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经学文献八讲 平装浙大文献学研究生教程

古本《周易》和今本有何不同？隶古定《尚书》重现天壤？
许建平教授二十余年深耕，汇成精要八讲，讲述不同于传世面貌的敦煌手抄本“九经”，带领我们一探敦煌藏经洞的奥秘。 

☆名家精编的儒家经学讲义，带领读者丝滑进入中华文化的“根柢之学”。
☆专题化聚焦每一部经典：《周易》《尚书》《论语》《诗经》……从细节深挖敦煌写卷与通行版本的不同面貌。
☆彩色插页，丰富插图，直观呈现馆藏第一手写卷资料，读文也可读图。 


 

许建平，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副会长、九三学社浙江大学委员会委员、《敦煌研究》编委。主攻敦煌学、经学文献和训诂学，代表作有《敦煌文献丛考》《敦煌经籍叙录》《读卷校经：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二重互证》《敦煌经学文献论稿》等。

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学。本书在全面占有材料、系统整理和校勘文本的基础上，梳理儒家九经的成书、内容以及流传与演变过程，探讨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敦煌流传之经学写本的学术价值，揭示其与当时社会文化教育状况、地区风俗民情的关系。
本书重点讲解敦煌经学写本特色，以及学界前沿成果，同时对传统经学研究脉络、重要经学家生平著述作扼要介绍。阅读本书，既可一窥敦煌经学概貌，也能按图索骥，进一步找寻文献，深入钻研。 

前言
第一讲  《周易》——王辅嗣独领风骚
一 王弼《周易注》  
二 孔颖达《周易正义》  
三 陆德明《周易经典释文》  
第二讲  《尚书》——隶古定重现天壤
一 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  
二 孔安国《古文尚书传》  
三 陆德明《尚书释文》  
第三讲  《诗经》——毛郑诗一统天下
一 毛亨、郑玄《毛诗传笺》  
二 孔颖达《毛诗正义》  
三 佚名《毛诗音》  
四 佚名《毛诗注》  
第四讲  《礼记》——小戴《礼》一枝独秀
一 郑玄《礼记注》  
二 孔颖达《礼记正义》  
三 李林甫等《御刊定礼记月令注》  
四 佚名《月令节义》  
五 佚名《礼记音》  
六 陆德明《礼记释文》  
第五讲  《左传》《穀梁传》——杜元凯独占鳌头
一 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二 佚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节本》  
三 孔颖达《春秋正义》  
四 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  
五 佚名《春秋穀梁经传解释》  
第六讲  《论语》——郑、何注双璧辉映
一 郑玄《论语注》  
二 何晏《论语集解》  
三 皇侃《论语疏》  
四 佚名《论语音》  
第七讲  《孝经》——众家注竞效短长
一 郑玄《孝经注》  
二 唐玄宗《孝经注》  
三 佚名《孝经注》残卷  
四 佚名《孝经注》残片  
五 佚名《孝经郑注义疏》  
六 佚名《孝经疏》  
第八讲  《尔雅》——郭景纯擅美当时
一 《尔雅》写本与科举考试
二 《尔雅》写本的校勘价值
附录
本书引用经籍版本一览表
图版出处
参考文献

1900年，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出土了6万多件南北朝至宋初的珍贵文献，其中儒家经籍所存者九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共有357件，多为六朝及唐五代抄本，在经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敦煌古人怎么读《周易》？
王弼《周易注》是唐朝科举考试中的考试文本，当时敦煌人学习《周易》，不排除是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可能更多的是占卜的因素。《秋胡变文》中言秋胡为了功名，外出求学，所带图书“并是《孝经》《论语》《尚书》《左传》《公羊》《穀梁》《毛诗》《礼记》《庄子》《文选》”，其中没有提到《周易》。可见当时人，并不把《周易》作为重要的科举考试科目来看，结合今所见敦煌《周易注》写本中皆是王弼所注的六十四卦内容，不见韩康伯所注的有极强哲理色彩的《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诸传，这应与敦煌当地广泛流行占卜有关系。……有人认为，敦煌写本中运用《周易》六十四卦占卜的卜法类的数术书，是敦煌民间卜卦先生“卖弄了一下他们所知的《易》之卦名，用来蒙骗那些无知识的敦煌百姓，故作玄奥，实际上与具有深奥哲理的《易经》卦词没有联系”，这是完全没有理解《周易》与后代出现的占卜文献源流演变的关系。黄正建认为，《周易》虽然是儒家经典，但唐人更愿意把它与旁门左道联系起来，因此大思想家中的研究者很少。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阜阳汉简《周易》的卦、爻辞之后，接写不少卜辞，说明汉时是把《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使用的实用本子。敦煌当地人学习王弼《周易注》，本质上极有可能也是为了更好地学习与理解易占、卜法之类的占卜方法。

☆敦煌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借酒浇愁”
白文本与经注本的讹俗之区别是否是学生默写与临摹之不同所造成，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暂且不论。但白文《论语》及有注释的《论语集解》写卷，在有题记的写卷中，多有学生署名，那是确实的。
学生在抄写或学习《论语》时，也会在卷末题词，发表自己的感想。如P.3534号卷末题记“亥年四月七日孟郎郎写记”后又题诗一首：“田田天上云，父母生我身。小来学李坐，今日得成人。”“李”为“里”之同音借字，学里，即学校里。BD04291《七阶佛名经》卷背杂抄的诗中也有这样一首诗，可能是当时在学生中颇为流行的一首诗。P.3433号卷末题记“丁未年十月十六日张坚坚写毕功了。手恶笔苦，多有错厥，朋师见者，即与盖却”。可能是学生抄写《论语集解》后，要交给老师审阅，所以在卷末写上一段请老师手下留情的请托之语。而P.3305卷末题诗：“今朝闷会会，更将愁来对。好酒沽五升，送愁千理外。学生李文段书一卷。”则反映出学生对于抄书的郁闷心情，需要借酒来浇愁。

☆陈垣有误？缺笔避讳起源于哪年
传统的避讳学材料，依据的主要是宋元以后刻本，这些刻本所依据文本，是经过长期流传而后定型的，已非本来面目。而敦煌写本基本上是隋唐五代写本，保存了当时人抄写的原貌。特别是其中的唐写本，其文本内容反映了唐代时期的避讳现实，可以利用这些避讳字来研究唐时的避讳现象。
以前我们一般根据陈垣《史讳举例》的说法，认为缺笔避讳的方法起于唐高宗李治时。P.2530《周易注》“虎视眈眈”句（参见图1），“虎”字缺笔，“虎”为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避讳，而同卷中，“世”“民”“治”“隆”诸字皆不讳。这件写本有唐高宗显庆五年（660）的题记，但与正文字体不同，并非写卷的抄写者所书，而是后来的阅读者所添。如果按照缺笔避讳起于唐高宗时的说法，这件写卷只讳“虎”，而不讳太宗与高宗，就难以解释了。

☆敦煌藏经洞文物的真伪问题
我们一般认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收《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目》《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所列敦煌写卷均为藏经洞文物，其来历没有问题。但关于P.2500郑玄《礼记注》写卷，玄幸子对它的来历提出了怀疑，她发现写卷中“嗟”“杀”“葬”“舅”等字上有现代人涂改的痕迹，这些黄色颜料涂改的字下面透出白色胡粉，这些改过的字都是正体字，而被改动的那些字原本应是俗字，因为写卷其他没有被改动过的地方，该字仍作俗体写法。所以这个写卷极有可能不是出自藏经洞。关于伯希和写本的问题，也有其他学者提出过类似的疑问。松元荣一发现伯希和掠去的敦煌绢画中，有蒙古文字而且是非常新的蒙古文字。于赓哲从P.3810号写卷中的药名、避讳、字形、俗字、宗教内容等角度考察，认为这个写卷是元代以后的产物。荣新江云：“斯坦因、伯希和已经指出，在他们到来之前，王道士曾将别处发现的晚期材料放入藏经洞，伯希和还特别指出他在洞中见到的清光绪年间刊印的小本道经。”所以，这个P.2500号写卷也有可能是王道士从别处移入藏经洞的。

☆郑玄《论语注》重现世间？
郑玄《论语注》大概到五代时已经亡佚了。王谟《论语注》序录：“郑注《论语》，自周、齐至隋，盛行于人间，《唐书》犹著录。至赵宋始不入志，意五代之际其书已亡，故未见有传本。”最早辑郑玄注的是南宋王应麟，有《论语郑氏注辑》二卷。至清代，辑佚者众多，有王谟辑《论语注》一卷、宋翔凤辑《论语郑氏注》十卷、黄奭辑《论语注》一卷、劳格辑《论语郑注》、陈鳣辑《论语郑注》十卷、袁钧辑《论语注》十卷、孔广林辑《论语注》十卷、钱枚辑《论语郑注》一卷、王仁俊辑《论语郑注》一卷、龙璋辑《郑注论语》一卷，但即使穷搜博采，所得也仅200余条，且多为孤文断句。
西域地区发现郑玄《论语注》写本后，马上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10年，内藤湖南、富冈谦藏寄给罗振玉的西域古文书复印件中有《论语子路篇》残注，即今编号为大谷8088的吐鲁番写本。罗振玉考定其为郑玄注，在《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中影印，并撰《论语郑氏子路篇残卷跋》，这是为世人所知的第一件郑注《论语》写卷。1913年，罗振玉得到伯希和所寄P.2510写卷照片（参见图2），在《鸣沙石室佚书》中影印出版，并撰《论语郑氏注》提要一篇，这是关于敦煌《论语》写卷的第一篇论文，是为世人所见的第二件郑玄《论语注》写卷。迄今共在敦煌写卷中发现9件郑玄《论语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