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一向被认为是我国的最高学府之一，商务印书馆则是我国最大最有影响的出版社之一。它们成立的时间大略相当。在20世纪前半叶，在北京的北大与在上海的商务，一南一北，作为中国两个最重要的学术文化单位，确实构成了中国学术文化的一道景观，堪称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

    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的渊源颇深。历史在呼唤现代国民教育的同时，也在呼唤现代出版事业。这种时势造成了北大和商务风云际会的历史因缘。北大和商务成为给现代文化导航开路的使者。京师大学堂总监、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堂改名后的第一任校长严复，就是早期商务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严复翻译的重要西学著作，包括《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以及《名学浅说》，几乎全都在商务出版，风行全国。1931年汇编成《严译名著丛刊》出版。正是在与商务的出版合作以及和张元济的通信讨论中，严复在中国第一次引用了版权的概念。

    北京大学历史上最重要的校长蔡元培，是商务的第一任编译所长。蔡离沪赴青岛后，张元济接任所长，从此开辟了商务的张元济时代。在这个时代，如果说张元济是商务这艘文化航船的船长，那么，蔡元培就是它的导航。在蔡元培的一生中，他都把商务当作自己的事业的一部分，在往来书简中也常将商务称为“本馆”。1916年蔡元培回国，决定就任北大校长之后，曾托张元济代为考虑与商洽有关人员，如蒋维乔、汪兆铭、章味三以及印度学者得士等人，争取他们到北大以教为助。1918年夏间，张元济专程到北京，在北大和教授们广泛接触，举行座谈会，洽商合作。张元济那次到北大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主要是：一、世界图书馆拟在北大和商务陈列各国图书；二、编辑通俗教育书籍；三、由北大教授来修订商务教科书。此外，北京大学还委托商务印书馆向国外购买外文图书，由北京大学消费公社与商务北京分馆签定订购西书合同。商务印书馆委托北大教授在赴外地采集标本时也为商务采集一份，供商务制作标本之用。

    总之，蔡元培校长和张元济所长，以他们相濡以沫的友情促成和奠定了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的广泛合作。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商务和北大的重要的正式往来，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1921年春夏间，商务的第三任编译所长高梦旦来到北京，请胡适去做商务的“眼睛”。这个眼睛的含义就是新文化的“眼睛”。这表明商务有追赶时代潮流的意愿。胡适也认为：“得着一个商务，比得着一个什么学校更重要。”这一句话可以说是当时商务在北大教授心目中重要性的一种写照。后来胡适在暑假中到上海，在商务考察了一个半月，最后转荐了他早年的老师王云五去做他的替身——第四任编译所长。

    王云五和北大也有着历史的联系。民国初年，教育部更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的校名时，两个具体承办人中的一个就是王云五，是由王云五奉命去与京师大学堂的总监严复交涉商办的。这一点史实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王云五任商务要职后，胡适和商务的联系更为紧密了，以至有权威人士说胡适将商务当作了自己的出版机构。

    在往后的历史关键时刻，北大和商务都能通声气。我们不难找到这样的记录。1923年初，蔡元培因不满于当时的教育总长，发表声明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张元济写信给蔡元培，内云：“兄前此辞去北大，弟所深佩。甚望能终自坚振。”1932年1月28日，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炸毁，蔡元培和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也曾在商务工作过——编者）等联名发出慰问电，谴责日军的暴行，胡适等北大学者也给商务主事人去信。张元济在给胡适的一封有名的信中表示了商务复兴的决心：“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所最望者，主持国事皈依三民主义之人，真能致民于生，而不再致民于死，则吾辈或尚有可措手之处；否则，摧灭者岂仅一商务印书馆耶？”

    北大和商务的历史渊源，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不曾与商务发生关系的几乎没有。蔡元培在《北大月刊发刊词》中表露过他的办学思想：“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意思是大学应该是全国文化之中心，大学就是大学者集中的地方。在这一方面，商务印书馆成为北大最重要的呼应者以至同盟者。

    （摘编自王建辉《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