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蛮民族史证 平装突厥学研究丛书

丝绸之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历史及文化爱好者、研究者丝绸之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历史及文化爱好者、研究者

10—11 世纪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民族迁徙10—11 世纪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民族迁徙






 

总 序
陈浩
突厥的“祛魅”
商务印书馆编辑提议，由我主编一套以突厥语人群为主题的丛书，我欣然应允。思量再三，我们决定将丛书命名为“突厥学研究丛书”。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突厥”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它犹如远山叠影一般，让人看不清本质。我们有必要廓清“突厥”和“突厥语人群”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从而对“突厥”的认知误区进行澄清。
“突厥”一词最早见于汉文史料记载，是在西魏文帝的大统年间。学者们一般认为，汉文“ 突厥”的语源是*Türküt，词尾的-t 是某种（蒙古语或粟特语的）复数形式。在突厥碑铭中“突厥”有两种写法，分别是 和 ，换写成拉丁字母则分别是t2ẅr2kẅ 和t2ẅr2k2。根据如尼文的拼写规则，理论上它可以转写成türk、türük 和türkü 三种形式，其中第一种形式更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关于“突厥”一词的含义，最早的一种解释出自汉文史料。《周书•突厥传》：“（突厥）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现代突厥学家一般将Türk 释为“强有力的”。
公元552 年，突厥首领土门推翻了柔然人的统治，自称“伊利可汗”，正式肇建了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突厥汗国。不久，由于内乱，突厥汗国便形成了以西域为中心的西突厥和以漠北为中心的东突厥的东西分治格局。贞观四年（630 年），东突厥汗国颉利可汗被唐朝大将李靖俘获，东突厥汗国灭亡。唐廷将东突厥降户安置在河套地区，并在此设立都督府州，以东突厥首领为都督、刺史。显庆三年（658 年），唐朝派兵消灭了阿史那贺鲁，标志着西突厥的统治彻底终结。调露元年（679 年），突厥降户阿史德温傅和阿史那奉职反唐，未果。永淳元年（682 年），骨咄禄率众起义，复兴了东突厥汗国，史家一般称之为“第二突厥汗国”或“东突厥第二汗国”。天宝四载（745 年），末任阿史那家族白眉可汗被回鹘击杀，东突厥第二汗国灭亡。突厥汗国的统治阶层几乎都迁到了唐朝境内，作为被统治阶层的草原部落，经过短暂的整顿，形成了新的政治体。
突厥汗国崩溃之后，漠北草原兴起了回鹘汗国。回鹘在北朝时期是高车或铁勒的一支，汉译“袁纥”，属于原生的漠北草原游牧势力，在唐朝是漠北“九姓”之一。中古时期，回鹘的音译除了“袁纥”之外，还有“韦纥”、“回纥”，其中“回纥”较为常用。安史之乱后，回鹘统治者要求唐朝廷把本族的族名从“回纥”改为“回鹘”，取“捷鸷犹鹘”之义。无论是从汉文史料来看，还是从回鹘汗国时期的漠北碑文来看，他们都是把前朝政权称为“突厥”，自称“回鹘”，这一区分是很明确的。
突厥汗国灭亡之后，在汉文史料中“突厥”一词几乎被废弃，历代的中原王朝也都同步地更新了各自时代内西域和漠北民族的称谓。“突厥”作为部族名，在汉文史料中年代最晚的例子是辽代的隗衍突厥和奥衍突厥。由于《辽史》中仅有只言片语，所以很难确定这个隗衍突厥与唐朝的突厥有何关系，可能是袭用了唐朝的旧名，因为《辽史•兵卫志》提到辽属国时，不仅列举了突厥，还提到了乌孙、吐谷浑等，这些显然都是历史上的旧称。宋以后史料中提到突厥的，多为类书从正史中摘录有关北朝、隋唐之际突厥汗国的内容。
虽然“突厥”在汉文史料中成为过时的历史名词，但它在中国以西的不同文化和历史语境中被继续使用着。自6 世纪以来，拜占庭史料中就有关于突厥（Tούρκοι）的记载，它指代的对象当然是突厥汗国这一政治实体，具体应该是室点密系的西突厥。同时，“突厥”在东罗马的历史叙事传统中又被赋予了“异族”、“他者”的文化内涵，取代了“斯基泰”成为游牧民族的泛称。因此，随着突厥汗国的灭亡，拜占庭史料中“突厥”的指代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在9 世纪的拜占庭历史编纂中，Tούρκοι 一词一般是指哈扎尔人。10 世纪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帝国行政录》中提到Tούρκοι，并且将其与其他突厥语人群诸如哈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和不里阿耳人区分开来。该语境中的“突厥”指的是马札尔人，也就是匈牙利人。拜占庭关于“突厥”的看法，还影响到了穆斯林史家，10 世纪穆斯林文献中的“突厥”概念，也包括马札尔人。
早期穆斯林文献中的指代的对象并不固定，包括马札尔、吐蕃甚或基马克，要视具体的语境而定。总的来说，早期穆斯林文献（例如《世界境域志》）中的“突厥”，泛指欧亚草原上的非穆斯林游牧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定居人群用以建构自我身份的“他者”。11 世纪喀喇汗王朝的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为了让阿拉伯人更好地了解突厥语人群并学习他们的语言，特意用阿拉伯语编纂了一部《突厥语大词典》。喀什噶里在“导论”中列举的“突厥人和突厥诸部落”名单上，有许多不是讲突厥语的人群。这说明，喀什噶里观念中的“突厥”，不单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文化的概念。
13 世纪的漠北草原，兴起了一个以蒙古语人群为主体的帝国。在穆斯林文献中，蒙古只是“突厥”的一部。伊利汗国的宰相拉施特在《史集》中使用的概念，就包括蒙古诸部落，而“蒙古”只是后起的一个族名，它本属于突厥部落。成吉思汗长孙拔都的西征，成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梦魇。西欧人用与“鞑靼”（Tatar）读音相似的Tartar（“地狱”）来称呼蒙古人。随着拔都在东欧建立金帐汗国，以及成吉思汗后裔在中亚统治，西欧语境中的“鞑靼”一词逐渐成为内陆亚洲民族的泛称，包括漠北的蒙古语人群和东欧、中亚的突厥语人群。东欧和中亚的蒙古统治阶层，在语言上经历了一个突厥语化的过程。例如，17 世纪希瓦汗国的统治者阿布尔— 哈齐—把阿秃儿汗，在血统上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说的语言却是突厥语，他撰写的王统世系，也叫《突厥世系》。
近代早期西欧语境中的Turk，特指奥斯曼帝国境内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语人群。奥斯曼人的自称是“奥斯曼人”（Osmanli），所有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人，也都被称为“奥斯曼人”。奥斯曼人反感欧洲人称他们为Turk，在奥斯曼人看来，Turk 这一称呼只适用于中亚人以及在呼罗珊荒漠里过着单调生活的人。在19 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没有任何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突厥汗国的尝试，甚至都不知道后者的存在。近代西欧的Turk 概念在指涉对象上有一个延展，主要是因为学者发现了奥斯曼语与内陆亚洲所谓的“鞑靼语言”之间存在着联系。欧洲东方学家们借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逐渐将安纳托利亚、中亚、中国新疆、东欧鞑靼、俄国西伯利亚等地的突厥语人群，归类于“突厥语族”的语言学范畴之下。这一语言学成果，被19 世纪后期的突厥民族主义分子所利用，发展出了一套基于语言学概念的“泛突厥主义”政治话语。
19 世纪末在蒙古鄂尔浑流域发现了后来命名为《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石碑，用汉文和突厥文两种文字镌刻。这种外形酷似北欧如尼文的突厥文字被释读之后，迅速在西欧学术界引起轰动。鄂尔浑碑铭之于突厥学的意义，不亚于罗塞塔碑之于埃及学的意义。在鄂尔浑碑铭释读的推动下，湮没于汉文史料中的“突厥汗国”得以重见天日。一些“泛突厥主义”理论的鼓吹者把突厥汗国视为土耳其人历史上的王朝，并从汉文史料中断章取义，试图重构昔日帝国的辉煌。“泛突厥主义”的理论家还企图建立一个囊括欧亚大陆所有操突厥语人群的政治共同体。
然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突厥汗国灭亡之后，“突厥”的概念虽然在拜占庭、穆斯林、西欧等语境中继续使用，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语境中它所指涉的对象都不一样，根本不存在一种连续的、统一的所谓“突厥民族”认同。19 世纪以来，欧洲东方学家基于比较语言学发展出一套理论，把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突厥语人群，都归类于“突厥语族”的范畴之下，我们可以称之为“突厥语人群”或“操突厥语的人群”（Turkic-speaking people），它是一个语言学范畴。汉文中的“突厥”是一个历史名词，专门指公元6—8 世纪的草原游牧政权。
最后，我们衷心希望这套“突厥学研究丛书”能够普及有关突厥和突厥语人群的知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让突厥“祛魅”（Entzauberung，韦伯语），还其本来面目。

约瑟夫•马夸特（Josef Marquart/Markwart），德国著名的东方学家，专长伊朗学和突厥学，治学兴趣集中于欧亚大陆的历史地理学。马夸特于1864年12月9日出生于德国莱亨巴赫（Reichenbach）的一个农家，早年在图宾根大学学习天主教神学，后来转读古典语文学和历史学。获博士学位后，他前往荷兰莱顿工作。1912年，马夸特受聘为柏林大学的伊朗语和亚美尼亚语的全职教授，此后一直在柏林教书，直至1930年2月4日去世。
陈浩，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长聘副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学博士。学术兴趣包括突厥学、中亚史和全球史。著有A History of the Second Türk Empire（Brill, 2021），译著《全球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全球史讲稿》（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本书属于“突厥学研究丛书”第四种。作者约瑟夫•马夸特（Josef Marquart）在《库蛮民族史证》一书中利用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古代突厥文、希腊文、拉丁文、俄文等多种语言的史料，勾勒了10—11世纪之际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民族迁徙。作者把欧亚大陆西部的库蛮或波罗维茨与欧亚大陆东部的靺鞨、奚等民族联系起来，并对不同史料记载进行条分缕析和去伪存真，显示出作者精湛的史学素养和对重大历史课题的驾驭能力。本书在西方学界享有盛誉，此番首次译成中文，相信一定会推进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

1. 乌兹人与库蛮人
2. 库蛮与昆
3. 库蛮与钦察
4. 鞑靼与靺鞨
5. 鞑靼与基马克
6. 基马克与钦察
7. 钦察与库蛮
8. 康里、基马克和钦察
附录 1：对 “ 法尔本 ” 与 “ 库蛮 ” 关系的若干澄清
附录 2：关于奥斯曼人的起源
附录 3：札记
附录 4：《列王纪》的历史地理学价值
勘误与补正
跋
索引
补遗

今天我们该如何阅读一部100年前的欧洲东方学著作？
　


约瑟夫·马夸特（ Josef Marquart/Markwart），德国著名的东方学家，专长伊朗学和突厥学，治学兴趣集中于欧亚大陆的历史地理学。马夸特于 1864年12月9日出生于德国莱亨巴赫（ Reichenbach）的一个农家，早年在图宾根大学学习天主教神学，后来转读古典语文学和历史学。获博士学位后，他前往荷兰莱顿工作。 1912年，马夸特受聘为柏林大学的伊朗语和亚美尼亚语的全职教授，此后一直在柏林教书，直至1930年2月4日去世。马夸特无疑是德国东方学谱系中一颗璀璨的星，他不仅在伊朗学领域内著作等身，甚至在突厥学，尤其是对突厥碑铭的纪年问题，也做出过划时代的贡献。
马夸特在《库蛮民族史证》一书中利用多语种史料，勾勒了公元10—11世纪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民族迁徙。马夸特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中世纪穆斯林文献中的“昆”（即库蛮），甚至包括“凯伊”（即奥斯曼人传说中的先祖），可能源自中国东北的民族 —靺鞨。后来在历史上出现的“钦察”，则是源自与契丹关系密切的奚。钦察西迁的历史背景，是辽、金的改朝换代之际。他们与马札尔人、库蛮人和哈喇契丹人一起前往里海以北地区，其中哈喇契丹人前往基马克和昆人的地盘。作者认为广义上的“钦察”，其主体人口是乌古斯人，但吸收了昆人（库蛮）并采纳了他们的族名。于是，在某个历史阶段，汉文史料中的“钦察”，与俄文史料中的“波罗维茨”（ Половьци，单数形式 Половець），以及拉丁文史料中的“库蛮”（ Koman/Coman）和阿拉伯语文献中的“昆”（ Qūn），指的其实是同一个人群。
马夸特精通多种东西方语言，在书中从阿拉伯语、波斯语、亚美尼亚语、叙利亚语、俄语文献中摘译了大量史料，例如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的《帝国行政论》，叙利亚主教米海尔的编年史，还有亚美尼亚史家乌玛窦，以及穆斯林史家诸如亚库特、穆罕默德·奥菲、伊本·阿西尔、加尔迪兹和拉施特等。此书译成汉文后，也为我们中国从事西北民族史的学者，提供了大量一手史料，且其中多数语言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尤为重要的是，马夸特还结合域外文献，对汉文史料中（例如《北史·勿吉传》《元史·土土哈传》和《元史·速不台传》）出现的地名、人名和族名进行了详尽的考订。所以，《库蛮民族史证》这部书的汉译，对于我国北方民族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马夸特的这部书于 1901年1月动笔， 7月完成初稿，只是第 1—3节。初稿提交之后，作者又补写了第4—8节，以及附录部分。全书直到1914年7月才出版，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还爆发了两次巴尔干战争。作者没有脱离社会现实，在文中经常借题发挥，同情保加利亚人，鞭挞奥斯曼人 —即便这种态度与当时德国的官方立场相左。马夸特用“刽子手”“嗜血的野兽”等露骨字眼来形容奥斯曼苏丹哈米德二世，称他是与苏拉、尼禄、曼苏尔、皮萨罗和罗伯斯庇尔齐名的暴虐之君，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恶劣和城府最深的卑鄙之徒。
在奥斯曼帝国内部，Turk是一个极具贬抑色彩的称谓，指代“愚昧和野蛮的”安纳托利亚底层农民，而奥斯曼统治精英的自我认同是“奥斯曼人”。但是马夸特认为，恰恰相反，现实中的奥斯曼人反复无常、诡计多端、拐弯抹角和毫无底线，辅之以妄自尊大和无节制地越权。真正意义上的“突厥人”则是具有优等品质的民族，例如伏尔加河流域的不里阿耳人。马夸特指出，奥斯曼人把小亚细亚、亚美尼亚、东南欧和叙利亚的文明，淹没在血腥、犯罪和暴力所汇成的汪洋大海中长达六个多世纪。在马夸特的眼中，整个巴尔干半岛，从莱塔河和德拉瓦河，只有保加利亚人才是唯一诚实的民族 —突厥语人群的直率和尚武的品性，与斯拉夫式的忍耐和对农事的热衷，在保加利亚人身上有幸得到了融合。他反对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结盟对付保加利亚，并认为作为基督徒的保加利亚人应该是西欧的天然盟友。
马夸特对奥斯曼人的偏见和对保加利亚人的同情，源于他认为基督教文明要比伊斯兰教文明更加优越，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爱德华·萨义德把浸润在东方学学术土壤中的欧洲优越感，批判得体无完肤，并重重地扣上了一顶“东方主义”的帽子。在萨义德写作《东方学》的 1970年代，有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和道德动力，但这种动力在当下已经式微了。被奉为后现代史学开山鼻祖的萨义德，似乎没有耐心去梳理东方学三百年的实证主义学术传统，更缺乏客观和专业的评论。
东方学从17世纪起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术领域，19世纪达到巅峰，二战以后影响力开始消退。在当下的学术体系中，东方学内部的各个分支渐次独立，或与区域研究，或与史学研究合流，更加符合当下人才培养的目标。东方学诞生于启蒙时代，其学术理路是揭示隐藏于事物背后的、不为人知的联系（Zusammenhang），以此创造出新的“知识”。这种以“联系”为核心的知识生产，或是把史料中两个不同名称的人物比定为同一个人，或是把不同时空内的民族或人群通过迁徙和起源叙事搭建起共同的纽带。法国东方学家德金在18世纪中叶就尝试过把匈奴与匈人、柔然与阿瓦尔人、突厥与土耳其人联系起来。他的这些假设，直到今天仍然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课题。马夸特的这部书，则把中国东北的靺鞨与西方的库蛮联系了起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汉学家夏德曾在《跋暾欲谷碑》中硬生生地把阿史德元珍和暾欲谷“揭示”为同一个历史人物，其实也是遵循了自启蒙时代以来的这条东方学思想脉络。
东方学所强调的具有启蒙色彩的“联系”，与近几十年来流行的全球史有异曲同工之处。全球史也强调“联系”。当代著名的全球史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指出，全球史就是世界性体系内的互动史，处于其核心位置的不仅是全球性联系，也有在全球性结构条件下的联系。他在一次访谈中，对自我的定位就是一个“老派的启蒙主义辩护者”。康拉德也曾言简意赅地指出，全球史就是把历史进程、事件和人物，放置于全球互联的语境中考察。
我们该如何对待欧洲东方学的学术积累？中国有自身的史学传统，不能简单地用“落后多少年”这样的标准去衡量与西方学术的差距。人文学术的研究，更注重的是学者个体的修炼。如果我们在学术训练阶段，掌握足够多的工具语言，积极学习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就可以站到学术的前沿。在尽可能掌握东方学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做到继往开来 —既要对传统的“语文学”方法有所坚守，也要以诸如“全球史”的新学术范式来审视传统的学术议题，甚至开拓崭新的领域，方能推动学术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