庠序有诗音：中国新诗教育研究（1919-1949） 平装

探讨中国新诗与现代教育之间的关系，呈现新诗教育对新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孙晓娅，女，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城学者，首都师范大学青年燕京学者。首届“女性诗歌奖评论奖”得主，“诗参考30年中国诗歌文献奖”以及第六届“中国诗歌批评家奖”得主。现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诗歌学会理事，诗歌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吟诵协会理事；并任《中国诗歌研究动态》执行主编。曾出版学术专著《跋涉的梦游者——牛汉诗歌研究》《新诗十二名家》《读懂徐志摩》《新世纪诗歌现场研究》；编撰《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中国新诗研究论文索引（2000-2009）》；主编《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第7卷）》《新世纪十年散文诗选》《牛汉的诗》《诗歌十二使徒》《内外之间：新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等。曾在《新华文摘》《文艺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诗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视阈下民国诗歌史料的整理与研究”（16BZW115）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景观视域与空间构境——新世纪十五年新诗发生现场及创作研究”（16JHQ043），以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北京市教委面上项目多项。

本书秉持“大文学史”观，打破文学与社会、历史、政治、教育等问题的边界，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女高师、延安鲁艺、西南联大五所大学为核心研究案例，打破以大学个案为例的传统研究方法，创设出“能教”和“所育”的教育研究理念，把针对五所大学的新诗教育研究熔铸此教育理念的阐述逻辑中，置身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与具体情境中发现和探讨中国新诗发生发展与教育之间互生促进的意义；在史料发掘整理、教育场域内外研究中呈现新诗教育对新诗现代化进程的参与和影响。
上编通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透视不同大学在不同时期对新文学课程比重的调整以及新诗作为一门课程从确立发展的过程。下编关注受教者在大学新诗场域内外的自我成长。研究中格外突出学生创作的主体性、能动性，通过在校诗写反观学生是如何参与到大学教育中，在思想、精神和创作中汇入社会思潮、文学运动、教学理念、知识体系、校园文化语境。
 

绪论　起于危机：新诗教育场域内外
上　编
第一章　大学流脉与新诗建构——以北京大学为例
第一节　从“尝试的热情”到新诗教育传统的生成
第二节　新诗的发源地与“民间”的发现
第三节　西南联大：卓尔不群的教育体制
第四节  萃取精华　承袭经验：复员后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教学
第二章　“新文学”建构与诗歌教育的延展——以抗战时期延安鲁艺为例
第一节　教育空间下延安诗歌的生成：课程设置与地方经验
第二节　鲁艺诗歌的生产机制：以何其芳与《草叶》为中心
第三节　以鲁艺为方法
第三章　刊内刊外：发表阵地与诗才培养
第一节  从《北京大学日刊》到《歌谣》周刊：以刘半农对《歌谣选》的选订为切入点
第二节　新旧博弈之间：《文艺会刊》与女高师学生新诗创作统揽
第三节　燕京大学校刊《生命》与冰心的“圣诗”创作
第四章　知识生产与诗歌传播
第一节　“另类”的新诗史：《中国新诗史》的文本内外
第二节　从新诗讲义管窥现代诗教传统
下　编
第五章　薪火相传：教育情境中的师生圈
第一节　参与小诗文体建设：文坛前辈对新诗的“芽儿”的扶植
第二节　唤醒天赋 陶冶兴趣：非“专任教员”对学生潜能和人格的激发
第三节　“博学敦行的学者”与卓然独立的诗群：西南联大教授对现代诗人的铸造
第四节　“重造青年”与“开创一种新文化”：李瑛与沈从文“集团”
第六章　个人与复数：教育生态场域中诗人们的成长与交汇
第一节　杜运燮与“冬青社”：诗人在社团中的自我成长
第二节　“文艺社”•孑民图书馆•学生运动
第三节　“精神圈子”：以诗会友的西南联大诗人群
第七章　“她”的心智书写：现代大学生的诗思生成
第一节　“明丽的诗风”与“读书时代的你”：典型的女学生风格
第二节　从“晚会”的爱丽丝到“人类的一个思想”：女学生的感性与知性
第八章　“他”的在场与介入：现代大学生的校园经验与时代书写
第一节　从“盔甲厂”到“燕舫湖畔”——“青年欲望”与校园日常书写
第二节　“生的死亡”——战时语境•学生视角•现代生命观
第三节　现实的“里面”与现代的“外壳”——诗艺探索与风格转变
结语　历史想象之外的追问

绪论　起于危机：新诗教育场域内外

一  研究缘起与教育视域下中国新诗合法性溯源
中国的“诗教”传统源远流长。“诗教”一词，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中国的“诗教”传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逐渐发生转型，并参与了中国新诗的诞生与发展过程。晚清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教育体制的变革，西方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被引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肌体，诗歌教育亦呈现出崭新的风貌，“诗教”传统也因此被注入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在封建社会，教育往往依托于宗教、家族和专业组织，而在现代社会，教育却成为一项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公共事业，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学目标、师生关系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改变。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一方面主要以大、中、小学学校为基本单位，通过学校课程设置、师生互动、校园刊物、校园文化等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思想；另一方面，文学教育的范畴不局限于以学校为单位的教育活动本身，作为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文学教育勾连着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在广义的层面上，参与了近代中国整体文化格局的演变。
传统“诗教”的核心在于儒家人格的培养、价值观的塑造与审美能力的结合，这种教育理念也浸入到“五四”之后的教育改革中来，并与西方教育理论、思想、方法相互碰撞，继而影响了新诗的发展形态。新诗作为“知识”进入教育场域并被传播，以讲义、课堂、报刊、社团为媒介，依托校园文化生态，催生出诗歌的审美新变。诗歌教育也不仅围绕诗歌技艺、诗学理论加以探讨，更如学者指出，它还牵涉到“启蒙论述、文化政治、权力运作、经典确立、文学传播、学科规训等”。新诗合法性的确立离不开教育场域内外新诗读者的培养、创作队伍的培植、批评空间的开创，在教育的诸种具体环节，譬如诗歌史的讲授、教科书的编写、审定与出版、模范新诗选本的选定与阐释，表面上是何种诗歌形态可以作为“典范”被教授的问题，实质上也是施教者所处的文化立场、外部的教育空间、出版市场以至政治局势等问题的延伸。将诗歌教育放置在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1919—1949）这段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可以发现它不断突破、延展着传统文化语境中“诗教”概念的边界。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为标志，中国教育开始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具体表现为书院改造、新式学堂建立、西学课程设置、派遣学生出国、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停废等。及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政治权势鼎革之际，“美感教育”被置于重要位置。1912年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同年9月公布：“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人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尽管这一目标在实践过程中遭遇了诸多挫折，但它以学校为教育载体，为多元的教育思想的发展，以及种类繁多的教育实践的展开，奠定了基调与基础，而这也为文学教育尤其是诗歌教育参与中国现代诗歌的建构提供了土壤。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是，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并不是自上而下地推行与落实“美感教育”的过程，反而是新诗倡导者与新诗人自下而上地回应、解决新诗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并在不断辩驳之中推动了新诗自身的审美观念与诗学理论系统的更新。
现代中国的诗歌教育力图将受教育者塑造成为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具有理想人格的个体，但这一过程无法简单地被“启蒙”“救亡”“革命”等宏大叙事或套语所回收。事实上，在不同的社会与教育空间下形成了不同的教育生态，孕育了现代人不同的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因此，诗歌教育看似是一系列“知识”的加工与生产，内在的根柢却以现代人的感性经验为基础，亦旨在回答并解决人如何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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