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人才与金钱：美国大学的科研何以引领世界？ 平装大学之思

从资源匮乏、周转不灵的边缘机构，到人财两旺、霸榜诺奖的精英联盟，且看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如何反超欧洲老牌名校，市场、人才与金钱的高效循环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危机

★立足知识界、教育界经典议题，在现代语境中重思大学发展之路
几个世纪以来，大学及相关研究机构日益崛起，它们在推动科学进步、促进知识传播的同时，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由特定教育体系所培养的人才，所产出的研究成果，所引领的思潮，既反映了一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与综合实力，也将成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引擎。而在美国，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具有崇高声望的研究型院校已用事实证明这一点。
本书正是着眼于“美国大学的科研何以引领世界”这一经典议题，在回顾美国与欧洲各国高校的发展史、总结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后，生动且深刻地诠释了“市场”“人才”与“金钱”这相互勾连的三大要素如何成为驱动美国大学发展的“永动机”，在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案例的同时，也揭示了隐藏在荣耀背后的自由市场之隐忧。
★用数据说话，直观各国高等教育竞争力变化
作为一名资深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者，本书作者米格尔·乌奎拉将定量工具和定性方法有机结合，借助诺贝尔奖这一衡量标准，使用诺奖获得者所属机构及其传记提及次数等统计数据，建构起一套客观反映世界各国大学不同时期科研成就与贡献程度的评估体系，使读者得以直观理解各国大学科研竞争力随时代“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配合代表性案例的深入分析和对相应历史背景、制度环境的解读，作者成功建立起理论和实证的关联，并为进一步演绎推论留出了空间。
★以关键要素为锁钥，以史实事实为论据
怎样的大学算得上“成功”？如何建设一所、两所、若干所成功的大学？如何让这些机构扮演起滋养整个学术共同体，乃至引领世界发展的重要角色？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梳理美国高等教育及其欧洲“前辈”的发展历程，以市场、人才与金钱为切入点和关键词，以各国各校的实际案例为支撑，就师资力量、录取方式、教学考核方式、宗教派系、政府角色、教育商品化、现代新技术等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用教育与经济的相交线勾勒出一幅溯及过往、指向未来的长篇画卷。


 

米格尔•乌奎拉（Miguel Urquiola），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助理研究员。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及教育经济学委员会主席、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经济学，尤其关注学校和大学如何竞争，以及教育市场与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市场的区分。
阮汨君，法学博士，博士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访问学者。现供职于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兼任浙江大学立法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助理。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立法学，尤其关注法律权利、法律与性别，以及法律思想史和制度史方面的理论议题。

回顾数世纪以来西方教育制度的发展历程，一连串数字揭示了一个奇妙的事实：美国高等教育曾“积弱积贫”，远逊于欧洲各大老牌强国，却在内战后迎来了科研上的腾飞。为此，米格尔·乌奎拉分析了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转型之路，试图揭示它们如何开辟道路、强势崛起，并最终引领世界。他以康奈尔、约翰·霍普金斯、哈佛和哥伦比亚等大学作为典型，论述了美国大学在转型上的一系列创举，以及部分校长的强大魄力，表明正是这些因素推动了美国大学向“重科研、集资金、聚人才”的目标集体转型；而在高光时刻过后，面对技术、思想、政治等因素交织而成的新环境，市场、人才与金钱的循环似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通过总结并对照欧洲与美国大学各层级教育特别是大学/学院体制的发展史，乌奎拉解释了各自成败得失背后的综合因素，并最终回归其核心问题：美国大学的科研何以引领世界，又该如何探索高等教育的前路。

前言
上编  美国的科研表现
第一章  一个谜题
第二章  战前大学
第三章  教学改革
第四章  分类改革
第五章  生产力
下编  自治、自由进入、自由范围
第六章  欧洲
第七章  美国
第八章  未来
附录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索引

第一章 一个谜题
为何有的大学体制会在研究领域表现优异？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一个大学体制要想在科研领域出类拔萃，就需要拥有一些“人才”（minds）与“金钱”（money）充裕的院校。所谓“人才”，系指有研究天赋的人才（天赋当然有很多种，此处仅讨论其中几种）。所谓“金钱”，系指有财务来源。在探索更深层的答案之前，有必要先对这两个要素进行简要的阐述。
美国的顶尖大学能够识别并招揽到有研究天赋的人才。它们在几乎每个学院（例如，某个大学的化学学院）都常年设置招聘委员会。委员会往往面向全球招募青年教师，而这些正式招聘会吸引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有前途的候选人。委员会首先会审核申请人的论文与推荐信，并安排面试。之后，入围者会受邀进行为期一天的参观，在此期间介绍各自的研究成果。而招聘资深学者时，委员会则可能需要甄别更多的信息。例如，它们会对其研究成果进行同行评议，并听取候选人的工作汇报。
这些大学之所以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原因之一在于它们资金雄厚。它们不仅支付给教授丰厚的薪水，对其项目提供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资助，比如，用于打造有着优秀团队的实验室。同时，它们还能保障充足的科研时间；顶尖大学的教授课时相对较少。

可想而知，如果一个大学体制拥有若干人财兼备的院校，那么它也更容易产出优质的科研成果。然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为何美国最初会在培育此类院校方面落后于欧洲国家，却又后来居上？本书的答案聚焦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在教育领域采用了自由市场的进路。具体而言，如果一国的大学体制具备以下三个特征，那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按自由市场的规律运行的。

自治（Self-rule）。自治的大学体制指其院校能自由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向。哪怕是国家财政拨款的大学，只要给予其宽泛的行动自由，也能享有自治。
自由进入（Free entry）。自由进入的大学体制指其创办新院校相对容易。
自由范围（Free scope）。拥有自由范围的大学体制指其院校被允许提供各种类型的服务。

较之大多数富裕国家的大学体制，美国的大学体制更能体现上述特点。首先，它的私立院校十分独立，大多公立院校也享有实质性的自主权。其次，各个州、基金会和营利性公司都可以很容易地创办新的大学。最后，大学的活动很少受到限制。例如，许多大学不仅可以授予各类学位，还可以运营医院和营利性质的运动队。

倘若要将美国大学研究表现初期的弱势连同后期的强势都归因于上述特征，这也就意味着，自由市场进路与教育领域中的优异表现并不必然相关。这也许会让很多读者心生疑惑，为何自由市场在有的时候有效，有的时候反而成了阻碍呢？
然而，这确实是可能的，因为教育不是一种普通的商品。正如贝克尔（Becker，1964）在其获诺贝尔奖的作品中指出的，与购买手机这类商品不同，人们购买教育是为了使自己在未来的市场中更有竞争力。例如，人们上学是为将来的事业做准备，或是为了让自己对潜在的伴侣更有吸引力。换言之，人们认为教育创造了一种资产，贝克尔称之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重要的是，学校为这些消费者提供了两类服务：教学（teaching）和分类（sorting）。教学主要是指师资及其所做的事情，包括他们是谁、他们想要传授什么技能（即课程），以及他们传授的方法。分类则主要是指学生在学校认识什么样的人。当一所院校提供分类服务时，也就是在暗地里“兜售”圈层（peer groups）。大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学校制造了某种同质性（homogeneity）。例如，有的学校可能喜欢招聪明的学生，有的学校喜欢招家境富裕的学生，有的学校偏爱有艺术天赋的学生，有的学校则欢迎有特定职业规划的学生。通过此种方式，学校可以吸引到想要接触或结识同类的学生。分类同样适用于教职工。如果一所大学可能会吸引化学特定领域的顶尖教授，那么它也可能会吸引到那些希望与之共事的学者。对人们进行此种分类是学校提供的一项基本服务。
本书试图论证，在内战以前，自由市场提供的教学和分类服务一直阻碍着美国大学的研究表现，而在内战之后，这两种服务又增强了美国大学的研究表现。更确切地说，这两类服务最初使所有美国高校无法获取人才与资金，却又在后来使它们人财两旺。
要明白这点，就需要注意，在自由市场中，公司必须提供消费者想要的东西，早在19世纪，美国家庭就有了宗派分类的需求。例如，浸信会教徒希望和浸信会教徒一起上大学，长老会教徒希望和长老会教徒一起上大学，等等。此外，大多数学生偏爱离家近的大学。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催生了大量的高校。美国在独立时仅有9所高校，内战前增加了约900所。大量高校的创建满足了人们对分类的需求，它们能够吸引到宗教背景相似的地方精英。但这同时也阻碍了教学，由于学校规模小、资金不足，它们只能低薪聘用一些非专业的教授讲授范围狭窄、内容僵化的课程。简言之，彼时的美国高校不太需要科研人才，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负担他们。因此，它们几乎无法在研究领域与欧洲大学竞争，事实也确实如此。
既然高校的教学和分类服务使自身陷入了困境，那想要摆脱困境，就必须对教学和分类服务进行改革。之所以需要进行教学改革，是因为高校观察到其所教授的技能与客户需求之间的差距日益显著。例如，学生对工业化的兴趣日渐增加，高校却并未开设相关领域的课程（如工程、商业）。不过，教学改革很难推进。在前人数次失败的尝试后，直到内战结束，后起之秀康奈尔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方才取得了成功，它们的成功之道是在一系列领域提供专业和先进的教学，而不是提供宗派分类。自治也使得像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老牌劲旅及时做出有力回应，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几十家大学紧随其后。这些学校很快意识到，不同以往，新的教学方式青睐的教师类型是处于某一领域前沿的专家，换言之，就是能做研究的人。与此同时，学术体系提供了衡量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的额外标准。这也使得那些教学改革成功的学校能够识别人才，启动分类程序，将最顶尖的人才尽数招入麾下。
这些学校也很乐于见到入学人数的迅速增长，但问题在于，它们提供的分类服务开始无法适应重点学生的需求。具体来说，在增长的入学人群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太富裕的学生和犹太学生，在反犹情绪高涨的时期，这会导致对以往服务的精英阶层的疏远。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些学校开始进行分类改革：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实施了择优录取，一些学校很快进行效仿。择优录取开启了另一种分类程序，这种程序能使这些大学招揽到能力出众的学生。
最终，那些率先进行教学和分类改革的学校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组合：最优秀的同侪和最优秀的教师，这些教师拥有的研究禀赋，使其有资格提供专业和先进的教学。学生亦会对此感到满意，并在毕业后向母校捐款。对于那些凭借努力、远见、特权或运气制造出这种组合的学校来说，这同时创造了一个良性循环：教学与分类改革使它们获得了人才和金钱，而这又能吸纳更多的人才和金钱。反之，那些优秀学生或研究人才流失的学校则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二战后，联邦研究基金强化了这一趋势。其结果是建立了一套体制，该体制能够找到顶级人才，并将他们与几十所研究型大学的海量资源进行匹配。此外，这些学校能够在研究中投入超多资本，我们会在后文中分析具体原因。
简言之，以上论述解释了美国大学研究最初弱势的原因，以及在二战前几十年就开始改善的事实。此外，这一解释也表明了美国研究实力的转变还是仰赖美国高校自身的主体性而非来自欧洲外部力量的推动，尤其是诸多高校的领导者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后，基于上述理由，自由市场的进路并未加强美国在其他教育领域的表现。例如，在基础教育中，分类动力会使得对（教学）人才的识别复杂化，有时还会将资源导向效率较低的学校。更进一步来说，尽管美国顶尖研究的产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几十所大学，但国际测试等成绩还是取决于本国数千所K-12学校的状况。
即便这种叙事能够解释美国教育表现的突出方面，它也留下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美国能有以市场为导向的大学体制，大多数欧洲国家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