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商务在建国后出版的大部分西方学术译著被打成“毒草”、“黑标本”，商务翻译出版外国学术名著的工作也完全陷于停滞状态。1978年，国家出版局重新确认商务的出版方针和任务，主要仍为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和编印中外文语文词典等工具书。

    1982年，商务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下简称“汉译名著”）第一辑50种。丛书名沿用商务二十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之名，以示继承与发扬之脉流；另加“学术”二字，以突出其学术性。时任商务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陈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为此套丛书撰写的发刊词中说，“这套丛书的出版说得大一些，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

    丛书的“出版说明”解释了结集的缘起：“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成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阅，又利于文化积累。”其编译之旨在于以此丛书汇聚代表各时代、各民族之文明精华的名著，以滋养国人，并奠定中国学术发展的基础。丛书按宽泛的学科分为四类：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分别以橘色、黄色、绿色和蓝色的书脊颜色标明。

    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这样一套译丛仍要面临不少困难和风险。比如由于资金、仓库、出版发行体制等方面条件的限制，这套丛书最初出版时只能配到3100套，在社会上供不应求。另外，由于当时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左”的思潮仍然存在，这使“汉译名著”的结集出版仍面临很大的压力。比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经面世就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认为将这种帝国主义阶段的、内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书列为学术名著，是没有阶级意识。在1983年的“反异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指责商务印书馆在搞“精神污染”。但商务领导人抵制住了这些过激言论，没有改变 “汉译名著”的出版方针，在1982年至1986年的五年中，“汉译名著”以每年50种的速度大规模持续推出。

    丛书出版伊始，采取重编旧译、开拓新译的方法，一方面重印并修订原有译著。另一方面，商务积极联合学界，制定新的选题规划，并组织翻译出版。1983年，我馆开始制定1984—1990年七年规划，共陆续派出13个调研组，走访了18个城市的40余所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深入探讨此套丛书的选题规划，并于1984年11月邀请在京专家学者、相关负责人在香山召开选题规划座谈会，最后确立了丛书的七年选题规划。在此七年规划即将完成之时，商务同仁与学界精英于1989年12月召开了“汉译名著”丛书第二次选题规划会，确立了“汉译名著”丛书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选题拓展方向。胡乔木同志还特意为此次会议发来贺信，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选题建议。

    这套丛书引领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西书破禁和思想解放浪潮，并及时地为当时正大张旗鼓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必要的书籍。选题之经典、译本之精当，使“汉译名著”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丛书之一，引领并参与打造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