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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百家争鸣——中国思想史上最绚烂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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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百家争鸣——中国思想史上最绚烂的时代
本专辑收选改革开放以来《文史哲》杂志刊载的有关先秦诸子研究的19 篇论文,是该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其中,杨义《先秦诸子发生学》、余敦康《先秦诸子哲学对宗教传统的继承与转化》、刘光裕《子书崛起与书籍变革》等论文聚焦于发生学角度的先秦诸子思想研究,并探索了子书编撰与诸子流派形成的关系;曹峰《孔子“正名”新考》、陈明《孔孟仁说异同》等论文,则从哲学、政治学等角度,探讨了包括孔子、孟子、子思在内的先秦儒家思想;《庄子人生哲学中的矛盾》与《“三墨”学说与楚国墨学》等论文,从文本与作者考据到思想研究,对先秦道家、墨家进行了思考。所选论文为当代诸子研究的重要成果,对于推动相关学科的研究,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发生学的第一个关键点,是深化对先秦诸子的生命的验证。研究先秦诸子的发生学,必须接近和把握先秦诸子的生命形态,尤其是他的学术生命形态。学术形态,必须在生命形态中获得验证和说明。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料,包括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口头传统,以及文化人类学的资源,用多维的方法,包括历史考证、简帛释证,还有民族学、家族制度、姓氏制度(姓氏制度很重要,因为,先秦的姓氏制度,与汉以后相沿至今的姓氏制度是不一样的)、民俗学、礼学制度、年代学诸多研究方法,尽可能地透过历史的烟尘,包括材料的聚散、解释的龃龉所形成的碎片,去追问诸子是谁,这是发生学的第一关键点。就是说,书是人写的,有人的生命痕迹。我们吃鸡蛋,还要考究下蛋的母鸡。清初艾衲居士编《豆棚闲话》引古语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有知道这个瓜和豆的种子的性质,才能知道在这样的土壤、水分、阳光中,它长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瓜,什么样的豆,分明见天地间阴阳造化俱有本根。
具体到庄子,朱熹品味《庄子》,从其中的滋味,就感觉到:“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 司马迁离庄子更近,他这样评议《庄子》:“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汉人明明知道,蒙地属于宋国,但司马迁偏偏就吝惜那个“宋”字,没有说庄子是“宋蒙人”。但宋国人怎么有楚国的思想?清末民初的学者刘师培,写了一篇《南北文学不同论》,就把老子、庄子归为南方的学术,把荀子、韩非归为北方的学术。他说,庄子是宋人,思想是楚国的思想,理由是宋国离楚国比较近。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总结前人的研究结果,也说庄子是宋人,但思想是楚国的思想。这使我们有很多迷惑,宋国人怎么有那么深的楚国情结?太史公写《史记》的时候,庄子不显,因为西汉前期是黄老的天下,将老子和黄帝结合在一起,阐发为帝王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讲《六家要指》,认为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讲的是黄老道术,而不是魏晋以后的老庄道家。所以庄子在《史记》里就没有专传,甚至也不是合传,只是列入《老子韩非列传》中作为附传,对庄子的祖宗脉络,就没有交代清楚,只交代他在蒙地做过漆园吏,漆园吏就是种漆树和制漆的地方作坊里的小官吏。
《史记》没有记载清楚庄子的祖宗脉络,两千年来人们也只顾读庄子潇洒美妙的文章,却对大树一样的庄氏家族谱系的根没有很用心。我们都满足于当魏晋时候的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就给庄子与《庄子》书的生命联系,留下了两千年未解的三个谜:第一个谜,是《史记》中特意交代,《庄子》也两次讲过,楚威王派使者去请庄周到楚国当大官,庄子拒绝了,他对使者说:你们庙堂上供祭祀用的那头牛,吃着好饲料,披着五颜六色的彩衣,但是要屠宰它作祭祀的贡品时,它连当野猪的资格都得不到。再看河沟里的乌龟,曳尾于途,拖着尾巴在泥泞里打滚,但它自由自在。你说我是当那头牛好呢,还是当这只乌龟好?使者心照不宣,就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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