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饱含激情的传记式文字中,我们感受到白英对闻一多深切的理解、赞赏和钦佩。白英将闻一多的人生置于整个中国战争与苦难的大背景之中,将其学术选择置于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气氛之中,由此突显他之于“觉醒的中国”不可或缺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白英日记中用“王子般的高贵与平静”形容了两位中国知识分子,一位是闻一多,另一位则是鲁迅。另外,白英作品在西方出版时,书中同时刊出了不少中国人物的照片,其中较多中国政治人物的照片,只有闻一多和鲁迅这两位知识分子的照片入选。由此我们不难推测,白英看到了闻一多与鲁迅的内在一致性,并将二者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借助其照片形象,旨在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风貌。
另外,白英在评价其他中国知识分子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他们与闻一多做比较,闻一多既是引导白英观看中国的一双“中国眼睛”,也是影响他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如提到卞之琳时,白英强调他和闻一多都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也都是“中国最为杰出的诗人”。谈及张奚若时,白英也将他与闻一多相提并论,说“闻一多是社会的良心,而张奚若,这个社会学家,则是牛虻”。这里所谓“牛虻”,只是一种诙谐的比喻,以此说明张奚具有社会批判性。白英认为,较之于闻一多,张奚若更为直率、简单和温和,身体也更强健。他还着重指出:“闻一多和张奚若是两位最受欢迎的教授。他们之所以是最受欢迎的教授,是因为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以无畏和知耻成为众人的楷模,还对自己的国家没有任何怨言,只有巨大的爱。”白英与罗隆基也有所交往,他同样以闻一多为参照,评价罗隆基“工作很努力,讲话很出色,尽管他缺乏一种像闻一多那样能唤醒人们敬意和崇拜的力量”。
以病中的闻一多为中心,白英展开了种种联想、想象与回忆。白英虽未直接描写闻一多的事迹,也未提供多少新的证据说明他如何“最受欢迎”,但他却凭借独特的身份和视角,用心灵化和抒情化的诗性文字,向西方建构了一个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最受欢迎的教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