
第二节 远征军的进发 …... 256
第三节 东西两军侵入安南 …... 269
第四节 占领安南东西两都 …... 280
第三章 讨平胡季 父子 …... 295
第一节 红河下游各地的战斗 …... 295
第二节 平定清化以南地区 …... 306
第三节 都布按三司的设置 …... 318
第四章 讨伐陈简定 …... 331
第一节 永乐五年和六年的叛乱 …... 331
第二节 沐晟出征 …... 341
第三节 张辅的讨伐 …... 346
第五章 讨伐陈季扩 …... 362
第一节 永乐八年的情况 …... 362
第二节 张辅的出征 …... 368
第三节 永乐十年的战况 …... 379
第四节 永乐十一年的战况 …... 386
第五节 陈季扩的穷途末路 …... 392
第六章 明代设置的府州县 …... 397
第一节 十六府及其所属州县 …... 401
第二节 布政司直属各州 …... 447
第三节 府州县的改废 …... 453
第七章 明朝统治安南的情况 …... 460
第一节 文武诸司衙门的设立与统治方针 …... 460
第二节 贡赋与户口 …... 475
第八章 安南反抗势力的兴起 …... 482
第一节 黎利举兵 …... 483
第二节 永乐十七年的形势 …... 500
第三节 永乐十八年的形势 …... 508
第四节 平定动乱 …... 515
第九章 黎利势力的发展 …... 525
第一节 永乐二十二年的形势 …... 525
第二节 洪熙元年的形势 …... 532
第三节 王通的出征和败退 …... 539
第四节 黎利的北进与停战协定 …... 553
第十章 安南恢复独立 …... 565
第一节 东关城的攻防 …... 565
第二节 各城陷落与柳升战死 …... 574
第三节 明军的撤退 …... 587
译者后记 …... 598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海外东南亚研究译丛”总序

孙来臣

从20 世纪初期的南洋研究算起，中国研究东南亚的历史几近百年。从南洋研究的先驱人物到东南亚研究的后继学者，薪火相传，辛勤耕耘，使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从机构建设、人才培养、资料收集和学术出版诸方面都初具规模、引人注目。
在21 世纪初的今天，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东南亚地区重要战略地位的凸显，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日益密切，中国对东南亚研究重视的程度日渐加强，民间对东南亚地区的兴趣也愈加浓厚。 此外，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外语知识和研究能力的学者群体也有望逐渐形成。这些都将会在21 世纪把中国东南亚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是，反思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今昔，对照美欧、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研究状况， 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学术环境、学术视野，研究题目与田野调查的深度和广度，研究资料的购置和收藏，资料和外语的掌握，尤其是重要概念和重大理论的创造等方面，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仍落居人后，差距显著，要跻身国际前列并引领世界潮流尚需时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还缺乏独创的理论和研究框架。要真正走向世界、产生国际影响，就必须在材（史）料上阅读原文、“脚踏实地”（田野调查），实现从“原料进口”到“独立生产”的转变；在研究方法上完成从“刀耕火种”（ 梳理材料、描述事实）到“工业革命”的飞跃（创造概念、理论和发现重大规律），实现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从传统学科（历史、文化、经济、外交、华侨华人等）到前沿学科（包括妇女、性别、生态、气候、环境、医学等）的开拓；而在研究视野上要从微到著，从一（国）到多（国），高屋建瓴，以全球眼光将东南亚地区作为世界的一个有机部分来审视 。以此为基础，进而出现一批闻名中国、享誉世界的重要著作和学者，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些著作的观点理论和研究范式要在国内外产生重大甚至爆炸性的影响，达到不胫而走、洛阳纸贵的程度。也就是说，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要从学习、借鉴国外的理论和学说开始，进而创造出自己的理论，最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肯定和承认。
有鉴于此，翻译与引进国外的优秀著作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进步与起飞至关重要。明末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思想，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具有重大而直接的启发意义，而鲁迅“拿来主义”的观点在世界文明交流的过程中则永不过时。中国近百年来对海外的东南亚研究著作时有翻译，为介绍国际学术信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在著作的选择、翻译的组织和翻译质量的管控方面都多有局限。为促进中国东南亚研究与海外的交流，促成中国东南亚研究早日与国际接轨，发掘、培养一批优秀翻译人才，并逐步提高学术界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在海内外学界的热心促成和康德基金会的鼎力支持下，现在由商务印书馆推出“海外东南亚研究译丛”，出版海外东南亚研究各方面（包括历史、考古、政治、经济、华侨、宗教、文化、语言、文学等）的优秀著作。译丛下设顾问团（其中包括国际顾问团与国内顾问团）和编委会。国际顾问团由国际上东南亚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组成，负责推荐海外优秀和经典的著作；国内顾问团则由国内东南亚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组成，负责确定出版方向、推荐优秀翻译人才等。译丛编委会由国内外精通中外文（外文包括东南亚非通用语种与其他通用语种）、热爱翻译、善于翻译、富有学术献身精神的学者组成。编委会成员根据各方面专家（包括编委会成员）的推荐，审查、确定需要翻译的著作目录，负责物色优秀翻译人才、确定翻译人员、审定翻译作品、保证翻译质量等。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译丛最早从2010 年开始酝酿，距今已经整整八个年头！译丛于2014 年7 月12 日正式在云南大学启动。同时，为了鼓励翻译，译丛编委会在康德基金会的鼎力支持下又设立“姚楠翻译奖”（2017 年1 月1 日之后，改由北京大学博士王立礼先生私人慷慨赞助），从 2015 年起每两年进行一次评选和颁奖。在译丛筹备的过程中，几位热心支持我们的国内外顾问在近年先后作古，今谨以译丛的正式出版慰藉其在天之灵。
组织并联合国内外的学术力量和资源，系统翻译海外东南亚研究著作的努力在国内尚属首次。译丛这些年一路走来，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其中包括资金缺乏、学术界漠视翻译以及译才难得等。可喜的是，近几年国内外的学术翻译在渐渐升温。美国“亚洲研究学会”设立了有关中国、南亚和东南亚方面的翻译奖项，显示出国际学术界对翻译的逐渐重视；国内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连续出版和巨大影响也非常令人鼓舞。特别是本译丛的编委会成员们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理念与献身学术的精神，秉持“假我十年，集同志数十手，众共成之”（ 明末著名天主教徒杨廷筠语，系其在欣闻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采购七千多部西书运抵中国后，计划组织翻译时所说）的信念，为推动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一直不计名利，默默奉献。 我们也希望各方面的有志之士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共同为中国的学术繁荣和中外学术的交流增砖添瓦、贡献力量。我们也竭诚欢迎国内外学术界对我们的译著进行坦诚而细致的评论，因为我们非常欣赏鲁迅的这段话：“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
最后，我们衷心希望本译丛以他山之石，攻中国之玉，为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和腾飞开山凿洞、架桥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