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会现场

 

　　8月17日，“科学≠技术？我们一起聊聊科学的‘真面目’”——《科学乃自由之路》新书分享会在上海静安图书馆举行。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哲学系双聘教授吴国盛围绕新书主题，就科学精神的起源与内涵、过去人们对科学的系统性误解，以及自由探索与基础科学的深远意义发表了精彩演讲，并与现场读者展开深入交流。

 

科学不等于技术：一个被忽视的根本问题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哲学系双聘教授吴国盛

 

　　分享会上，吴国盛教授首先指出，人们常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习惯以“科技”并称，实际思考时却只关注技术而忽视科学。这种“科技不分”的认知偏差由来已久——从20世纪初的“科学救国论”到后来对科技的推崇，再到民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曾经，人们对科学的推崇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

 

　　他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自由探索，技术则是实用性的应用。中国在技术应用领域——高铁、AI、通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基础科学和世界观贡献上却很少。他特别指出，现代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源于基础科学突破：人工智能基于Hinton的深度学习理论，计算机网络基于量子力学和数理逻辑，电力和化工则基于电磁学和化学。如果每次技术革命都依赖跟随西方，那么一旦遭遇技术封锁便会陷入被动。而功利主义的科学观，正是制约中国基础科学突破的深层原因。

 

“有技无科”的中国传统文化：科学传统的缺失

 

　　吴教授追溯了“科学”一词在中国的由来——19世纪70年代由日本学者西周发明，1895年康有为引入中国，1915年《科学》杂志创刊后才逐渐普及。他援引梁启超、冯友兰、竺可桢等学者的讨论指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传统：四大发明、张衡地动仪、祖冲之圆周率等只是局部、孤立的成就，未能形成持续发展的科学传统。

 

　　“中国古代技术确实发达，如陶瓷和丝绸，西方人难以复制。但技术发达不等于科学发达。”吴教授认为，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李约瑟难题”（为何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时未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导致中国人偏爱“古代科学发达”的说法，却回避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古代中国缺乏以推理演绎为特征的科学传统。

 

自由：科学精神的内核

 

　　吴教授指出，科学在19世纪才开始有实际用途，但在此之前欧洲已有两千多年的科学史。“为什么那些人在科学无用的情况下还要做科学？因为人类社会中并非所有人都要搞经济。”他以牛顿为例——牛顿没有为英国社会创造任何实际的GDP，却享有巨大名声，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他表示，实际上，科学不是工具，而是人类文化中最精致的东西、最高的追求。吴教授进一步将科学精神与“自由”的概念联系起来。他指出，自由不是中国文化的固有概念——严复翻译liberty时苦思半年，发明了“群已权界”作为译名，但没有传播开来。

 

　　“自由”一词仍然是日译。中国文化强调整体优先、个体从属，而西方文化始终强调个体的独立自主。“自由”的要义就是强调万物皆有自有的本性。科学的起源正在于“自然的发现”——相信万物皆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希腊人由此创造了一套以推理演绎为特征的知识体系，其目的不是实用，而是激活人内在固有的理性。“希腊人认为理性是人性的根本，学习科学是为了涵养人性，成为真正的人。”吴教授说，“这与儒家认为仁爱是人性根本、需要激活爱心以成为君子的观点形成了深刻对比。”

 

从“追赶型”到“前沿型”：理解科学的紧迫性

 

　　最后，吴教授将视野拉回当下。他指出，过去中国处于“追赶型”科技阶段，可以跟随其他国家学习，不需要追问科学的本质。但如今中国已进入科技前沿，“跟随学习“不再被允许时，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就变得极为尖锐和重要。

 

　　他回顾了中国近代史上“救亡压倒启蒙”的困境，竺可桢曾提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但那时救亡的主要任务在前，无暇他顾。而如今，“如果仍然秉持功利主义的科学概念，那么科学将与中国无缘”。吴教授强调，这不是能力问题——中国人在数学领域只要沉下心来就能取得成就——而是观念问题。理解科学的本质、回归自由探索的精神，是当前民族和国家迫在眉睫的课题。

 

 

 

 

 

 

《科学乃自由之路》

（商务印书馆202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