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厦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之后，人民大量流亡，学校停办，商务分馆的业务开始清淡。但在厦门对岸有个鼓浪屿小岛，是由英、美、日共管的租界区，厦门老百姓大部分到鼓浪屿避难，因此人口大量增加，小学由原来四家增加六家，中学有两家，学生数成倍成倍增加。这些中小学都是教会办的，在当时条件下日本人有所顾虑，不好明目张胆进行干涉。当地学校采用的课本大部分是商务版，所以商务在鼓浪屿设有分销处，有两个店面，管理相当不错。我念初中时，就经常去买图书、地图和文具用品等。从此，商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智识的宝库。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战火扩大到整个东南亚，日军占领鼓浪屿，当地所有的英美籍外国人全部被逮捕，关进集中营。中小学校全部封闭，经过一段时间后，才逐渐恢复，但课本大部分有变动。再加上海路交通中断，货物运不进来，商务业务清淡下去，只依靠销售一些文具用品来维持职工的薪水。经过四年艰难的挣扎，其间亦有两三个月发不出薪水，曾向五洲药房借贷，由上海总馆付还上海五洲药房。当时厦门商务职工共有七人，这种困难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才恢复生气。

　　1946年初，我当时20岁，由史若航先生介绍进厦门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经理是鲍天禄，会计主任史若航（退休回老家余姚，于1974年去世)，营业主任王志鸿(1985年在南京书店时去世)，全店共12人。店址在市区最繁华街市，有三间店面，四层楼房，在当时算是最好的门面。我被分配在图书柜台，开始学会四角号码，这是商务在发行部分工作中的一个基本训练，懂得四角号码，才能根据书名前四个字的头一个四角号码，组成四位号码，就可以得心应手翻检库存簿找到这本书是放在仓库哪一号木箱里。1946年七八月间，从海轮运来第一批国民党教育部审定的“国定本”小学课本。当时还有一家中华书局，比商务规模要小，世界书局正在筹备中。经理要我到各小学推销“国定本”课本。我采取了迅速行动，跑遍全市各小学，找校长联系推销，说出商务的优势“品种齐全、数量足、交货快”，顺便还向他们介绍商务有新到的大小鼓、铜号、风琴等，收到很好效果。全市小学课本商务的销货量约占75%，中学的课本由吴治平同志负责推销（他后期升为营业副主任，“文革”期间在长沙书店去世）。

　　1947年世界书局复业，加上一家小书店代理正中书局的图书，这样共有四家书店推销“国定本”课本，竞争白热化，我就采取措施，把那些学生数比较多的小学校长，请来吃一餐，要求他们多买商务的课本，而在文教用品上，给以九折优待，这样商务的课本销售仍然占很大的优势。在本市的销售量取得稳定之后，经理再派我到闽南地区的泉州、漳州二地开展代理分销店的业务。这两个地方的书店都是个人经营文具图书并存的小型书店。他们代销商务版各类图书，卖不完可以少量退货，他们都用提高折扣来同我磨。我把厦门地区中学采用教材品种向他们介绍，请他们转向中学宣传，以增加中学课本的销售和少许提高小学课本折扣两种互相混合来达成协议。1947年开始，有菲律宾马尼拉陈国全先生经营的书店来批发新书和文具用品，这些货物都要装箱由海轮运出，由我去菲律宾领事馆办理证件手续。

　　那时候商务除了中小学课本日出新书一种之外，最畅销的是《四角号码词典》《英汉词典》《综合英汉大辞典》《中国地图》等。当时厦门大学采用萨本栋著的《普通物理学》和《比较宪法》等教材，打开了大学课本用中国人自编教材的风气。英语图书销售量也很大。商务总管理处的效率是比较高的，添单、电报一去，马上由海轮运到。分馆业务结构比较完善，人员配备也很精练。大家一心一意做好工作，忙是忙，但使得上劲，觉得很有意思。

　　大约在1947年或1948年，年终分红利，半数以商务股票相抵，我也分到15股，现在记不起票面的价值，只记得在1953年清理商务股票时，我的股票份额还达不到改值后最低的一股。就折现金退还，由于1949年前国民党货币贬值，再折合人民币，当时退回来的现金，还买不到两本《四角号码词典》。

　　厦门于1949年10月解放，商务的业务继续经营下去；世界书局属于官僚资本所有，按政策没收；中华书局于1951年实行紧缩，把分馆合并到福州中华书局去。这样厦门只余下商务一家书店。1951年10月接商务总管理处通知，厦门分馆所有的业务、账目到1951年12月31日结束截止。1952年元旦，正式成立由三联、中华、商务、开明、联营五家组成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厦门分公司，归属北京总公司领导。至此，厦门分馆18位职工全部转入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厦门分公司，业务机构都依照原商务编制进行工作，但是，厦门分公司只存在了一年。1953年1月又并到福州分公司去，这次原商务的职工全部拆散了，有六人留厦门，五人进厦门新华书店，一人去建筑公司，五人调福州，四人调南京，一人去杭州，一人去长沙，一人去广州。厦门新华书店只吸收那些1951年进店、薪水比较低的年轻人，我是被调到福州。这一年收到商务总管理处发给原商务职工每人一个月薪水，作为割断关系的酬金。

　　1953年底，成立两年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在全国各地的分公司都合并到当地的新华书店里去。这样我才于1954年调回厦门新华书店来。

　　我曾多次出差北京，到王府井大街，在商务印书馆门前伫立细看商务印书馆的招牌，追思这个古老的出版社的历史。她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文化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那些培育我的老同事，已有四位与世长辞了。他们严格的工作精神，使我在三十多年书店工作中，得益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