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时期的语言哲学 平装

穿越经典注疏，探寻上古汉语时期的语言哲学。 
 

后 记
正文撰就后，不免再反思，到底什么是语言哲学？什么是中国古代 的语言哲学？
一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语言表达逻辑。内容是哲学的，语言表达 理应是哲学的，但这还是表层的，揭橥这些内容表达的语言表达逻辑， 当是语言哲学确凿无疑的内容。例如，《荀子•解蔽》、《正名》中语言表 达及其内在逻辑所体现的语言哲学。
二是中国古代艺文、文化思想的相关语言表达中的表达逻辑及其逻 辑思想。例如，《尚书》西周书二“典”《洪范》、《吕刑》的语言逻辑构成中的语言哲学。《诗》十五国风语言构境中的意境美哲学思想。
三是一般散文化作品，尤其是历史散文中的一般语言表达的语言哲 学，例如，《左传》语言世界中的哲思和史识。其实，散文本身就是充 满语言哲学的，散文何谓？似乎难以回答。《文选序》云：“事出于沉 思，义归乎翰藻。”一为经深沉哲思而挹事，一为由文翰藻采而见义， 足矣！
四是中国古代语言学、语文学著作中的哲学和逻辑问题。本书列述 先秦两汉语言学、语文学著作《尔雅》、《方言》、《说文》、《小尔雅》、 《释名》、《郑玄注》六大著论中的哲学逻辑问题。这些说明，极易与小学相混，全书不可避免地运用小学书的文句，但力求寻觅其深层次的哲学 问题。
五是汉代注释家们对上古文献的注疏解释中的解释哲学意蕴。例如， 《易传》中的解释学和语言哲学问题，为阐释上古原典而引后代注释文字 可揭示的上古语言哲学及注文本身的语言哲学问题。
由以上可知，拙作中的语言哲学非常强调语言逻辑这个基本点。就 语言本身而言，我们历来注重其语法、修辞的研究，但不甚重视其逻辑的研究，本书或可一补这方面的不足。但为研究语言哲学之需，不得不 扩大逻辑的外延，不能仅限于形式逻辑，而是模态逻辑，表达逻辑和逻 辑哲学思想，以适应对象研究本身的要求。
我们的体会是，如果你以语言哲学的眼光看待上古文献，则不时能 看到语言哲学问题。如果说，中国古代哲学还有个合法性问题在内，以 698后记语言学和语文学的眼光去看待古代文献，并发现其语言世界的内在逻辑， 则是天然合理合法的。可以说，中国古代语言哲学比中国哲学史更具有 普遍性。中国哲学史旨在研究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国哲学注重提供实际 行动纲领，与西方提供知识系统大不相同，中国哲学从经验事实走向认 知，从实践经验理性走向认识论，这是必然路径，但要继续走向哲学一 般之形上逻辑，形上智慧，则终隔一层，前无坦途。语言哲学则不同， 无论是语言表达，还是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的研究，其本身就已 具备的抽象性、形上性，固然首先为语言文字学、理论语言学研究所必 须，但语言系统的抽象性无不直接体现哲学一般之形上逻辑，形上智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语言哲学远比中国古代哲学更能揭示中华民 族的古代智慧，更能达到哲学一般之目标。
什么是语言哲学眼光？这是个大有讲究的思想理论问题。
首先是中国哲学在其建树的先秦时代就具备的名学逻辑思想，范畴 论思想及形而上的思想。
其次是西方哲学思想，特别是西方语言哲学思想。书中多处引用西 方哲学，特别是西方语言哲学的论述，意在立一参照性标杆，便于比较 研究，绝无西方优越论谬说之虚幌，亦无将上古作现代化打扮之招摇，仅为学理研究之便而设，特别是指向上古语言哲学的核心：研究对象的内涵和部分直接外延。
关于西方语言哲学，我的基本认识是：已有任何西方哲学的说法都 有它的上下文，适用范围，但作为原理层面上的内容，同中国古代哲学 一样，也有它的普遍性意义和价值，尝试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古代语言哲 学作原理层面上的比照，有利于“为我所用”、“深我所言”和促进东西 方学术文化交流，盖当“是夷所思”序列矣，而非“匪夷所思”。语言是经验事实的表达，古代的经和经学的内容是历史经验事实的归纳而铸成 的经典，诸子是经的流亚，是无数经验事实的深化，小学是语言经验事 实的条分缕析的总汇，为此，中国古代语言哲学一般不需要作形而上的
演绎而寻找其先验概念系统，而西方语言哲学恰恰在逻辑概念分析上下 功夫，努力寻找其先验概念系统及其逻辑结构系统，指向其先验概念的 逻辑结构系统。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研究也作语言研究的逻辑抽象，但语音、语义、语法研究本身就已具备抽象性本质，语言本身的抽象研究的 直接目的是彰显经验语言本身的逻辑结构，指向语言经验事实和经验内 容本身的逻辑解读，而非形成超越于经验语言之上的另一先验逻辑结构系统，这既是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优势和特点，也是它与西方语言哲学 699上古汉语时期的语言哲学 的区别所在。明乎此学理，就不会以西方哲学为标榜，而只会以中国古代语言哲学本身为大纛。
应该说，全书内容点滴都是围绕上述五个“是”两个“眼光”一个 基本认识而写的，全书内容并不处处贴上语言哲学标签，但怀兹在底， 念兹就里，底里所至，无不“五两一”矣。从这一视角看，与西方语言 哲学旨在“考察命名和指称等等的性质”，以及与“命名和指称”相关联 的“词语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美国语言哲学家威廉•莱肯语）相比，中 国古代语言哲学显然有自己的特点和无与伦比的优点。
本课题是2005年2月在一次学术选题交谈中应商务印书馆乔永的提议和约稿定下的，至今已快二十年了，说不上“十年磨一剑”，但说得 上“十年觅一砺”，朝夜以思，深怕失信于人，朝朝暮暮，总感“逝者如 斯夫”。课题确定后，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汉语史研究专家柳士镇先生一直加以肯定和鼓励，当铭记不忘。2010 年 10 月来澳门科技大学任职以来，又得到科大领导和同事的应允和多方面支持，如时间保证，居留方便，图书使用，精神鼓励，等等，亦知感恩。特别要说及的是，在项目结项评审中，三位匿名审稿人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深表感谢。本人亦遵从作了修改，如有铸错，责任在我。如此重大课题，如此开创性工程，本应赖多人之力，今渺予一人，讹误难免，恳切学界同仁圈错指失， 不吝赐教。
2018年10月交稿后，在编辑的鼓励下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重点项目（2019）并获批准（19FYYA 003），备受鼓舞，更倍感责任重大；在申报中，南京大学社科处马敬老师的敬业精神和帮助，时任文学院人事秘书佘卉提供的相关信息和种种帮助，南通大学文学院周远富教授、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盛林老师的与事帮衬，一并志此不忘。
李开
2018 年 10 月 6 日撰于澳门科技大学擎天居所 14 楼 F 1 号
2019 年 6 月 8 日、10 月 28 日修改于南京市秦淮河畔寓所
2020 年 11 月 29 日修订于澳科大 L 座 326 室
2023 年 6 月 1 日修订于南京大学文学院

李开，1943年7月生，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文学（语言学）硕士，哲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曾任南京大学文学院科研项目特任教授（2019年11月一2023年2月），澳门科技大学教授（2010年10月）、特聘教授（2011年4月—2021年12月）。研究方向为汉语史及相关理论研究。著有《戴震评传》（1992、2001、2011）、《戴震语文学研究》（1998）、《汉语古音学研究》（2008）、《语言学和文史语言研究集稿》（上集2015,续集2021）、《中国汉语文化》（2020）等。

本书以王力先生定义的上古汉语时期中的大部分，即春秋战国至东汉末为时间选择，以《尚书》今古文至许慎、高诱《淮南子》注释文字为文献依据，研论该时期语言哲学，述其范畴名、象、汉字、类逻辑、度、注释等，分群经基础、诸子发展、语学综合等专题作传统考论，除原典以外，尤重相关注释文字的助证，并在有限范围内作若干中西比较，寻绎中国传统语言哲学理路、史脉、文心和文例。本书尝试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思路、新途径，有一定收获和较多体验，可供语言文字学、哲学、文化学研究工作者参阅，也可作为学术文化教育教学和撰论的参考。 

壹 绪论篇  
一 什么是语言哲学
二 从经、经学到语言哲学
三 从诸子、诸子学到语言哲学
四 从史学到语言哲学
五 从语学到语言哲学
贰 范畴篇  
一 名（上）：正名  
二 名（下）：名辩  
三 象 具象思维
四 汉字
五 类 类逻辑
六 度
七 解释 注释 注疏
八 知 知识 认知 知行
九 数 理 术
十 道
十一 德
叁 群经基础篇（上）  
一 《尚书》历史反思、范畴巨构和语言体裁的指向  
二 《周易》形上语象系统和象数解释系统  
三 《诗》名辩、《诗》审美和《诗》本体
四 《三礼》主体名式和类旨  
五 《孝经》的人伦道德实践哲学的语言镜像  
肆 群经基础篇（下）  
一 《左传》语言世界的哲思和史识  
二 《公羊传》名例观照和“讥刺”例式下的丰富内容  
三 《穀梁传》立例求理的名式和思想  
伍 发展篇  
一 《论语》的语言哲学：正名、名辩、学习之实践  
二 《孟子》的语言哲学：述作引用、知言知人、以意逆志
和类逻辑  
三 《荀子》以《解蔽》和《正名》为集结的语言哲学  
四 《墨子》“三表”说和《墨辩》“经、说、取”的语言哲学  
五 《老子》的语言哲学宇宙  
六 《庄子》内篇的“齐物”、“逍遥”和“养生”  
七 《庄子》外篇寓言故事和相关名理  
八 《庄子》杂篇对“老聃之道”的诠释  
九 《韩非子》刑（形）名名辩和思辨中的语言哲学  
十 《公孙龙子》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的
语言哲学
十一 汉代建立新话语系统的代表作“四新”  
十二 西汉扬雄《法言》中的语言哲学
十三 东汉王充《论衡》中的语言哲学
陆 语言文字篇  
一 《尔雅》的类逻辑、名理解释和文化哲学大端  
二 《方言》中的语言哲学  
三 《说文解字》的语言哲学  
四 《小尔雅》中的语言哲学  
五 《释名》中的语言哲学  
六 “郑玄注释”音义大厦的语言表达逻辑之逻各斯构式  
七 许慎注、高诱注助建《淮南子》正文以道家为主的哲学
参考文献  
后记

什么是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当然首先应该与语言有关。上古的语言哲学，似乎只能讲先秦，会将古代语言学方言学名著西汉扬雄著《方言》和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排除在外；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从先秦至清末，更不必说还可将语言哲学延及近代、现当代，则非“集体创作”不可，岂可措一人之单薄气力，一人之拘牵思路！为将先秦学说之宏富和两汉经学（含小学）之盛大涵盖在一起，以“上古汉语时期”衔名限饰核心主题词“语言哲学”，是一符合上古汉语、上古语学与上古语言哲学相表里的内在逻辑的选择。关于上古汉语，王力《汉语史稿》把公元3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都叫作“上古期”。现在，学术界一般都以东汉（25～220）中期至隋代末为中古汉语时期，东汉中期（122年左右）以前，亦即《说文解字》成书并交出以前，为上古汉语时期。作此时间选择，语言哲学可从《尚书》、《诗经》一直讲到《说文》。这样做的好处是，以上古汉语为视域来看待上古的语言哲学，范围既广大又集中，但也有不足，讲到《说文》为止，则把东汉后期的语学代表作《小尔雅》和《释名》排除，把注释学名家郑玄《三礼注》也排除了。为求把语学精华包含在内，故本书以汉语史分期上古汉语时期、中古汉语早期为语言背景来考察古代语言哲学，但按王力先生“五胡乱华以前都叫上古期”的说法，至东汉灭亡皆可齐一为上古汉语。
“语言哲学”的语义重心在“哲学”，而不在“语言”。它首先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也应当是语言学、语言文字学的分支学科。或许有人会说，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尚且还有疑问，何来“语言哲学”？我们的看法正相反，中国古代有哲学，除了表现为道德论、知识论、认知说，而一般不表现为本体论、认识论等，还表现为语言哲学中的正名说、名象说、象数说、类分说、造字用字说等，恰恰需要研究古代的语言哲学，才能羽翼、丰沛中国古代哲学。“语言哲学”的语义重心、内涵所在、真值总归、价值指向，只能是“哲学”，而非语言本身。但也要注意到，既然修饰词是“语言”，又以王力先生命名的“上古汉语时期”为宏观背景，应牢记立足于语言文字谈问题，而非立足于社会、思想、意识，更非立足于物理世界本体、世界认识谈问题，如果说语言是第三世界的话，语言哲学恰恰就是第三世界哲学。第三世界哲学难道就不值得好好研究吗？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本质，是人区分于动物的标记；如果说动物也有语言，那人类的语言要远远高于动物的语言。语言哲学是人的哲学，是人学，是事关人类本质的文化哲学。汉字是记录汉语的工具，中国古代语言哲学包括从汉字引出的哲学问题。事实上，在一般哲学之前，即使仅限于语言文字问题、语言表达问题，它已经就是哲学问题了。丁福宁认为：“在探讨从经验的多之中寻找最终的一时，还有的问题即人是如何认识，以及如何以语言表达对这世界的认识，语言、思想和形上学因而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哲学之后，“我们看到每位哲学家在尝试说些有关这世界的看法之后，必然要说明的即他是如何获得有关这世界的看法。语言就作为一有意义的符号系统有着何种作用。海德格尔即明确地说语言是存有的家”。可知语言而哲学，哲学而语言，两者从未须臾分离过。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理论与语言哲学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这是两个问题，是不应该相混的。语言理论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抽象出关于语音、词汇、语法的具体理论和关于语言的一般抽象理论，它的最重要的内容，按照索绪尔的说法，是语言和言语的区分问题；语言哲学是以语言（更确切地说，是逻辑语言）与物理世界、心理世界的联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发现第一、第二世界，它的最重要的内容，按照弗雷格的说法，就是用“语境原则”或“上下文原则”研究命题的真假，在分析句子中认定语词意义会直接连到物理对象和心理过程；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因为“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而“命题是事实的图像”，故语言哲学需要分析逻辑语言命题，以走向“事实”，迫近世界，揭示本真。总之，语言理论以“语言——语言内在规则”为内容，语言哲学以“逻辑语言——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为内容。诚然，语言理论也是一种语境和上下文，如将其视作逻辑命题，它同样可以用来连接语言世界以外的世界。为此，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乔姆斯基，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理论中有某些命题语言，还因其语言理论本身的若干内容被改造成逻辑命题而连接物理和心理世界，才被视为语言哲学家。在古代语言哲学的研究中，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例如，以往我们研究先秦儒家语言学说，一开头就会引用《论语·子路》“正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里都是强调用词和说话的重要，可见孔子（前551～前479）“正名说”的基本方面是语言论。可是，当孔子将“正名”继续前行，而及礼乐、刑罚、社会治事，就是语言哲学的内容了，或者我们一开始就对孔子的语言论加以改造，直接把名和言理解成概念、名分、辩说、推理，这样与礼乐、刑罚、社会治事的连接更有同质性，这当然就是语言哲学问题了。我们坚持语言哲学与语言理论之间的区分和对峙，以使不相混，同时又坚持两者之间的相通和经过改造而转换成对方，以使不隔绝。
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有三个原因。一是源于维也纳学派的分析哲学的立足点就是语言逻辑分析，经过卡尔纳普（1891～1970）、蒯因（1908～2000）等人的努力，分析哲学蔚为大观，连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有时也被归入其谱系；二是20世纪早期发生的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这是西方哲学的一次根本性转折，标志着哲学家将语言取代意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取代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作为哲学的中心议题。“语言转向的最大特点是以现代逻辑的方法对语言进行分析，其直接结果是形成了语言哲学”，而语言哲学“是从现代逻辑这样一种科学的眼界出发，运用它所提供的一系列科学的系统的方法来分析语言”，从而带来了哲学研究在对象、方法以及内在精神各方面的转变和偏移。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近现代语言学自身的发展，从19世纪德国的历史语言学，洪堡特语言“世界观”和破解人类“创造性”之谜的学说，到当代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和语言先天能力的学说，除了从理论语言学本身进行研究，还需要从哲学层面上作出概括，这就使语言哲学带上了科学哲学的性质。前述陈嘉映《语言哲学》列出的索绪尔和乔姆斯基专章，就既可从语言哲学角度看，是对他们两人的语言理论作出的语言哲学改造；也可从语言理论角度看，对他们两人的语言理论作出了哲学概括，使理论语言学成了带上了科学哲学性质的新学问，成了科学哲学，而这种理论语言学科学哲学，恰恰也是语言哲学之一种。这正如西方语言分析哲学所指明的那样，以语言为对象作哲理逻辑研究，这是一种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以语言学为对象作哲学层面上的概括，也是语言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这两种情况，中国古代都不乏其例。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视野。以语言为对象的，如孔子、荀况（约前313～前238）以及名家的“正名”说，孟轲（约前372～前289）的《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说，墨辩名言说，道家道说和名言说，名家的“白马非马”说，《指物论》中的符号说，等等。以古代语言学为对象的，除了对孔子、庄子（约前369～前286）、荀子等人的语言学说的哲学改造，还有对语言文字学著作本身的哲学概括，如《尔雅》将天地万物分成19类，扬雄《方言》对历时性（“绝代语释”）和共时性（“别国方言”）的自觉意识，《说文》对汉字如何产生的思想方法上的反思，乃至《释名》对名号的阐释和应用，等等，都在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视域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