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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博物馆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汇集之作
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在用人类学理论观照和指导博物馆实践,以及在博物馆里开展人类学研究这样两个维度上展开理论探索,对于当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发展,具有无限丰富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性价值。第三届博物馆人类学会议水平高,成果突出,颇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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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博物馆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汇集之作
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在用人类学理论观照和指导博物馆实践,以及在博物馆里开展人类学研究这样两个维度上展开理论探索,对于当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发展,具有无限丰富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性价值。第三届博物馆人类学会议水平高,成果突出,颇可借鉴。
“文化遗产与共同体”,是第三届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的主题。结集成书的这一本会议论文集,既是中国博物馆人类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的呈现,也是研究多方向多主题的具象化表现。所涉论题宽广、视野开阔,对前沿问题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全书共收录论文20篇,分为六个主题:主题演讲、表征共同体、多角度叙事、遗产的可能性、博物馆叙事的世界经验、收藏实践反思。
1936年,时任河南博物馆馆长的王幼侨在《博物馆应注重民族部及其研究之范围》一文中谈到:“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则高矣远矣,不可捉摸,惟即器以求道,庶乎近之。”他将博物馆文物展陈旨趣直指“提高民族的意识,恢复民族的道德,激励民族的精神”,即中华民族意识自觉之“道”。民国时期王幼侨对博物馆功能的理解与认知并非孤例。随着国人自主创建博物馆、临时展览会等活动的兴起,这一具有“知识形塑”功能的公共空间开始结合民族文物展陈,以真实感、现场感承载起“即器以求道”,沟通内地与边疆,传播中华民族知识,促进中华民族意识自觉的重任。这种具有强烈社会教育功能属性的展陈,也被博物馆学研究者视为脱离神庙式展陈,转向具有“阐释性”“表达性”,即超越器物物质属性,赋予其功能意义的新型展陈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民族文物的策展者深受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双重影响,均刻意区分自建博物馆与来华外国人所建博物馆。 为此,本文主要以中国自主筹设的民族文物展陈为研究对象,通过“知识考据”的方式,还原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在风云诡谲的历史情境中,如何结合理论知识与现实关怀,动态地将民族文物展陈作为利器,向普罗大众展现和传播中华民族知识,促进中华民族自觉意识。
节选自“民国时期的民族文物展陈与中华民族知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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