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国与族：中国现代文学的国家民族意识 平装

追溯现代文学中民族—国家意识的演变过程，看见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厘清现代中国文学深处的国族情结
剖析知识分子的犹疑与深情，才能读懂现代中国文学的厚重和复杂 
 

李怡，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学术著作《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作为方法的“民国”》《文史对话与大文学史观》等多部。
李扬，四川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学术著作《延安鲁艺诗人及其创作研究》。
刘秀林，四川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当代文坛》《励耘学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本书完整地呈现了现代中国文学中民族—国家意识的演变过程，深入细致地辨析了不同思想基础的文学追求面对民族—国家问题时的种种心理诉求，特别是现代知识分子各自遭遇的思想情感纠葛，以及他们个人的民族、国家情怀，从中揭示了民族国家叙事这一宏大主题的多层次状况，著作的讨论对进一步把握现代文学的丰富和复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章郁结、盘桓与顿挫：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国家—民族叙述
一、“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
二、纠缠中的“国家”与“民族”
三、国家—民族意识的文学演化
第二章国家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文学
一、国家主义的前世今生
二、思想传达的文学性
三、历史的反诘与自省
第三章教养的文学：国民党文艺实践中的民族与国家
一、“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与“法西斯主义文学”
二、发明传统与规训日常
三、“国家美学”的感召：未来主义的转译、变形与困境
四、组织内的“脱网”与“回心”
第四章无根之我：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中的国家与文学
一、道德理想的激进与虚无：中国式无政府主义的两歧性
二、去个人化的集体诗学
三、“无政府”与政府的纠葛：重探“温和革命”的局限性
第五章遗民—沦陷心态：沦陷区文学中的国族之思
一、回到历史情境：“遗民”概念的回溯与清理
二、清遗民的伦理境遇与历史抉择
三、“附逆”的表与里：沦陷区文人的遗民心境
四、“抵抗”的层次性
第六章中国现代作家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一、总体中国图景的诞生——近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新中国”想象
二、“中国”的建构与“民国”的批判——鲁迅的国家—民族意识
三、郭沫若：革命中的国家与民族
四、老舍：国家—民族意识的升华与隐曲
五、巴金：安那其主义、反封建与家国情怀
六、沈从文：民族书写的“抒情”限度
七、闻一多：“国家”“民族”与“人民”的三重纠葛
八、陈铨：国家主义时代的民族情怀
参考文献
后记

1921年10月，“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一部小说集”由上海泰东图书局推出，这就是郁达夫的《沉沦》。从1921年至1923年，这部小说集被连续印刷十余次，销量累计至20000余册，在新文学初创期堪称奇观。“对于他的热烈的同情与感佩，真象《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德国青年之‘维特热’一样”，因为“人人皆可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多数的读者，由郁达夫作品，认识了自己的脸色与环境”。当然，小说中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应该有好几处，包括性爱的暴露、求索的屈辱等等，但足以使读者普遍为之情绪激昂的，还是其中那种个人屈辱与家国命运的相互激荡和纠缠，这样的段落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引证的经典：

他向西面一看，那灯台的光，一霎变了红一霎变了绿的，在那里尽它的本职。那绿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时候，海面就现出一条淡青的路来。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见西方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
“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乡土吓，我如今再不能见你的面了。”
他一边走着，一边尽在那里自伤自悼的想这些伤心的哀话。走了一会，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他的眼泪便同骤雨似的落下来。他觉得四边的景物，都模糊起来。把眼泪揩了一下，立住了脚，长叹了一声，他便断断续续的说：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 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在这里，一位在异质文明中深陷焦虑泥淖的中国青年将个人的悲剧置放在了国家与民族的普遍命运之中，并且在自己生命的绝境中发出了如此石破天惊般的呐喊。一瞬间，个人的生存苦难转化为对国家与民族的整体控诉，郁积已久的酸楚在这一心理方式中被最大剂量地释放。这也就是作者自述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现在世上的国家是什么？社会是什么？尤其是我们中国？”所以，在文学史家看来，这部作品的显著特点就在于“性、种族主义、爱国主义在他心底里全部缠结在一起”。
《沉沦》主人公于质夫投海之前的这一段激情道白击中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普遍心理与情绪。1921年的“《沉沦》热”、百年来现代中国文学与现实人生的不解之缘从根本上都与这样的体验和情绪紧密相关：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普遍主题中，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凸显格外引人注目，或者说，个人命运感受与国家、民族宏大问题的深刻联系就是我们文学的最基本构型。
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始至终都没有否认过这一基本事实。1922年，胡适写下新文学的第一部小史《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就是以“国”定文学，是为“国语的文学”。1923年，瞿秋白署名陶畏巨发表新文学概观，也是以“西欧和俄国都曾有民族文学的先声”为参照，将新文学视作“民族国家运动”的一部分，宣布“他是民族统一的精神所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奠定了新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基础，在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核心话语的历史陈述中，“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与“民族解放”的政治背景十分清晰。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继续依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状况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挽救民族危机也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以降，被称作代表“新启蒙”思潮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更是将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作为文学探索的基本背景，明确指出：“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意识的全面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崛起与腾飞，是本世纪全民族的中心任务，构成了时代的基本内容，社会历史的中心，民族意识的中心，对于这一时期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起着一种制约作用，决定着这一时期文学的性质、任务、历史内容，以及历史特征，等等。”新时期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在内有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启蒙/救亡双重变奏”说，在外则有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感时忧国”说，它们的思想基础并不相同，但却在现代文学的国家民族意识上有着高度的共识。直到21世纪以后，尽管意识形态和艺术旨趣的分歧日益加大，但是平心而论，却尚未发现有谁试图根本否认这一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