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音乐的哲学 平装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学家站在人类思想发展的立场对古典音乐的解读。

“奥斯维辛后，写诗是残忍的。”——当我们阅读这本书时，可能就会想起这句话。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句名言正来自这本书的作者阿多诺。
在阿多诺的笔下，“音乐研究”（尤其是两次大战后的音乐研究）既不是一种精致的闲暇消遣，用来展示某种高级趣味；也不是学究式的自说自话，用来彰显其玩世不恭。
阿多诺研究了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所谓“新音乐”，尽管很多人认为“新音乐”并不悦耳，但阿多诺赋予了这种音乐以特别的意味。
例如，勋伯格的音乐就被视为这种新音乐中代表着“进步”甚至“激进”的方向，它仿佛在消极地抵御着什么，又在极力地捍卫着什么。阿多诺认为，这种音乐是一种非语言的抵抗，表达了“人类那种无法美化的苦痛”。他说：“这种冲击阐明了无意义的世界。新音乐将自己献祭给了这个过程。它自己承载起这个世界的全部黑暗与罪孽。”这也是为什么，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关于奥斯维辛的那句话会萦绕在人们耳边。
当时，有人认为新音乐“不好听”，现在，有人认为这本书“不好读”——它有着哲学的固有的严谨和贯彻到底，尤其是辩证法带来的语言上的回环反复，而且它严格地由乐理出发，丝毫不回避音乐中最复杂的结构。从思想性质上来说，本书还呈现了与人类自身状况纠缠至深的现代生活。但是，我们还是要将这本书推荐给喜欢音乐、期待阅读能够带来专注与宁静的朋友。
本书的译者青年学者罗逍然在序言中提到：阿多诺无奈地批评甚至讽刺，那些商业社会的“受害者们”决然不会翻开本书读上哪怕一页。但是，今天的我们谁能说自己没有受到文化消费主义的侵染？阿多诺的作品要求认真的阅读与长时间的思考，作为回报，我们也会在阅读时获得明心的感受，并且更加了然自己与社会、文化和历史之间的关系。
智性的生命不会对哲学语言的挑战感到厌倦吧？


 

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1903-1969），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以及作曲家。1921年入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和音乐，1924年以论文《胡塞尔现象学对物体与意识的超越》获博士学位。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奠基者。
阿多诺的哲学思想着重于社会批判的面向，其社会批判思想也让他自1945年起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取得显赫的学术地位，因此被外界称为“社会哲学家”。此外，阿多诺深谙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博士毕业后曾赴维也纳跟随勋伯格小组学习作曲。他的音乐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最具特色的。
作为二战后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文化和音乐评论家之一，虽然阿多诺在非德语圈的知名度不如他同时代的许多哲学家（比如伽达默尔），但他对战后德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实则更大。20 世纪 60 年代，他是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的最主要挑战者。1970 年后德国最重要的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曾是阿多诺的学生和助手。
当前民族民粹主义和独裁政治的兴起，使人们对他关于大众主体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新产生了兴趣。阿多诺的影响范围源于他的研究和他工作过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跨学科性质。
此外，阿多诺作为哲学家和批判理论家所做的工作，他的大量音乐评论，以及他作为战后德国杰出的文化和社会评论家以及公共知识分子所发挥的作用，也对当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罗逍然，华盛顿大学古典学博士，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为古希腊罗马的叙事诗与叙事诗传统、古希腊瓶绘与音乐学，精通古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并掌握德、法、意文。主要译作有译自古希腊文的《〈赫拉克勒斯之盾〉笺释》和《<阿尔戈英雄纪>正文和笺注》，译自英文的《柏拉图与赫西俄德》，以及查尔斯•罗森《音乐与情感》《意义的边界》和《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

20世纪初，西方音乐中调性体系解体，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成了历史的回响，在这之后，音乐前进的方向究竟在哪里？勋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等作曲家各自给出自己的解答。对此，在《新音乐的哲学》一书中，阿多诺认为，调性体系的解体是音乐、思想、历史与文化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精神在工业文化的压榨下发出的痛苦但却真实的声音。在此基础上，阿多诺认为勋伯格坚持遵循这个必然的趋势，处在“进步”一极；而斯特拉文斯基和后来的新古典主义作品，都以各自的方式力图倒退回精神在现代性出现之前的状态，这让主体在这些作品中遭到消解，因为复古意味着忽视历史为主体所带来的苦痛，忽视主体在此时此刻的感受，处在“倒退”的一极。
在阿多诺看来，进步和倒退并不必然等同好与坏，应辩证地看待。具体说来，勋伯格的毫不妥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商业化社会所做出的防御性反应，所以有着消极的成分，而斯特拉文斯基的复古主义与原始主义却又在客观上体现出现代生活中的精神病特征，因此具有很强的现代性。