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潮流中,教宗从来就不只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蛮族起而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在缺乏任何其他组织的情况下,教宗担负起打造西部命运的责任,扮演了欧洲接生婆的角色,创造了几位皇帝,也罢黜过几位反叛教会的君王。为了维持和平,教宗曾为殖民强权而将世界划分为已知世界与有待探索的世界两个部分,或将几个国家和大陆拖入战火,鼓动基督教的西方对穆斯林的东方发动“圣战”。
因此,在世界史上,教廷的历史是一个最重要、也最特殊的制度的历史。它涉及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近至当代对有关生与死的议题、堕胎与死刑的道德性、资本主义或核战争等议题的关注,远到西方艺术史,如委托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布拉曼特与贝尔尼尼的艺术创作,教廷都一直是,并仍将是人类许多最迫切、最根本,也最丰富的关切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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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原因,大多数学者接受了早期基督教传统的说法,认为彼得与保罗死于罗马。然而,尽管他们在罗马生活、传教和死亡,但严格说来,他们并没有在那儿“创立”教会。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是在他或彼得到达罗马之前写的,而且是写给一个已经存在的基督徒社群。1世纪的罗马,犹太人口庞大且仍在增加,可能多达50,000以上,他们散布于罗马城内,但特别聚集于与市中心隔河相望的特拉斯特维勒(Trastevere)城区,那儿有10多个犹太会堂(synagogues)。这些罗马犹太人是一个正在扩张且颇为自信的群体,他们渴望皈依基督教,与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保持着稳固的联系。耶路撒冷是第一个基督教传播中心,因此犹太人相信基督在公元40年代初期就为他们找到了前往罗马的道路,这不足奇怪。公元49年,他们在罗马的犹太会堂中已成为一股重要势力,并因为他们的信仰造成了一些麻烦。根据异教史家苏维托尼乌斯的说法, 犹太人中因为基督(Chrestus,基督早期的通用名)信仰而骚乱不断,引起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ius)的警觉,于公元49年将他们逐出罗马。这次驱逐不可能赶走50,000犹太人,但犹太基督徒肯定必须离开,其中两人就出现在《新约》中。犹太基督徒制棚者亚居拉(tent-maker Aquila)和其妻百基拉(Priska or Priscilla),就是克劳狄驱逐的受害者。他们到了哥林多(Corinth),成为使徒保罗的朋友(《使徒行传》18:2),并随他去了以弗所。不过,他们最后又回到了罗马,他们的家成了一个教会的聚会之所(《罗马书》16:3-5)。
罗马的基督徒组织是“一个”教会(a church),请注意,不是“整个”教会(the Church),表明它是从犹太社群中发展出来的。罗马的犹太会堂与安提柯的会堂不同,它没有一个中心组织。每个会堂各行礼拜,各选首领,各自照顾自己的会员。同样,由于会堂原本就是避难场所,其组织似乎反映了早期罗马基督徒社群的组织模式:由一群独立的教会组成,各自在社群中较富有的成员的家中聚会。这种家庭教会,每个都有自己的首领即长老(the elders or ‘presbyters’)。它们大多数是由移民所组成,其中有很高比例的奴隶或自由人(freedman)——教宗伊留德里的名字就是“自由人”的意思。
事实上,最初并没有“教宗”,也没有主教,因为在罗马的教会中,长老或主教职位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在1世纪末期,第一代信徒们松散的教会组织形态才在诸多方面变得更加组织化,即每个城市由一位主教领导,辅以一个长老团(college of elders)。这个发展,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应虚假教义即异端野火燎原般的传播。当时,不断出现彼此冲突的宣教师(teachers),每人都宣称自己宣讲的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会因而发展出一套更紧密也更具等级性的组织结构,而事后看来,它对于维护教会的统一与真理似乎不可或缺。主教权位的单线传承,像比赛中传递接力棒一样,将使徒们的教诲传递下去,这不仅保证了基督教真理的纯正血统,也为教会的统一提供了聚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